一部历时四年完成的浩繁长卷，一册生生不息的奋斗篇章。400多万字、200多幅插图，演绎出四川上自先秦、下迄1949年的坎坷与辉煌。
这是一部凝聚学者智慧的“治蜀通鉴”。主攻先秦史的段渝、擅长民族研究的李敬询、对古代经济颇有心得的张学君……20多位学者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四川的兴衰发展。
这，就是重新修订的《四川通史》。
盛世修史。今天，当四川的发展站上新的历史高点，回顾数千年来路，新版《四川通史》将回答：四川在全国的地位，四川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四川历史发展的高潮、低潮以及四川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本报记者陈四四“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武侯祠内的一副名联。正是出于为“治蜀深思”提供史鉴的初衷，重修《四川通史》作为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科研项目，于2004年底由省委宣传部批准正式立项。
“重修《四川通史》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编修一部立足于现实，深入而不深奥，浅出而不浅薄的历史巨著。所谓"信、通、特、新"，就是要修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书，一部融会贯通的史书，一部有四川特色的史书，一部具有创新性的史书。”新版《四川通史》的总主编之一、省社科院研究员贾大泉告诉记者，如今新版《四川通史》已进入“快马加鞭”的冲刺阶段，预计全套将于今年底与读者见面。
《四川通史》原有一个老版本。它从1983年开始编修，断断续续努力了10年，直到1993年才出版。从开始编修到成书之后10年，这20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变有目共睹，人们看待中国历史的眼光同样发生了巨变。加上新的考古发现更层出不穷，金沙遗址等辉煌考古成果面世，出版一套新的《四川通史》显得格外迫切……所以，2004年底确定重修《四川通史》。
“重修，就是要打破原有认识水平下存在的框框。不是小修小补，新思维、新观点、新看法都要在重修中体现出来，”贾大泉说。
思维和角度发生了转变，首先体现在分卷方式的变更上。清史是重修中变化最大的部分之一，它不再人为地被“截成两段”。
新版《四川通史》副主编吴康零介绍说，老版本共分7卷，后三卷分别为《元明清卷》、《近代卷》和《现代卷》。这样的分卷方式，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分水岭”，把清代历史截然划分为两段。这次重修还是保持7卷，但后三卷变为《元明卷》、《清代卷》和《民国卷》，近300年的清史终于“完整”了。
更大的转变还在内容。原来清史被视为“反面教材”，贬得多，褒得少。但重修中，学者开始以“古典社会向近代化转型时期”的新眼光看待清史：大小金川之役、川楚白莲教起义、川江通轮、川边改革开发、保路风潮……清代全国发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与四川有关。当时四川的很多改革成果，如股份制经营、改良川剧等措施，一直传承至今。实际上，清代四川社会的发展变化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复杂、更深刻、更急速。
第7卷《民国卷》至今未能交付出版社，其原因也在于思维的转变不够。两年前负责重修的学者，依然用“反动”一词来评价民国历史，这样的老眼光没有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对待这段历史，贾大泉感到需尊重事实，“民国历史，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民主共和转型的重要历史进程，民国政府实行的制度与封建社会相比是有进步性的。”
在民国史中，更应该看到四川对全国的贡献。贾大泉用了“抗日民族复兴基地”这一概括语：“过去一提起抗战，都说四川是大后方，其实不然。当时重庆为陪都，四川也由此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外交中心，这在四川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川军出川抗战，四川为全国供应粮食、军火，保存文化火种……一系列史实说明四川是抗日民族复兴基地。
在老版中，“反日机轰炸”仅有几千字，新版中却有了3万多字的篇章。贾大泉激动地说，四川承受了太多苦难，但四川人的抗战精神、爱国精神更令人感动，老百姓踊跃捐款，宁愿啃树皮也要按时交粮，就是想齐心协力打败日本鬼子。“过去我们对这一点认识得并不深刻。”
