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剧照 中新社发 吴芒子 摄
2008年的第一场“火”来自一个意外发布的“绯闻事件”，胡紫薇“揭”张斌第三者的事件，瞬间点燃全民的“八卦”热情。在大家津津乐道种种绯闻是非时，却越来越少人提及“婚姻”之于家庭双方的界限。“家里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成为中国现代都市中的一种“流行”。当“流行”慢慢成为“正常”时，我们发现，这一代人的婚姻已经到了一个该反思的节点。我们的焦点集中在35～45岁、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颇丰的“中产”家庭。
当车子、房子、孩子、位子，一切的奋斗目标有了眉目，随之而来的却是迷失和无所适从。面对日渐平淡的感情和新的诱惑，“婚姻”在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挣扎。
“这一代”人的婚姻注定内心分裂：受教于封闭的纯真年代，拼杀于开放的花花世界；失去了传统道德的围栏，却又无法真正自由地跑马；奉行“从一而终”，但很少人相信白头到老。爱了，婚了，散了，一代人跌跌撞撞到中年，感情没着没落，结局没黑没白
本刊记者/罗雪挥 实习记者/李楠 她始终怀念那段好时光。上个世纪90年代初，王仪(化名)和李健(化名)在西部一所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上相遇。两个人是老乡，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就走到了一起。他忙着做论文，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她静静地陪伴在他身边，两个人几乎不说话，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感觉很温暖。
大学的恋爱单纯而宁静，那时的人还很少敢有出格的，王仪的女同学里甚至还有人以为如果男女间靠得近了，女人就会怀孕。真的感情也真的简单，恋爱的活动无非是一起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吃最便宜的小吃，活动地点不外图书馆和自习室。
毕业后，两个人费尽周折，最终双双留在了北京，顺利地结婚，生子，过着清贫而安乐的时光。房子是单位——一家部委研究所分的，需要和另一对小夫妻合住。婚礼只是请同学们简单地吃了顿饭而已。变化是从李健换工作开始的。
1990年年底，李健跳槽到了一家知名外企，事业自此上了快车道。他频繁被猎头公司挖角，每挖一次，年薪便以10万的速度增长。李健飞快晋升进百万年薪阶层，王仪开始购买各种以前不敢想象的高档品牌，化妆品只用兰蔻。他们成了同学中最早买房、买车的那一拨，一家人很快搬进了大房子。生活一直算圆满，直到王仪无意中发现了李健手机上的一条暧昧短信。
狐疑的她当即记下了那号码，而后设法调出了李健的电话记录，结果发现李健每天至少与该号码通话20分钟以上。在王仪锲而不舍地追查下，另一个“她”浮出水面——一个更年轻温柔的女孩儿。一向对爱情与婚姻充满自信的王仪瞬间崩溃了，在毁灭性的争吵后，她提出了离婚。李健试图挽回，但王仪很坚决。
王仪提出考虑详尽甚至苛刻的离婚财产分割方案。李健付清了全部房贷，在留下了车子、房子，承诺每个月给女儿支付上万块钱的抚养费后，几乎是净身出户。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李健事业成功，但是至今没有再婚；王仪虽然见了若干个对象，但是总不满意，她忘不了那段纯真的时光，也很难找到与李健条件相当的人，她甚至无法接受对方每月只挣一万多块钱。
年近不惑的方滨(化名)也面临着和王仪同样的情感难题，只是在“证据”面前保持了沉默。这个相貌堂堂、行事像个“爷们”的男人，起初对妻子爱上他人大惑不解。两人均是大学毕业，自由恋爱成婚。方滨平时工作很忙，常常需要出差。方滨从来不把在单位的烦恼带回家，但是也常常会因为太累而懒得说话。妻子则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喜欢倾诉。
“他”是偶然闯入的。其貌不扬，但是为人体贴和气，做得一手好菜。无论她在哪儿，“他”常常是做好了饭，就一袋一袋地拎来，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吃；而她逛街时，“他”抱着她的衣服和包，静静地在一旁守候。方滨也是通过一条短信发现妻子有情况的，此时他们刚刚拿到了第二套房子。方滨委托私人侦探调查，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原来每当自己出差，甚至每晚打电话给妻子时，妻子都在家留守。但是一入夜，妻子便出门奔“他”而去。妻子近日正式提出了离婚。方滨不同意，他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理由只有一个，曾经漂泊相依的日子，终不忍舍弃。
