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慈善家杂志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之际，一列特殊的火车由香港九龙出发驶向内地，它是回归的香港献给内地人民的礼物，由四节车厢组成，没有动力车头，靠挂靠其他火车驶向目的地，人们为它取名“健康快车”。它开创了我国火车行医的先河……

　　文/张越

　　200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健康快车”也迎来了它十周岁的生日。十年来，“健康快车”由一列发展到三列，走过了全国的23个省，62个地区的74个停靠点，免费为这些地区的贫困白内障患者提供了超过7万例的复明手术治疗，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光明使者”。

　　从善念到行动

　　从提出建造“健康快车”的构想，到“健康快车”最终被立项，其间经历了很多难以预想的困难。然而这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最终还是赢得了各界的认可与支持。香港知名人士、健康快车创会主席方黄吉雯女士先是通过国务院港澳办的支持，向企业筹款，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健康香港基金”，担负起为火车医院筹款和宣传的重任。

　　1996年12月6日，“健康快车”管理委员会在各界的支持下正式成立，成员由卫生部、铁道部、国务院港澳办和健康香港基金共同组成。

　　由四节车厢组成的“健康快车”，是中国惟一的一列火车眼科医院，专门为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提供手术治疗。据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项目主任刘梦琳介绍，建造一列这样的火车医院，大约需要1200万元人民币，一列火车医院每年的平均运作经费约为800万元人民币，为每列火车医院配置的医疗设备大约需要人民币500万元。在10多年前，国家对于农村医疗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低水平、广覆盖”，但是“健康快车”管委会成员认为，既然在火车医院上做的是眼科手术，有一定的特殊性，手术器械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手术的质量。所以，火车医院上配备了国际一流的眼科医疗设备，既保证了每一例手术的质量，也促进国家在眼科医疗方面的进步。列车上的医生还需要到香港去接受培训，对他们的选择上也是非常严格。健康快车运行的第一年，医生们就是来自卫生部直属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经过各方的不懈努力，“健康快车”在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第三天，即1997年7月3日，到达了安徽阜阳。经过几天的准备，到7月9日，在“健康快车”上实施的第一例白内障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手术顺利完成。

　　姐妹基金牵手行动

　　为“健康快车”的建造和运行持续提供经费保障的，是先后成立于香港和内地的两家姐妹基金会——健康快车香港基金和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两个基金会各自举办筹款活动，互相配合、共同承担着健康快车所有的经费，而且这两个姐妹基金都各自得到香港政府和内地政府的支持和免税批文，给捐款者100%的税前减免，这对许多捐赠的企业来说很有吸引力。健康快车香港基金正式成立于1997年，为了扩大筹款的范围和力度，2002年，“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经国务院特别批准在北京成立。自此，“健康快车”项目可面向内地筹款了。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项目主任刘梦琳介绍说：“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是国内第一家争取到100%免税的外资公募性的民间基金会。在管理模式上，它完全借鉴了之前在香港成立的姊妹基金会的模式，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慈善机构。”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还有一个特点是：先有慈善项目，之后才衍生出基金会，也就是先有了“健康快车”，之后才成立的基金会。这点与大多数基金会的成立和运作的先后顺序是不同的。

　　立足治盲扶贫 开拓新项目

　　“健康快车”管理委员会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和前期调研，尤其是对“患病人数的多少、造成危害的大小、是否适合在火车医院上治疗”等关键因素的考虑，最终确定救助对象为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据卫生部统计，全国大约有500万名白内障患者，并且每年新增病例50万。白内障在我国虽然算是老年病，但由于我国农村卫生条件差、体力劳动多，优生意识不强，儿童和中青年的发病率也很高，更有许多家族遗传的病例。