大约在几个月前，宜宾一位姓袁的先生找到了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说自己是明玉珍义弟的后代，原本姓杨，因明玉珍政权覆灭后继续抗明而改姓。此行，他给陈世松带去了明朝廷招安先祖时所赏赐的对联等。陈世松对此很兴奋，袁先生的线索为他的新发现———元明之际四川的明玉珍政权组织了“湖广移民”———提供了又一有力佐证。
陈世松是新版《四川通史》另一总主编，此次负责第5卷《元明卷》。他发现老版本中归入元末部分的明玉珍政权，实际既不属于元，也不属于明，“它是一个元明之际的独立政权”，建立了大夏国，并有组织地开展了以湖广居民为主的大规模移民运动。这意味着“湖广填四川”最早是发生在元末明初。
根据袁先生的线索，陈世松查阅了《明实录》，过去被忽略的细节浮出水面：明朝覆灭明玉珍政权后，又招安其余部6000多人，并赏赐了对联等物品。再查阅宜宾、泸州等沱江沿线城市的地方志，上面都记载着洪武二年（1369年）奉旨入川。但是，洪武二年朱元璋还没有统一四川，直到洪武四年才进川。陈世松由此断定，奉旨入川是奉大夏国的旨。
在陈世松看来，大夏国组织的移民开始改变四川的社会主体。四川人口大“换血”历史上有6次，但是，宋代以前的移民，是由北向南，大多是北方的官员、世族、文人等入川，土著在当地仍占多数。但元末明初之后的大移民，是从东向西，大多是平民、商人、囚徒等入川，居民构成逐渐“宾主倒置”。四川居民渐以湖广人为主，风俗习惯和语言也在明代定型，“四川不再是最初的土著四川。”
重修中学者们博采众长，吸收了近10多年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成果，涉笔也更广，言及社会、文化、民族、风俗等各个领域。比如在研究风俗中，发现明代四川思想家来知德曾撰文说，明万历年间四川山区梁山（今梁平县）每逢办丧事就饮酒鼓乐，而宋代之前传统文化中寄托哀思的方式是必须摒弃一切物质与精神享受，不饮酒、不食肉、不作乐等等，所以来知德谴责这是由蒙古人带来的。可陈世松却考证出丧礼文化的变迁：宋代四川的经济已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庶，至晚期好热闹、慕奢华的生活情趣表现在各个场合，丧礼也不例外。所以办丧事时喝酒吃肉的娱乐风气，不是元代由蒙古人带来的，在宋末的四川已萌芽。
从社会关系研究的角度，发现了明代四川宗藩用金钱建立起与朝廷密切的关系，虽不干政但握有实权。而结合绵阳双包山汉墓出土的漆木人，说明世界上最早研究经脉流注并制作出模型的是四川人……
《四川通史》重修已近尾声，学者们最大的感慨是对四川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思考。他们查阅的史料越多，越感到需要用事实还原历史的真相。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就颇有感触，在对水利建设这一秦汉时期热点的关注中，他第一次从都江堰的排水输沙功能出发，思考成都平原“水旱从人”的根本原因。
“过去研究都江堰，史学家只看到其灌溉、防洪功能，却很少留意它排水输沙的功能。”罗开玉娓娓道来，为什么黄河河床年年增高，常常泛滥？因为从上游冲下的河沙淤积在河道。但在成都平原，由于都江堰设计得巧夺天工，利用洪水时节排沙至外河道，而灌溉河道泥沙少肥料多，流经之处土壤松软，也就不用像北方那样需要经常从山上担土来换田土，农活的强度大减，所以蜀中妇女小孩均可下田劳动。
重新思考历史，也重新评价历史。“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并不懦弱”，这一观点推翻了史学界的旧论。蜀汉政权共有43年，后主刘禅在位41年。他不仅重用诸葛亮，也大量起用蒋琬、费祎等贤者，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当曹魏军队进攻成都，他之所以选择投降，是想避免人民因围城遭到杀戮。“刘禅是一个胸怀宽广的君主。”罗开玉这样评价。
历代君主如何治理四川？能为现代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参照？这些都是学者们致力研究的问题。四川历来是多民族地区，学者们发现，四川数次动乱与频频爆发的民族起义密切相关，与朝廷取消优待政策、加重民族负担、没协调好民族矛盾等因素有关。汉代如此，两晋南北朝如此……“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些治蜀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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