婚外情：“头号婚姻杀手” 王仪、李健和方滨都属于这样一代人，大部分的“60后”(出生者)和小部分的“70后”构成的一代。近年来，中国离婚率逐年上升，自1995年以后，每年离婚人数都在100万对以上。《当代中国家庭巨变》一书中，作者丁文、徐泰玲记述，“就全国而言，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婚外情所造成的离婚案，约占离婚案总数的25%～35%，90年代中期至今，据一些地方法院统计，这类离婚案件占离婚总数的40%～50%，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达到60%以上。”
“2007年，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一共承接了80桩案件，涉及离婚的案子达到60桩，35岁至45岁上下的人几乎占了四分之三。而且当事人层次较高，杨晓林所在的律师所收费门槛为6500元，客户包括上市公司老总、外企高级白领、也有大学教授及主持人。其中，婚外情成为重要的离婚诱因，杨晓林表示，除了少数捕风捉影，大部分婚外情都确有其事。
“到我们这里来的，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北京好猎手国际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董事长常联永告诉记者。他的当事人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和经济背景，工作单位不乏“世界500强”。常联永曾经做过十多年刑警，调查出轨证据是该公司的核心业务之一。此项目该公司的报价为8000元，有时一天花费就上千元，比如紧随出轨方在高速路上追踪，或者坐飞机从北京追到上海，又追到深圳；对方住高档宾馆，侦探也住高档宾馆。常联永表示，大部分委托人起初都只是怀疑，而一旦付诸侦查，往往“结果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去年夏天，常联永曾经举着摄像机到北京一家豪华酒店门口取证，一位司机当场就不干了，一边下来吆喝不许拍，一边遮上了车牌。晚上10点多，当人们纷纷向外涌的时候，常联永又举起了摄像机，发现有人摄像，当时正相偎依的人群“哗”地就散了。
“现在30多岁、40多岁的男人没有婚外恋的可能都是少数了。”著名作家柯云路向记者表示。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婚恋现象研究，相继出版了著作《婚姻诊所》和《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柯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感情的多发期，“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说中国现在婚外情、网恋的故事要比他们稠密，不仅是比华人世界，比国外很多地方都稠密，就是说我们现在正热闹着呢！”
自由的自相矛盾 “这一代人承前启后，两边都占。保守的那一半还想着从一而终，即使深深地觉得不满意，也还都挺着；开放的那一半则在不断涌现离婚分子。”生于70年代初的北京网民“水玲珑”表示。她仍然不相信自己这代人真得会彻底丧失道德感，真正做到性与爱分离。
北京会明成长咨询中心肖慧明告诉记者，前来进行婚姻心理咨询的“这一代”，明显地处于内心分裂的状态。中心的问题都是一个：离，还是不离？既要考虑工作、仕途、面子、孩子以及父母等外在感受，也想兼顾自己内心真正的情感。
肖慧明表示，反观“50后”与“80后”，前者只考虑别人，后者只考虑自己，问题就要简单得多。
著名作家柯云路这样评论“这一代”人与“80后”的差别：当“80后”说他爱上第三者，“第一他可能比较利索；第二他可能内心冲突比较少；第三他甚至可能比较坦率，"60后"和"70后"这两张皮就扯得比较厉害。”柯云路说，“他们也想当好丈夫、好妻子，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在外面花一把，只是他们乱搞的时候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不愿意让父母、子女知道，也不愿意让社会知道。”柯云路将之形容为“婚姻的两轨制”。
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介绍，在他经手的离婚案件中，这一代当事人大都经过了长期痛苦的考虑，尽量做到完满。比如有人2004年就向他咨询了，2007年才正式委托他办理离婚手续。在对待孩子方面，不少客户都慷慨地尽到了抚育的责任，比如每月支付上万元抚养费。而“80后”的委托人，则常常为很小的事离婚。且说离就离，没有任何余地，到法院只是走个程序。生于1969年的杨晓林表示，假若还有回旋余地，他常劝当事人能合就合，要么协议离婚，虽然他将为此失去代理费，但是他就是在那个年代受教育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一代”人，在红旗下生长，而后在彩旗下鏖战，童年基本在整齐划一的清苦中度过，青年时大都在艰苦奋斗，等人到中年，则赶上了社会的分化与变动。同样是婚外情，早年叫“搞破鞋”，80年代被称为“第三者插足”，90年代初被称为“婚外恋”，现在则称之为“情人现象”，观念越开放，诱惑越多。
