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慈善家杂志

　　2007年6月，胡润慈善榜炮轰了丁磊和张茵等往届百富榜首富，指称“他们并没有真正关心慈善”，“认为中国的慈善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无独有偶，有关数据显示：“虽然全球500强企业中大多数公司在华都有分支机构，但数十万家外资和跨国企业中，年捐赠额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竟然不到100家，年捐赠超过1000万元的更是寥寥无几。”所谓“跨国公司热心公益”其实“只是一个神话”，除少数国际知名企业有一定的捐赠，相当多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公益捐赠比较冷漠，实际捐赠非常少。

　　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浩浩荡荡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一直在连篇累牍地教化人们行善修行。《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其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周易》也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助人而求报，则为“交易”。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才叫做“德”。广施与人而不要求回报，则是“厚德”。“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美德的一种概括，历来成为志士仁人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这样一种追求和倡导把中国打造成为一个圣贤辈出、尧舜周孔复生的地方。然而，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古老国度在经与现代文明的度化和侵蚀以后，虽繁衍承袭千年，却丢失了正统，智勇不兼，仁恕不行。内无五常百行，外失事物机宜。这么说，有一点危言耸听、言过其实的意味，但也不全是穴外来风捕风捉影的事情。

　　有一篇报道，揭示了“中国式尴尬”。一方面，慈善事业是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是犹抱琵芭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尚处于邯郸学步的起步阶段。许多“先富裕起来”的富翁大佬面对慈善事业一个个都成了捂紧口袋的“葛郎台式”守财奴，为富不仁。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不仅如此，在2006年的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期间发布的“胡润百富排行榜”曾曝出消息称，位列百富排行榜前列的一位富豪多年来却欠税高达2000多万元。一方面，被称为“奢侈节”的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2005年首次登陆中国，3天便成交2.5亿元，2006年更是翻了一番，短短4天成交5亿元。就连不少外国参展商也对中国富豪的惊人购买力印象深刻，纷纷慨叹：“没想到中国富豪那么慷慨。”2006年“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显示出，上榜富豪仍然是“两头冒尖”：一头是财富快速增长，一头是社会贡献不增反降。当年上榜的120位企业家的平均个人资产达到20.62亿，比2005年增加了2.2亿，增幅超过10%。但平均纳税额仅达到2.7亿，低于2005年。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扭转中国富豪们财富激增、纳税反降这一反常趋势的意义，就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更是社会和政治上的。

　　《2007年度中国社会蓝皮书》中的数据显示，中国贫富差距的收入已有18倍。中国国民收入已成两极分化的趋势，且有越来越严重的态势。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现在的富人很少会拿出钱来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即使是所有企业都发展壮大了，也不见得会有多少企业家们肯从兜里掏出票子去为慈善事业做贡献。按道理说，中国政府历来倡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应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奉行慈善心怀，怎么面对各种善举就变得如此冷漠无情无动于衷呢？是什么让中国人窒息了同情心，抑制了善行呢？

　　首先，是慈善组织缺失。中国本来有一个慈善组织体系，像红十字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等，但是这些慈善组织一开始就是官办半官办的，一直作为政府的附庸。其整个运行体制和方式也是按照政府体制，秉承政府意志，代行政府职能，干了许多政府应该办的事情。自然灾害发生后，许许多多捐赠活动的发动、组织往往是政府冲在前面，包办一切，政府甚至还会发出红头文件组织捐赠活动。慈善机构很像政府的“筐”和“袋”，政府将募集来的钱物往里面装、扔就是了。然后按照政府制定的分配方案发放就是了。慈善组织应有的职能和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自身的特点也没有体现出来，自身也就长期“发育不良”。

