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代表委员走进重庆两会 出身于“草根”阶层

　　“80后”代表委员走进重庆两会

　　本报记者 朱丽亚

　　26岁的梁小波是重庆市渝中区环卫局汽车修理厂的一名修理工，也是渝中区环卫局进城务工青年团支部书记。而今，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重庆市三届政协委员。

　　梁小波说：“今后我希望借助政协这个平台，把更多进城务工青年的民意反映给政府。”

　　出身“草根”阶层

　　正在召开的重庆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重庆市三届政协一次会议上，有一个群体颇受关注——包括梁小波在内，一共有5位“80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了两会会场，这也是“80后”首次当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除了年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他们备受关注。5位“80”后代表、委员中，有4人来自“草根”阶层。当选重庆市三届人大代表的谢洪松，26岁，是重庆新世纪百货公司的一名保安队队长，黄春燕，24岁，是重庆巴士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公交车乘务员；当选重庆市三届政协委员的3位“80后”中也有两位是农民工，除了梁小波外，还有一位是在重庆市川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担任数控车间主任的27岁的赖长春。

　　几位“80后”代表、委员的人生经历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在农家，因为家境贫寒或者其他因素没能走进高校的大门，从而走上了艰难的打工之路，都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黄春燕所在的820路队，是从九龙坡区杨家坪到江北区龙头寺的高级车。这个总是面带微笑、热心又细心的女孩，给很多乘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先后获得了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第二届十佳农民工提名”等荣誉，业余时间还拿下了经济管理的大专文凭，目前仍在继续攻读学士学位。

　　自认“比较勤快的”梁小波从汽车修理的学徒工做起，一开始“就是跑跑腿，师傅喊做什么就做什么”，渐渐入门，他买了大量的书籍自己钻研，“有几年脑袋里全是汽车零部件之类的东西”。后来，梁小波被评上初级和中级技工职称，2007年5月获评“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

　　有“拼命三郎”之称的赖长春从第一次接触数控机床，到被公司破格提拔为数控车间主任，只用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数控机床到厂之后，赖长春连续几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很快掌握了操控技术。公司的数控机床后来增加到18台，成了公司的主要生产部门，年龄小、没文凭的农民工赖长春被破格提拔为车间主任，并凭借其出色的表现当选为“重庆市优秀农民工”。

　　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当选

　　尽管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不小的成绩，但“80后”代表委员无一例外地对自己的当选表示难以置信，甚至有人说：“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当选。”

　　梁小波说，在老家农村的父母也知道了，但他们不了解政协委员是什么，所以也不觉得什么。而黄春燕说：“打电话回家，先是妈妈接的电话，听说我当选了市人大代表，她很高兴，叫我爸爸来接电话。爸爸听完以后，有大概30秒到1分钟左右的沉默，然后很沉重地说：‘你肩上的责任很大啊，你是农民工的代表，要想好怎么样做好这个人民代表。’”

　　尽管还面带稚嫩，但“80后”代表委员都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以前不太关心政治，是觉得太遥远了。”赖长春说，“今后转变了，不仅要关心，还要积极参与。首先还是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还要加强学习，多调查民意，多反映民生问题。”

　　梁小波也认为，首先还是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利用业余时间多了解民意，多交一些高质量的提案。

　　从2007年12月，黄春燕就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把老百姓反映的问题随时记下来，如今这个本子已经记了10多页。

　　情系农民工

　　重庆市的两会上，4位“80后”代表、委员都把自己关注的对象锁定在农民工的身上。

　　“农民工外出打工，因为流动性很大，很多用人单位都没有为他们办理各种社会保险，政府应该怎样督办是个问题。”赖长春说。

　　“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很差。”谢松洪说，“大多数农民工租的房子潮湿阴暗，而且很多人住在一起。大多数农民月收入只有1000余元，按这个收入，买房太不现实。应多给农民工建廉租房。”

　　梁小波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提高进城农民工工资待遇的提案》。他说，以他工作的环卫局汽车修理厂为例，因为环卫系统的汽车包括垃圾运输车、洒水车以及垃圾清扫车等，都是大型的柴油车，修理这些汽车又脏又累，每个星期也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但一个月下来，所有收入加起来也不过1200元。从事环卫一线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收入就更低了，刚刚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2007年猪肉、油、粮食价格飞涨，常听到工人们感慨：“以前还能经常买点肉吃，现在连肉都不敢吃了。”梁小波在提案中说，希望政府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提高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比如提高现行的58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加班工资水平和增加补贴等。

　　而农民工的业余时间如何度过，是“80后”代表、委员共同关注的问题。

　　目前管理着20人团队的赖长春希望政府和企业能够给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这种培训最好细化一些，针对性更强一些。“我现在的团队里有一半是农民工，一半是技校中专生，农民工并不比技校生差。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农民工的发展和他打工企业的眼光有很大关系。农民工只要有机会参加培训，潜力是很大的。双方都是受益者。”

　　18岁高中毕业后进城打工的黄春燕说：“刚进城的时候年纪还小，对城市的认识懵懵懂懂，除了上班下班，无所事事。有一天我路过动物园的门口，看到两个农民工躺在公园门前的花坛上，就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会躺在那里。他们说，工厂放假了，他们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去逛公园、商场吧，太贵了，逛不起，所以他们就躺在那里看轻轨。”

　　黄春燕说，这件事给她的触动非常大。很多农民工尤其是青年农民工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她希望政府多举办一些有针对性的培训和活动，让农民工有提升自己和表达才能的机会。

　　在新世纪百货做保安队长的谢洪松也说，农民工晚上常常待在出租房里，一起抽烟、闲聊，有时收集到一些废报纸，大家当成宝贝，排着队阅读。谢洪松的工作是负责保安的后勤，他经常组织象棋比赛、包饺子或看电视活动，深受大家欢迎。谢洪松建议，农民工多的企业，可给农民工专门建一个娱乐室，晚上可看电视、打球，“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谢小波委员建议，把进城农民工也纳入当地的社区居委会，进行统一管理。利用每天下班以后或者周末空闲时间，邀请专业的老师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和教育，通过长期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整体文化素质。此外，农民工也可以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

　　作为环卫局进城务工青年团支部书记，梁小波曾经组织过进城务工的团员青年参加过保护母亲河、看望孤寡老人和义务劳动等活动。“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团员青年还是很有热情的，毕竟人活着不只是为了自己。”他说。本报重庆1月2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