　　“健康快车”就曾接手过一个家族遗传的病例。在甘肃酒泉地区安西县南岔开工村，住着一户特殊的大家庭。一家四代34口人，因为家族性遗传，有17口人患有白内障，年长的60多岁，年龄小的只有3岁半，被当地人称为“瞎子户”。由于近一成半的家庭成员是盲人，人多而劳力少，加上土地贫瘠，一家人挣扎在贫困线上，更不用说有钱治病了。大人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想办法把孩子养大，至于其他的就听天由命了。2005年，火车医院开到了酒泉，最初给这个地区的名额有限，17个患者到底谁去做手术呢？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事，长辈们决定召集家庭会议来确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的主张抓阄，说这样公平；有的主张让青壮年人去，认为这些人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有的主张让老人去，来日不多的他们应该安度晚年……对于每一个家庭成员而言，这都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最后，全家人决定还是让最小的几个孩子们去治疗，他们的生命还长，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中。就这样，家里选出三个分别是3岁、14岁和15岁的孩子上火车做手术。火车医院上的车长了解到这一家庭的特殊情况后，决定全都给做手术。经过检查，除了3人因其他病变不能做手术外，其他14人都先后得到了治疗。健康快车带给这个家庭的不仅仅是光明，更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

　　由于火车医院多选择偏远的停靠点，很多需要帮助的病人都不可能提前知道，这就需要当地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支持，以做好前期的宣传和准备工作。火车医院每停靠一站，都需要提前6个月确定附近的一所合作医院，以协助火车医院做好手术前后期的检查和护理工作。随着治疗工作渐趋成熟，从2003年开始，“健康快车”在过去专为贫困人士免费做白内障手术工作的基础上，从2005年起，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那就是在一些偏远的省份建立健康快车显微眼科培训中心。具体做法是让当地的眼科医生上车，在跟踪手术过程中接受培训。同时，选择当地一家医院，利用其基础条件，由基金会提供设备，在派出香港、北京或者印度的国际一流的眼科医生到当地进行培训的基础上，更利用互联网的优势，通过远程实时培训，架设起一个覆盖广远的高效的眼科医疗培训网络。“健康快车”计划到2008年在全国十个欠发达地区建成十所显微眼科培训中心，一个培训中心的筹建费用是250万元，目前已经建立了7所。同时在北京和汕头各成立一个培训基地。2006年，“健康快车”出资1000万元，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大学眼科培训基地，也是总的培训中心。

　　这种做法，使得“健康快车”在结束一个地方的治疗工作之后，可以把先进的眼科显微手术的技术留在那里，为从根本上提高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做出了贡献。全面提高内地眼科医疗水平，成为“健康快车”的又一个使命。

　　到2006年，“健康快车”又开拓了一项全新的资助项目——健康快车农村学校太阳能浴室工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理事长方黄吉雯女士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开展这一新项目的缘由：在健康快车所到之处，大家发现贫困农村儿童的生活环境非常艰苦，卫生条件很差。孩子们夏天洗澡，靠的是家门前的小水沟、田间地头的小池塘；冬天洗澡更加困难。不良的卫生条件造成了孩子们很多的健康问题。经过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后，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现状，健康快车推出了这项让农村孩子们洗上热水澡的慈善公益行动——健康快车农村学校太阳能浴室工程。

　　谈到这项工程的启动，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刘梦琳主任说道：“这个项目在国际上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其影响甚至超过了火车医院，因为在国际上资助白内障的项目还是很多的。比较而言，关注农村教育和卫生条件的这个项目我们还是走在前面的。一方面，这个资助项目可以使很多农村的孩子受益，使他们从小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另一方面，太阳能浴室工程用的是清洁能源，没有污染，能使孩子们从小了解清洁能源、养成保护环境的意识。目前，我们正在与皇明太阳能集团合作，由他们以成本价格提供基本的太阳能设备、十年免费维护修理及学校浴室改造土建费,一个能供100名孩子洗澡的基本浴室，其建造费用大约为6.5万元人民币，全部由健康快车基金会募集提供。”据刘主任介绍，到2007年年底，全国大约会有110所农村太阳能浴室建成。

　　探索全新的筹款方式

　　说到基金会的工作，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项目主任刘梦琳对记者说：“其实基金会的工作说白了就是两部分的内容，即筹款和宣传。”目前该基金会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为“健康快车”火车医院提供运作经费、为“健康快车”显微眼科培训中心提供经费、为农村学校太阳能浴室提供经费。