新中国成立后，公开的蓄妾和嫖妓在严厉的措施下完全绝迹，盛行几千年的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也在大部分城市消亡。到8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成为真正自由恋爱的第一代人。
著名学者李银河在《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里表明，她曾于80年代在部分城市做过调查，被访者中，婚姻完全自主或者基本做主的占80%以上，父母做主的不到20%，80年代念大学，现在杭州一所大学任大学教授的“大海”告诉记者，他们那个时候谈恋爱完全没有附加值。而今天，只要打开报纸的征婚版，就会发现整版都在讲经济问题，比如自备房、车，而且要求没有贷款。
随着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流，这一代部分人的情感道德环境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曾经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末两次参加《婚姻法》修改的著名学者巫昌祯告诉记者，80年代初，中国取消了“通奸罪”。90年代初期，一些地区包二奶、重婚、妻妾同堂等现象开始日益严重，在“法律管不着，道德也管不了”的情况下，婚外情一度愈演愈烈，从隐蔽走向了公开。2008年1月11日，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化名为张玉芬的陕西“二奶杀手”，成立了“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会”，帮助受害者进行反击。在张玉芬眼里，所谓的成功人士就是“四五十岁才学坏，高歌一曲迟到的爱，包人就包下一代！”
这一代人的婚姻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诱惑和挑战——有人不声不响做了精英，有人坐着火箭上了黑红榜单。错过末班车的则在社会转型期中转了又转，令人天旋地转的生活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当终于跨入了中产甚至资产，爱情却在原始积累中身心俱疲，陷入了婚外恋的沼泽。
幸运的出轨都是相似的，能够在各种不适当关系中小心轻放；不幸的出轨则各有各的不幸。一位吃醋的丈夫对名校MBA出身的妻子使用家庭暴力，甚至将妻子的裸照贴在了其公司服务器上。这几乎是最后的精神肉搏，曾经好好爱过的“这一代”，却无法在新生活里笑到最后。(本刊记者陈晓萍对本文亦有贡献)
精神上的最后堡垒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要等到多年以后，“这一代”才有能力意识到，婚姻其实不是战斗的对象，而是我们抵御外界动荡的最后一座堡垒
本刊记者/罗雪挥 “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带在你手臂上如戳记，你的爱情坚贞胜过死亡，众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2008年1月6日下午，北京中关村基督教堂海淀堂，正在举办由婚恋专家袁大同主讲的婚恋家庭讲座。当全场齐唱“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聘你永远归我为妻，永以慈爱诚实待你”时，很多人流泪了，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哭着走到了场外。在这个绝望的爱情世界里，“这一代”其实伤心无力。
谋生难，谋爱更难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这一代”中，虽然男人的出轨率相对更高，但在婚姻关系中内心更保守更紧张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北京好猎手国际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董事长常联永上个月共接了六起调查婚外情的案子，其中有三起都是丈夫调查妻子。北京会明成长咨询中心肖慧明告诉记者，前来咨询的个案中，男人呈分裂煎熬状态的更多，偏向传统也更多一些。
传统的家庭取向决定了传统的婚姻矛盾。在婚姻家庭法专业律师杨晓林看来，婚外情虽然是结果，而内因则常常是婆媳矛盾，特别是在怀孕哺育孩子初期造成的矛盾突出。而丈夫永远不能够原谅的错误依然是“她对我妈不好。”事实上，再甜蜜的爱情，都趟不过婆媳冲突的浑水。
