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蛇口当年谋士捎话汪洋 建言着手12方面改革

　　蛇口当年谋士 捎话汪洋书记

　　建言深圳从12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徐景安

　　1941年12月27日生。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市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十二项建议

　　●建立劳动产权制度

　　●赋于工会谈判工资的权利

　　●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分配制度

　　●制定社会保障的远景规划

　　●鼓励成立民间组织

　　●发动民众搞循环经济

　　●实现公共决策民主

　　●试行党内差额选举

　　●建立情感护理网络

　　●推进教育改革

　　●推进文化改革

　　●指标体系的改革

　　23年前，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徐景安在蛇口参与了“蛇口的命运”战略研讨会，为蛇口的可持续发展献策。

昨天，这位深圳市前体改委主任将一封长达14000余字的《如何解放思想，深圳再当排头兵》的长文贴在奥一网“捎给汪洋书记的话”栏目里。他说，在回顾20多年前深圳走过的《血路》汲取力量之时，作为民间的学者理应为“深圳如何能乘思想解放之风，再当排头兵”建言献策。

　　23年前建言蛇口改革

　　今年67岁的徐景安，1987年还是个“京官”。那年，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一些改革举措在中央很难推开”遂空降深圳，并在深圳顺利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的建立，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并主持了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

　　而徐景安最初一次到深圳则是在1985年，他还记得那年的3月，受蛇口工业区邀请，他参加了蛇口工业区首次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为当年的蛇口持续发展建言。据当年的《蛇口通讯》报道，徐景安在发言中指出，蛇口在处理经济和改革关系时，应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根据经济发展来改革我们的体制。要进一步改革，就要进一步提出新的战略思想。只有提出新的思路，才能在改革上迈出新的步子。只有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法制改革才有合理性。

　　当年盖厕所都要国家批

　　“我对改革总是满怀兴趣。”徐景安这样形容自己。在成为特区“空降兵”之前。徐景安已在1979年先后参与起草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部总体规划，1984年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报告，提出的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采纳实施。

　　回忆起第一部总体规划的出台，徐景安认为“那是党员的身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4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徐景安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也就是当年的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时年23岁的他，从上海去到北京，对这个挂着“中共中央”几个字的单位有着极高的荣誉感。由于当年领导要求研究院的年轻人先“下去当一年兵做一年工人一年农民再来研究”，之后他跟着大伙一起去了京郊的通县。锻炼完后回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国际共产主义史组。“文革”之后，即1979年初，徐景安进了国家计委研究室。

　　当时组里研究人员只有4人，两人研究生产力，徐景安和魏礼群两人则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那个年代，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决定，企业连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恰好其时，胡乔木写了一篇《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长官意志搞瞎指挥。

　　1979年4月，一个逾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在江苏无锡召开，徐景安以一篇《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发言，认为“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并提出“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的观点。他说就是这个“有一点理论，还有一些设想”的文章让他自此步入了改革战线。

　　三个月之后，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徐景安是实际参与这项工作人员之一。他和时任处长柳随年两个人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国家经委的观点是主张企业本位。在听取各方的建见后，徐景安和他的同事写出中国经济的总体规划的初稿后，又经过一系列座谈会之后，1979年12月3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形成。

　　1980年初，这个初步意见在中南海通过。

　　在这之后，徐景安的《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深得国家主要领导的赞赏，从1980年到1984年，他又先后参与起草了8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

　　深圳进入第二次转折时期

　　直至1987年，徐景安的视野开始由全国转向深圳。时任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徐景安得知深圳缺体改委主任，应时任市委书记李灏之邀，空降深圳。他说，“当时，在北京就是坐而论道，已改不下去了。来到深圳，如鱼得水。”

　　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先后在深圳顺利推进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的建立，首创了企业产权转让市场，并主持设立了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

　　时间飞逝，转眼到了2008年，在岁末年初之际，看到从省里到市里掀起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消息时，他几个晚上没有睡好。在他看来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第二次把思想解放提到如此高的位置，曾经在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起了排头兵作用的深圳，理应再走在前面。于是，他连续几天收集材料，赶出了《如何解放思想，深圳再当排头兵》一文。

　　在他看来，由于前30年以物为本的改革中，让物质得到极大的富足的同时，也让人与自然，人与人，甚至人与自我的关系都变得恶化。这种“以物为本，以GDP为目标的西方式现代化”要进入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新转折的阶段。

　　在徐景安看来支撑这一新转折阶段需要一场理念的革命。前20多年，从“政治为本向物质为本”的第一次转折中，深圳在以土地制度，住房制度、股份制等一系列创新理念当了全国的排头兵，今天，深圳仍需来一场理念的革命进入第二个“从以物质为本向以人为本”的阶段转折。

　　而这正是一场“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的革命。即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孝敬父母，奉献他人；维护公益，保障公平分配。鼓励大家爱自己互爱，同时社会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到这样的权益的实现。

　　而这一理念落实在操作层面，徐景安列出了12项，比如建立劳动产权制度，即劳动拥有股权。职工持股计划应全面推行；要赋予工会谈判工资的权利，建议在国有、外资、民营企业中试行；建立公开、透明的财政分配制度，深圳应对行政性开支进行专项审计并向社会公布，以严控公款吃喝、出国、公车消费；鼓励成立非政府组织，让社会主体都有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深圳应率先对社团登记制度进行改革；发动民众搞循环经济，不搞花架子；实现公共决策民主，所有政策、法规、条例、规定出台前都要征求民意，出台后允许批评；试行党内差额选举，改变“一人独大，无人制约”的状况，深圳可从街道书记的选举开始；建立情感护理网络；推进教育改革，深圳有条件在小学、中学、职业学校推行素质教育改革；推进文化改革，文化改革一定要改掉“物本位”的念头，不是以赚钱才是有意义的文化；最后要指定新的指标体系，除了经济富足，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社会和谐，精神愉悦也必须是其指标体系之一。

　　启事

　　在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重温历史的同时，本报开通新闻热线40088-66166或（0755）83325000，面向深圳乃至全国征集线索，聚焦曾经公开或未曾公开报道的锐意改革之人和事，回放30年改革开放荡气回肠甚至充满悲壮色彩的峥嵘岁月。本报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新闻热线和登录奥一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参与“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大讨论。

　　另外，近日，本报与奥一网将联合举办蛇口工业区成立30周年暨广东省思想大解放座谈会。目前正在广泛邀请市民与专家参与。市民可拨打本报热线电话83325000报名参与。

　　本版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秦鸿雁

　　本版摄影：本报见习记者 赵炎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