　　当记者问到筹款方式时，刘梦琳主任对记者说：“由于基金会人员和资金都很有限，希望把更多的钱用在实际的捐助而不是大量的宣传上，因此，基金会搞筹款活动时更多是面向企业，因为相比于面向企业的宣传，面向公众的宣传需要做的工作太多，比如要打广告、要等待回馈，要甄别具体情况等等。这样的话，在时间、精力、资金上的花费更大。而且我们也会考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例，而面向企业的活动，只要双方达成意向，那么基金会只需做好前期的介绍和邀请，以及后期的跟近服务即可，对员工的宣传，企业自身会做得很到位。”

　　所以，基金会目前的筹款对象主要是企业。因为向企业宣传项目更为直接一些，同时捐款企业也可以凭借它们的社会影响力和员工的参与，对基金会的捐助项目起到间接宣传的作用。在具体的筹款方式上，除了直接和企业联系，通过对项目的介绍获得捐款以外，最近几年，基金会也通过举办一些具体的活动，达到了宣传和筹款的目的。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活动是2005年开始的“自驾车公益活动”，2005年正值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为促进西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邀请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健康快车”扶贫治盲事业，由卫生部、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主办，河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各省、自治区协办的“中华健康快车 北京—西藏光明行”大型公益活动于7月5日在北京启动，在经历了15天定风雨历程后，7月18日车队安全抵达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活动圆满结束。

　　到2007年，自驾车公益活动举办了三年，受到了很多企业和员工的喜爱和支持。“许多参与过自驾车的人回来后向基金会询问下一次活动举办的地点，可见他们对我们组织的活动还是很满意的。”刘梦琳主任说，“这项活动之所以受到大家的认可和欢迎，是因为它得到了公安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使得整个活动过程在安全、医疗等方面都非常有保障。对于基金会来说，我们的角色有点像服务商，先租来越野车，然后为自驾车整个过程的服务提供经费，我们要负责把这些服务卖出去才能募得资金，只不过我们的目的不是赢利。”假如一辆自驾车全程的服务经费成本是5万元，而每辆车可以容纳4个人，参加一辆自驾车游览的活动费可能会定在10万元。那么，剩余的5万元就等于捐给了基金会。

　　捐款企业很欢迎这样的慈善项目，有些企业干脆把参与这项活作为奖励员工的方式。这样，企业既把这项活动作为他们文化活动的一部分，也通过参加活动作了善事。

　　目前，随着基金会工作影响力的加大，它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的鼎力支持，2007年6月，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捐赠建造一列新的眼科火车医院。从2008年起，这列新的“健康快车”将与其他三列火车一起出发，将更多光明带给需要它的人们。

　　透明度——成功运作的保障

　　企业在为基金会提供募捐的时候，通常看中的是基金会的知名度、运作的透明度。为了提高基金会的知名度，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近些年开始在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有意识地加大面向公众的宣传。今年2月的时候，借着火车医院在北京西客站维修保养的时间，基金会组织了北京市民参观健康快车火车医院的活动。

　　按照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基金会上一年度公益事业支出额不得低于该年度所募集资金总额的70%；而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性办公支出占总支出额的比例又不得高于10%。记者在看过了一份由北京中铭洲会计事务所审计通过的《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2006）年度工作报告摘要》后发现，基金会当年的这两项比例分别为78.74%和4.35%，均在《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范围之内。对此，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项目主任刘梦琳很是自豪地说：“每到年底审计部门对基金会的财务运行状况作审计的时候，我么总会很顺利地通过。”

　　虽然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开展的项目不算太多，但是需要和国家不同部委、地方部门以及企业建立联系、筹集资金、筹备活动、加强宣传。这项事无巨细的工作却是在仅由7名员工组成的基金会的通力协作下完成的。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这里的每位员工都特别有责任感，深知一定要把更多的钱用在实实在在的捐助行动上。在采访中，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马秀娟笑着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员工几乎都是谈判专家，每次我们举办活动或是做宣传需要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与销售商强调我们工作的性质，尽量让对方给我们低一点的价格。”

　　为了让捐助者了解捐款的去向，基金会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增设的“回访”及探访活动，邀请有关捐助人、捐助企业代表以及相关领导对一些项目的开展情况展开“参观访问”，以便使人们对于基金会工作的效果和意义有更深入的了解。事实证明，这项活动让募捐者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基金会工作的透明度。