一家外企职员赵平(化名)坦言，她婚姻中最大的烦恼从来不是因为经济，而是因为来自和公婆相处的压力，她宁肯花钱为婆婆在住家附近购置一套小户型，也要坚持过独立家庭生活。赵平的老公长期出差，她将儿子送去了寄宿学校，180平米的房子里，常常只有赵平一个人。赵平一切自己操持，彻底放弃了向老人求助的想法。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为她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不可控的事发生，而自己又是否能够达到公婆的满意，她只能够用心经营现在。她自己做饭，洗衣服，并且带大了孩子，念完了MBA，忙完家庭忙事业，哪一头都不敢放松。
只是纷繁的变化中，始终都是谋生容易，谋爱太难。上海外企白领、35岁的Christina常常为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定位困惑，虽然她的婚姻没有大的伤害和大的吵闹，但她总觉得日子越过越不踏实。“我们得到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对婚姻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社会急剧变化，人也是不断变化，现实不是那样完美。对婚姻的失望感比较大。”Christina发现，在办公楼的圈子里，几乎人人都有或深或浅的婚外情，所谓“心的背叛，身的背叛，身与心的背叛”。令她惊惧的是那些永远不可控的因素，比如突然倒下失去劳动能力，比如价值观的混乱。“假如有女孩对我老公表示好感，我都没有勇气去指责她。”Christina说。
40岁的网民“令今”总结“我们这一代”：就像大地突然裂开了缝，如果不想掉到沟底，就必须设法过沟。要么努力，要么认命，因为已无退路。她选择了前者。
“我们这一代处在特别动荡、变化剧烈的进程中，更多地承受了改革开放对家庭、婚姻所带来的压力。”全国惟一的婚恋家庭研究专业机构、黑龙江省婚姻家庭研究所所长郭砾表示。原来由国家或单位承担的福利正在不断弱化，家庭成为了教育、医疗、养老风险的最后一个堡垒。一方面婚姻的负荷越来越重。另外一方面社会对家庭的干预能力却在不断下降，面对二奶、单亲、丁克等越来越复杂的情感模式，疲惫的婚姻一旦遭遇风险，常常是灭顶之灾。
尝试自救，寻找安宁 “赵平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日子，来自家庭的压力无法得到纾解。她尝试求助宗教，只是从小受无神论教育，追寻男女平等的她，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样的譬喻。她也考虑过看心理医生，但又觉得费用太贵，不想给为生活奔忙的自己再增加额外的负担。幸运的是，赵平找到了一个发心理帖子的论坛，她将自己的问题贴在了网上，常有热心的网友认真作答。赵平感受到了莫大的安慰。在网上匿名求助，成为了很多人遇到婚姻难题时的第一反应。那么多的焦灼在陌生的世界里才能够尽情倾吐，那么暖的力量只有从冰冷的ID才能够无私发出。无依无靠，没组织没纪律的“这一代”，终于在虚拟中找到了平安与欢喜。
北京会明成长咨询中心主任肖慧明认为，“这一代”的婚姻困境，表面上都是社会的诱惑，外界的变迁，但是实际是“这一代”内心成长上的迷茫。肖慧明认为，只有价值观稳定了，学会向内看，关注自己和对方真正的内心需要，生活才能够平衡，婚姻才是有救的。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你要认识到，“你只能拿有限的你需要的东西”。
郭砾呼吁人们花更少的时间在工作上，花更多的优质时光在家庭上。她自己周六周日从来不加班，也很少出去应酬。她认为，这一代人应该学会放慢脚步，学习暖暖地拉拉对方的手。
“这一代”中，有人已经开始对自己进行反思。“我最近才突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他是全部的过错方，其实我也是有错的。”民营企业高管孙欣(化名)说。她和孩子的父亲分手多年以后，终于可以坐在一起平静地交流。他们是同学，曾经有过“无与伦比的美好的爱情”，在丈夫偶然出轨后，孙欣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婚姻。如今，孙欣已经是“女人40”，在工作中容光焕发的她现在认识到，当初并不是非离不可，并不是一定不能够原谅，特别是不用让对方这么多年来，一直背负着内疚的十字架。孙欣认为，这是“这一代”的理想主义弊病：爱情的眼睛里，糅不得砂，容不得一丁点背叛。
“上帝选择了我做一只蝴蝶。”孙欣认为“这一代”最大的价值在于：“在经历了黑白世界走到彩色世界的慌乱后，在经历了化蝶的痛之后，我们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多维的婚姻样本，他们将不会再有过分纠结的痛苦，不用经过那么多冲突磨难，才能够变成他自己。我们这一代的幸福都是经过痛苦得来的，我们的孩子们将知道各有各的幸福。”