　　其次，慈善组织的信任缺失。有记者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家捐款方式神秘，部分原因是他们对现有慈善组织缺乏信任。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云南某地区发生地震，一位香港企业家欲解囊相助灾区。由于对捐款不放心，他购买了几十吨大米亲自送往灾区。但却发现，其实灾民们的粮食供应根本就没有问题。另外，慈善组织对善款的分配和用途缺乏监管，也有损社会公众的信任。据媒体报道，国内一家知名慈善组织，宣称其在2005年度接受的捐赠款仅为8208元。但实际上，流入该基金会的现金却有62万元之多。据调查，社会捐赠的绝大多数善款，成了该基金会的管理费，用在了其日常开销上。记者在民政部的网站上查询到，另外还有两家基金会，在2005年把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受捐金额都用在了日常的管理和开销上。对于这样的慈善组织，人们的对其的质疑可想而知。正因为此，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曾对中国公益事业作出评价：“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

　　再次，则是滥用慈善。这是一个畸形现象，一方面是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发育不良，一方面是政府和有关团体却在滥用慈善。 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新浪网合作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参与最多的慈善方式，首先是“单位组织的捐款捐物”，占70.8%。事实的确如此，政府出面发动和组织了太多的募捐和“献爱心”活动，不仅把本是主动自愿的慈善行为一下子演变成为半官方半强制的被动行为，而且把民间自发的爱心奉献直接纳入或变成了政府职能范围或政府职能的延伸，甚至由它取代政府的职能。政府职能的弱化而由慈善事业替代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公众的无奈和反感。

　　滥用慈善的另一形式还有社会公众恶意透支慈善。“给街边乞丐扔些零钱”，实在是一个不能再小的举手之劳，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一次善举。这一举动在中国公众参与慈善行为中位列第二，占67.6%。然而，这一让公众简便易行地参与慈善事业的举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恶意亵渎和过度盗用。在人群流量较为集中的街道、公交车站、饭店公园门口、娱乐场所或者停车场，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小孩、老人，甚至各种装扮的青壮年人，和一些残疾人，打着各种天灾人祸的幌子，编造各种借口围追堵截过往行人乞讨饭钱、学费、返家路费等等。甚至在某个过街天桥上，一块坐垫上长年累月地匍匐着一个双腿高位截瘫的赤膊男人，面前摆着一个磁盆一壶水，乞求过往行人略发慈悲。这个男人是可悲可怜的。然而，让这个男人乞讨的人是可恶和讨厌的。一个高位截瘫的人要独自爬山天桥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带着坐垫、清水日出而行日出而息地爬上天桥年复一年地乞讨呢？本来社会中不时地会发生一些天灾人祸让人在怨天尤人之余应接不暇。却还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欺骗善心善行，一次次地悲天呛地叫着“狼来了”，在一次次轻易地骗取人们的同情和援助之时，也让公众的同情之心在一次次受骗中泯灭和麻木。

　　中华慈善总会理事章立凡说得好，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虽然，对于一个人怎么花钱是其个人的私事，但对每个人，尤其是富豪而言，他们在占有财富或巨额财富的同时往往也占有了大量社会资本和资源，财富更多当然也就意味着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遗憾的是，在中国，一些富人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却并未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一边是一掷千金的奢侈挥霍，一边是对人公益捐赠的麻木不仁，甚至是坐拥百亿元资产却逃避纳税义务，两相对比，透析出当前一些富豪异化的财富观和社会责任的缺失！对此，世界慈善大家卡内基、盖茨和巴菲特始终表示：如果他们不出来负责地重新分配自己受托监督的财富，那么美国要么选择由国家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要么建立一个由世袭贵族所统治的等级社会，而那种小政府治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就无法维持。

　　因此，政府应该在制度安排和法律设计上进行构架，鼓励和引导慈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税制税种税率的设定上引导社会财富的合理流向分配。政府需要采取合适的措施和途径鼓励慈善组织催生发育慈善文化，营造和鼓励健康的慈善文化观念和意识，要让慈善组织所发动、鼓励的善行深入人心，取得老百姓的信服、支持和积极参与。抑制社会上和生活中不劳而获的观念和行为。从而让慈善成为一种美誉，实现以善易善、以善带善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