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利川冷库爆炸案发生后，国人围绕着赔偿金问题讨论不休。面对人均赔偿高达2.4亿韩元（1万韩元约合76元人民币，2.4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96.7万）的新闻，网友们惊呼“死也要死在韩国”。
这下，有些媒体急了，表示“没那么多”，“中方死者的赔偿金额要远远低过韩方”，只有1.478-1.79亿韩元（《国际先驱导报》1月18日）；有些评论员也按捺不住了，表示：“（在中国）20万元一条命是何等廉价的换算。
对于人均国民收入10倍于中国的韩国来说，以10倍的价格赔偿一个中国工人的生命，有何生命尊重可言？”（新华网1月18日，刘洪波《韩国利川案赔偿体现了尊重生命吗？》）
可惜这样的“提醒”并不能打动我，恐怕也不能说服那些“崇洋媚外”者。原因无他，外国人尽管不“尊重”中国人，不给中国人以平等待遇，但在程度上远不如中国人自己相残相慢来得厉害。刘洪波先生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道：“在中国，大量的人命以极低的价格处理。在有的地方，矿难发生以后，地方政府主持的赔偿竟以5000块钱加500斤粮食的方式了结，原因是黑矿主跑了。黑矿主跑了，人命就是5000块钱，这样的公式竟由政府给出，好像黑矿主得以开矿，政府全无责任一般。但现在，事故死亡似乎也渐渐有了某种"官价"。例如煤矿死难，大致上是20万元。”此次，韩国方面赔偿得再少，那也是按中国的最高标准算的——这不刚好跟中国“接轨”了吗？
俗话说得好，“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杨雄《法言·君子》）“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中国人对待同胞的生命尚且不尊重，处理方式尚且不平等，又怎么好意思要求外国人对中国人绝对平等呢？至少这双重标准的话，我是说不出口的。
其实，只要稍微读一点历史，就不会对这类现象感到莫名惊诧了。近代史上大量华工出国，虽然国外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工资也少得可怜，但每个月两个银元的收入仍让不少华人趋之若鹜；抗战期间，河南发生旱灾，饥莩万里，但许多人不是往大后方跑，而是往有日本人的沦陷区跑；20世纪50年代末，珠三角、西藏、新疆等地的大量难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叛国投敌”……如果不了解相关背景的话，那么你只会谴责所谓帝国主义或反华势力的侵略与攻击，只知埋怨有些国人没有民族气节，甚至读得稀里糊涂，自相矛盾。老舍在《茶馆》里悲痛地写道：“我爱这个国家，可是谁爱我呢？”这样的话，在今天读来仍是那么地掷地有声，又令人心碎。
我一直相信老百姓并不傻，也很善良。他们最关心自己的利益，懂得怎样趋利避害，哪怕只能被动地选择。他们可能不会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一类的古话，却最善于实践这个道理。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一旁指指点点的时候，也别忘了提醒自己一下：我们了解他们的苦衷吗？“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大道理虽然听上去很美，却一点儿用也没有。如果大环境不改善，那么这些网友在看完相关的报道与评论之后，恐怕会说：“虽然他们可能不够尊重我，但我还是想死在韩国。”（陈赐贵）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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