中国的家庭氛围在从浓到淡 邓志伟(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生于60、70年代这个年龄段的，现在是离婚的高峰期，属于中年危机。因为这个时候重心一般都放在孩子身上，就对丈夫/妻子忽视了；还有这个年龄一般都飞黄腾达了，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异性追求的就多了一点，这是共性。
从个性角度来说，60、70年代生人结合的时候，应该是在90年代，受到物欲大潮的影响比较大，如果为金钱的原因结婚的话，这种婚姻本身也是不稳固的，所以现在离婚率比较高。
婚姻观、贞操观、家庭观都需要先进观念的引导，形成社会风气。
上一代人的婚姻很多都是患难夫妻，这是他们比较稳固的因素，但是稳固不能作为判断婚姻幸福的标准。
50年代人先恋爱后结婚，但是现在是先同居后结婚，这会有问题，会怀疑对方婚前恋爱过几次，那也会变成婚后矛盾的爆发点。
总地来说，中国的家庭氛围在从浓到淡，家庭的规模从大到小，婚姻从稳固变得脆弱，从以爱情为基础到发展成为以多因素为基础的婚姻。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婚姻产生了冲击。(实习记者/李楠)
我们在大量地视反常为正常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以前我生活在一个所谓先锋诗歌的圈子里面，比如你见到一个朋友，他带一个所谓新的情人来到你的面前，他不觉得有一点点不安，可是我会感到不安。我认识这个人的妻子，我在家里接待这个朋友和他的新情人，会觉得对这个人的妻子有所不敬，我会觉得很不适应。我也提醒过他们，说这对他的妻子很不公正。当时没有人理我。大家都觉得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估计在官场里也是这样的：觉得找个情人“太普通”“太正常”了——我们在大量地视反常为正常。
所谓(性的)观念的解放，它应该和对家庭的忠诚是并行的。如果你没有家庭，作为一个人，怎么处理自己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家庭，你是有承诺的，如果你这样做(性解放)，会对对方造成极大的伤害，或是极大欺骗。这有一个严格的界线。
你有家庭，你有伴侣，你就得有承诺。你这样做应该受谴责。我们不能说要解放，就不需要对家庭的承诺了。越解放，越要强调对家庭的承诺。这样一个社会才比较平衡。(本刊记者/黄艾禾)
普通人对基本的道德规范仍比较看重 徐安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
我个人觉得全国婚外恋的情况并不像传媒渲染得那么严重。
电视剧、报摊的家庭婚姻杂志全都是讲婚外恋的故事，现在传媒和电视电影中，好像没有这样的情节就没人看似的，这实际上是夸大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我们是搞随机抽样的调查，能够反映的是整个市民阶层的情况，包括农村的，老人的家庭。实际上对自己家庭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占百分之七八十以上。
我们在一般家庭中的调查，婚外恋的比例很低，也就是百分之几。李银河也做过这个调查，她得到的结果大概在4%左右。即使在调查中有调查对象隐瞒了婚外恋，也说明他认为婚外恋是不好的，是丢人或不道德的事情。
婚外恋在离婚的家庭中比例多一点。我调查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生人的离婚状况，在50年代人的离婚家庭中，差不多也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因为婚外恋。实际上在各个年代人的离婚家庭中这个比例都差不多。
各个地区的比例有不同，这和地方的文化价值观和经济发达程度有关。像广东、上海占到30%左右，东北的比例就低一点，他们解释说这是老工业基地，经济状况也不太好，搞婚外恋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不过不能以经济基础为惟一的指标，它还受文化价值观、甚至一些宗教的影响。
对于婚外恋，也不能完全以道德败坏评价，它可能有很多社会的、心理的因素，有些情况很复杂。包括国外，一般情况都是，年轻人容易离婚，离婚家庭中有1/3是没有孩子的，孩子越多离婚的风险就越低，毕竟付出的成本高。
有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家对婚外恋或者婚前性、离婚等的态度，宽容度比以前要高了。但是我们抽样的结果看，大家对基本的道德规范、家庭的责任、婚姻价值等还是比较看重。网上调查的也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状况，有一定的偏差。(本刊记者/丁尘馨)
社会处于道德伦理的真空状态 秋风(本刊评论员)：
