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代表尖锐发言遭打断 权力沉沦人大代表退场

　　权力沉沦，人大代表“退场”

　　■ 羽戈

　　据报道，1月23日上午，广东省两会期间，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分组讨论审议两院报告之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一些问题，如某些地方检察院收取行贿人的保释金而并不退还，甚至演变成一种创收行为等。

　　吊诡的是，打断者并非遭批评的对象，而是与他一样具有批评权的省人大代表们。如其中一人对李的尖锐发言表态：“这话可是你说的，不代表我们的意见。”“这话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我们都听不见。”“不要把我写上，我没有这个意见。”最终他将意见付诸行动：直接走出会场。

　　尽管李永忠不断强调，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发言可以免责，不受追究，但对这位一直持反对意见的代表而言，犹如对牛弹琴。该代表若真不认同李的发言倒也好，可注意他的措辞：“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不在于说的对不对，而在于能与不能，身份成为一剑封喉的决定性因素。说到底，代表者代表的不是民意，而是职位、权力和既得利益的斤斤计较，他们的纤细喉咙塞满了利弊权衡的稻草。在整个中国人大代表制度当中，这类人到底占少数，还是绝大多数？他们如何披上了人大代表这层金光闪闪的外衣？

　　是否代表民意先不论，在言论免责的政治语境之下，该代表为什么还表现得那么紧张惶恐，乃至以退场表明他的决断？

　　窃以为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面。

　　第一，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人大代表言论免责，是否得以彻底落实？代表者吃过苦头，便有井绳之忧，再上会场发言，顾忌重重，亦可理解。新闻里的那位代表认为“全国人大代表”可以“摸小尼姑的光头”，“省人大代表”则不行，正是兔子不吃窝边草，比较李永忠，他距离危险和灾难的源头要更近。宁可沦为公众的笑料，也要明哲保身，不做出头鸟。这种政治病的一个症状，即是对“免责”的高度不信任。他之毅然退场，不仅指向内心的恐惧，还指向悬在真空的免责机制。

　　问题的另一面，其实上面已经点到了。人大代表的恐惧，实质上是对粗暴、缜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的恐惧。作为立法者的代表，所能依仗的惟有民意，但飘零散落的民意无法对抗高高在上、有条不紊运转的行政权。固然，按法理说，政权之建构出自民意之授予和承认，人大代表，本来应该是民众的麦克风，如今却蜕变为肉食者的传声筒；本来应该属于民众之一员，如今却官僚气十足。

　　要知道，人大代表不是官，不拿工资，不隶属行政队伍；他们是政治权力的授予者和监督者，而非行使者。实言之，他们才是权力的原初主人，没料想喧宾夺主，却得看政府的眼色行事。权力的沉沦，加重了人心的恐惧，尽管最该恐惧的是政府。

　　恐惧是人类的天性。哲学源于惊讶，政治源于恐惧。基于恐惧感，人们才走出自然状态，结成政府。政府本应是恐惧的产物，现在却升华为恐惧的源头，其间流淌的事理，正可以用来诠释人大代表之恐惧的制度根源，即权力混沌化，像一团糨糊。连区分头尾因果都困难，更别提实现三权或五权分立来祛除恐惧的气味。

　　当然，即便实现了权力分立和制衡，人大代表仍免不了心理恐惧。只不过，这不再是对行政权的恐惧，而是担心完成不了选民交付的使命，对汹涌民意的恐惧。后一种恐惧感实属正常，就像我们夜里走路，忽然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心头陡然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