“这一代”(40岁上下)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仍有一些记忆，尽管他们被指挥着去消灭传统。不过，那个年代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社会、文化、政治运动，正统的道德、伦理体系其实被摧毁殆尽。一旦权力控制体系松动，社会就立刻处于道德伦理的真空状态。
80年代刚刚开始市场化的中国，又发生了一次启蒙运动。传统的道德、价值再一次遭到猛烈抨击，萨特、弗洛伊德流行一时，他们的价值和信念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关于人的认识。这些学说告诉人们：人其实就是欲望的载体，满足欲望就是人生惟一的目标，不受道德约束是人的正常状态。
这正是80年代之后的社会精神状态。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开放社会，会给予人们相当广泛的私生活自由。这个时候，惟一能够约束人的本能、激情的，就是关于性、婚姻、家庭的道德规范。
在大多数社会，中产阶级是比较保守的，是道德之猫。但在中国，中产阶级与权贵一起堕落。根源恐怕在于，他们大多经受了过分的启蒙，所以不再相信任何道德、伦理，没有任何精神生活。因此，置身于这个时代，他们是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者和消费狂，急于炫耀自己的权力和金钱，这包括炫耀性地消费性，就像女性疯狂地消费时尚一样。
可以说，中国人，至少是接受过较好教育的中国人，已经完成了个性解放与性解放，五四那一代人或许可以欣慰地笑了。但是，中国从此将进入什么样的状态？意大利各个城市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实现了充分的性解放，甚至连教皇也不隐讳自己的性生活。但从那之后，意大利也就再也没有文明的辉煌了。
就中国来说，最起码可以说，在性解放之后，就不可能有中产阶级了。确实，中小商人、知识精英、白领群体已经有了一定财产和一定社会地位，但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自觉，甚至是最匮乏道德的。毕竟，关于性、婚姻的伦理是道德的核心内容。而一个没有道德自觉的群体，是无力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的。
王海鸰。 中新社发 张侃 摄
我对婚姻的看法是：婚姻是有责任的，感情不是所向披靡的。我觉得，现在社会的价值观还没有到让人悲哀的程度
本刊记者/陈晓 我在《中国式离婚》里写过，刘东北说：“最好是政府下一道命令，结婚合同就三年。三年好，再续，三年不好，就终止。”我是借边缘人物说的这话，透露出婚姻制度本身的先天不足。可它又是目前男女关系中相对完美的一种。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选择了，你怎么办？
“最容易受伤害的还是女性” 过去离婚相当难，单位开介绍信，做各种调解，离婚了还要受歧视。当年我离婚的时候(90年代初)，也算不是很光彩。好在我在文工团，大家对这个事情看得比较开一点，但我都觉得自卑。我最大的障碍是孩子。我会想到我的孩子没有父亲，人家会瞧不起他。而且我将来对他怎么交代。
我觉得婚姻制度中最容易受伤害的还是女性。男女平等是永远做不到的。古今中外对男女价值的衡量标准都是“男才女貌”。男的随着年龄增长，“才”蒸蒸日上，它会转化成另外的形态：财富，地位；而女性的“貌”是每况愈下。就是说，婚姻制度本身包含一个极大的不平等。
婚姻是私有制的产物。它是为了通过确定你的孩子来继承财产。但让一个人结婚后的几十年只爱一个人，很困难，不符合人性。人性是什么——喜新厌旧。这驱动整个人类往前发展。婚姻法为什么要改，其实是看到了这是不人性的。
我觉得古往今来，婚姻的本质矛盾都差不多。上一代人的低离婚率是建立在婚姻低质量的基础上，是很多外力在起作用。就是说，你打了一辈子，但畏于舆论，畏于组织、前程，畏于孩子，权衡之下，你还是忍着。两个打得一塌糊涂的人，忍着过一辈子。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上一个年代，离婚肯定是弊大于利。我不认为那种婚姻就比现在好。
“心动的感觉很好” 婚姻制度并没有变化。从这个角度说，60后生人婚姻中的问题，和其他代人差不多。有一种误解，觉得这一代人开始离婚率高了，就是对婚姻轻率。我觉得每一次离婚都是断筋切肉的疼痛，不是那么轻率，不负责任的。我相信他们结婚时，至少那一瞬间，会觉得爱情是永远的，当爱情没了的时候，是很失落的。我接触的现在40岁左右的人，离婚时都非常痛苦，原来的房子、车都卖掉，说要消除一种不愉快的回忆。对外面强做笑脸，吆喝着“赶快帮我找啊，我现在正闲着呢，我也想尝尝自由的滋味”，可晚上都不敢回家，挨个找朋友在外面混。
我经常收到这个年龄段的人写来的信，有一个还不到40岁的妻子在信里说“我拿起笔来就泪流满面”。她丈夫过去手机随便放，现在上厕所都得抓着。他发现丈夫有一天一个小时里，和一个固定的人发了30多条短信。后来发现是个25岁的女孩。她就和丈夫谈，丈夫说，是，我不想错过这段感情，心动的感觉很好啊。你看怎么办吧。
事情说开后，丈夫干脆当她的面打电话发短信。这个妻子找到那女孩谈。那女孩说，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我离开这个城市。妻子又担心，女孩走了后，丈夫承不承受得了。
人在婚姻中的复杂太微妙了。
“年轻人羡慕以前纯真的感情” 本质上，各代人的婚姻变化不大，但量变会影响到质的变化——价值观的认同。
一夫一妻制本身存在先天不足，很容易稍有强调(婚姻中的爱情)就矫枉过正。第三者插足成功了，会说“爱情是不分先后的。”似乎只要沾上爱情的边，你就是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就可以在爱情的大旗下巧取豪夺。我并不认为爱情比责任，比亲情，友情更高。至少是平等的。爱情只是诸多情感中的一种而已，怎么说它就更高尚了呢？
我对婚姻的看法，在《大校的女儿》里做了最集中的阐述：婚姻是有责任的，感情不是所向披靡的。有人觉得一段感情“能修成正果就可以”，未见得。有人觉得“没有感情就得离婚”，也未见得。这里面确实有责任的问题。恩格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我觉得他这个论点才是偏颇的。婚姻必须在责任、感情中做一个平衡，不能把爱情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50年代生人)的责任感就强些，以顾及别人、为别人着想为美。现在这被认为是傻。
《大校的女儿》卖了这么久，依然很受欢迎。很多年轻人说感动、震撼，羡慕那个年代，那种纯真的感情。我有种欣慰的感觉。我觉得，现在社会的价值观还没有到让人悲哀的程度，美好的东西还是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蓝青在美国进修期间，收获更大的是价值观的领悟：家庭并不是纯粹的私人空间，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中心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中产，都喜欢以家庭为中心在外活动
本刊记者/陈晓 蓝青(化名)要求自己每天在10个小时内完成全部工作，平时晚上拒绝应酬，所有工作餐都在中午。星期六星期日则是家庭日，没有应酬，没有工作。每年，她都会对全家的生活做年度安排，实际一点的，是年初的家庭会议，提出该年度关键词：比如2007年度是“理财、安静、整洁”，到了2008年则是“节约、运动”。浪漫一点的，是每年全家的海外旅游，她对全家旅游的定义是“三个人，脱离所有的社会关系，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一起”。
蓝青生于60年代末，名牌大学博士，现在一所上海知名高校任教。之前，她是一家IT报纸的总编，多年在文化多元的媒介和公关界工作。她的社会标签属于“中产阶级”，而她正努力在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中实践全球化价值观——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活动单位，用心爱护婚姻和家庭。
全球范围内最近一次的婚姻保卫战的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末讲起。美国一些富豪开始赞助在校园内推广的“贞节运动”，年轻的女性如果在一份协议上签字将贞操保持到18岁，就能获得一笔奖金。除了道德和宗教的召唤之外，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开始研究修改与婚姻家庭相关的税制，从制度干预上奖励稳固的婚姻制度。
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启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此前靠制度和封闭维系稳定的中国社会，一脚踏入了美国前20年文化解放的时代。“60年代后出生这一代人正好进入感情选择期。他们算是解放后第一代在感情上开始自由选择的群体。”被称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的编剧王海鸰说。
从90年代初期，美国有3个州开始试点“忠诚契约”：人们在结婚时可以选择普通的婚书，也可以选择与州政府签署这种特别的契约——将来一旦因为感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不贞者将赔付更多。
培根在《论婚姻》中说：“一种好的风俗，能教化出情感坚贞严肃的男子汉，例如像尤利西斯(Ulysses)那样，他曾抵制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而现实证明，在面对和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相矛盾的婚姻制度时，一种好的风俗，实际起源于一种有效的约束制度。美国自80年代开始的民间活动和制度建设，伴随着一种新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形成——从80年代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而不认为家庭是纯粹的私人空间。”
蓝青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
“1995年，我有机会去美国一家电视台见习联合制片人的工作。但获得签证的时候我怀孕了。我就问给我职位的美国方，怎么办？美国人很简单，一切以孩子为重，所有工作推后。”
第二年，孩子出生后，蓝青才到美国开始工作。“我住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集中的意大利人社区，每到周末，几乎每栋房子都亮起灯，开家庭Party。那种温馨深深感染了我。我发现，整个社会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以家庭为中心建构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孩子的，都喜欢以家庭为中心在外活动。”
而在这片土地上，另一个“我们”的世界却显得有些黯淡。蓝青旅美时曾暂住一间洛杉矶的旅馆，邻屋住着一位中国女孩，怀了身孕，签证早就过期了，每天躲在宾馆里吃方便面，为的是熬到孩子出生，孩子便可以拥有美国身份。
这样的单身母亲不是特例，蓝青当时看到在美国的很多中国家庭离异。这是心怀美好生活梦想的中国人，经济自由后，为着个人的自由而颠沛流离，放弃家庭圆满的岁月，“甚至不惜把自己"黑"掉”。
蓝青的美国之行，在个人事业上的收获比不上价值观的领悟。她放弃了继续进修和工作的机会，回到了中国的家里。“我选择家庭并不代表我放弃实现个人价值的追求，而是我对什么是全球化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蓝青看来，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是形成或遵循全球皆准的价值观，比如对快乐的共同追求，对幸福的理解趋同，以及对社会责任的一致回归。“不管身处哪片土地，我要过的是"人"的生活，包括物质和精神上。”
这个时候，蓝青也注意到，自90年代末出现了一阵离婚的风潮：“婚姻似乎变成了一种个人资产重组。缺钱的找有钱的；有钱有地位的，把原配换掉，换上个青春貌美的。”国内正在重演美国20年前的“个人自由至上”后的状况。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协议离婚的手续。
王海鸰认为，婚姻的变化，绝对是跟着经济走的。在中国，虽然公共政策的制定尚未出现转机，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有一批“中产”开始努力维护自己的婚姻。比如蓝青正实践着自己“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丈夫出差，她和孩子也经常伴随。和朋友吃饭，双方都是全家出席。她还引入“商业管理”的模式进行家务统筹，设定家庭纪律和行为底线，“家庭也是一个小组织，没有纪律，队伍也不好带哦。”
在这个仍羞于表达真情的社会，蓝青在家庭内直接引入高语境的交流模式，倡导对伴侣表达超越身体本能以外的爱意。她喜欢问朋友：你每天对他(她)说几次“我爱你”？朋友有时会笑她。但她一脸真诚。
蓝青说，自己身边已经有了一批她称为比较健康的家庭：夫妻双方都受过良好教育，有过跨文化生活经历，经历过人生或职场的风雨，有比较成功的事业。大家的活动都喜欢以家庭为基本单位。
这些修复家庭和婚姻平衡的努力，至少让人们知道，当中国社会正处在“感情至上”的自由选择，并由此带来婚姻大面积的不稳定和焦虑时，“还有这样一个维护婚姻、重视家庭、重视社会责任的社会层面存在。”蓝青说。而美国历史的启示在于，推动风俗向好的制度建设，通常是在大面积的个体行动之后。
任何一代人的婚姻，都不免堆积出无穷的琐碎、厌烦、乏味……当美国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经历了60年代自由到放荡的爱情生活的冲击后，1999年的电影《我们的故事》为为何要回归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电影中老牌美女米歇尔·菲佛与银幕硬汉布鲁斯·威利斯扮演一位罗嗦抱怨的妻子和一位中年秃顶的丈夫，共同站在即将分裂的婚姻边缘。但最后，这位执意要结束15年婚姻的绝望主妇福至心灵，她对他说：“每个人都会有难以忍受的怪癖，我宁愿忍受你的。”
对每一个以感情开始的婚姻，这或许都是一个值得坚守的理由。
(责任编辑：车东哲)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