　　探访活动不只是前往“健康快车”感受和体验列车医生们为患者治疗的过程，还包括对患者前后期接受检查和护理的基地医院的探访，以及对患者家庭的回访等等。2004年，国务院副总理、健康快车名誉主席吴仪登上健康快车，看望车上的白内障患者和医护人员。正是有了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健康快车从最初苦于找不到肯与之配合的地方政府，到现在许多地方主动联系要求列车停靠。从最初只有“健康快车香港基金”提供筹款，到国务院在北京特批成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与香港的基金会同时开展筹款，风雨十载，风弛而行。

　　爱心与责任——恒久的精神魅力

　　“健康快车”的发起人方黄吉雯女士一直被视作健康快车的灵魂人物，被周围的人亲切地称作“方太”。她以自己不变的热情感召着周围的人积极、主动参与慈善活动。在“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成立之前，“健康快车”的所有运作经费全部由“健康快车香港基金”募集，它们都来源于香港各界人士的无偿捐助。对于这些善款，基金会都极尽所能地将它们用到慈善事业中。“健康快车”成立初期，由于工作量的加大，工作人员也由1人增加到4人，工作人员提出要购置几部手机以便于工作，方太说她去想想办法。后来在一次基金会的理事聚会上，轮到方太发言时，她说完了正题，接着问大家：“基金会需要几部手机开展工作，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止一部手机，哪位有不用的可不可以捐出来？”十多部手机就这样筹到了。这样的小事多了，基金会的日常开支也节约下很多。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成立后，在一次商谈筹款活动的会议上，方太问在场的企业家，有没有多余的办公场所和设备可以捐给新成立的基金会。于是，办公室、装修、文件柜以及电脑等等设备就在她的这一倡议下基本解决了。大家的鼎力相助，既是对“健康快车”工作的认同，也是被方太的精神所打动。

　　没有足够的爱心和责任，“健康快车”上的医务人员是难以克服长期在外高强度的工作，和单调艰苦的生活状态的。作为“健康快车”的核心力量，列车上的医务人员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等地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平时的工作环境都很优越。而在火车医院上，每个医生每天要做20至30例手术，这样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平时任职医院的工作量。而火车一开出去就是9个月，停靠在贫困地区偏僻的铁路盲端，远离亲人和朋友。这样的情景时常出现在健康快车的工作队伍里：北京大学附属人们医院眼科副主任鲍永珍曾在“健康快车”担任了一年的医务主任，在1999年底回到北京，当她的工作同样忙碌的丈夫带着4岁的女儿来接站的时候，有点哭笑不得。因为自己的女儿穿得乱七八糟，脸上抹得跟小花猫似的，像个小叫花子。

　　航船离不开舵手，“健康快车”的舵手就是列车长，他们肩负重任，负责管理健康快车上所有的工作。现任“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项目主任刘梦琳，曾经亲自体验采访过“健康快车”工作和生活。在她看来，作为“健康快车”的列车长，需要诸多素质才能承担得起，总结起来，必须包括以下三条：出色的管理能力。这样才能使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封闭单调的生活环境中，完成高风险、高强度的医疗工作；出色的协调能力。这样才能保证“健康快车”每到一地，与当地的政府、职能部门取得支持，顺利开展工作；能吃能睡能凑合。这也是车上每个成员必备的素质。工作负荷大、生活条件简陋、各地气候、卫生条件等状况差别迥异，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不能“凑合”这些条件，基本的“吃喝拉撒睡”就会成为工作和生活中的大碍，还如何开展工作！

　　伴随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的到来，“健康快车”也走过风雨十载。在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下，一路播撒着光明与爱。2005年6月，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上，“中华健康快车”荣获“促进民族团结模范集体奖”。同年11月，荣获由民政部颁发的首届“中华慈善奖”。2006年10月，又荣获由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发的第二届“中国消除贫困奖”。

　　2007年11月27日，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隆重的答谢晚宴，答谢十年来对健康快车给予热心支持的企业和个人。在晚会上，健康快车发起人、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副主席方黄吉雯女士不无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来，健康快车都是在大家的帮助下建起来、跑起来、工作起来的。只要有需要，健康快车会一直工作下去，直到我们的国家，不再有因为贫困而得不到治疗的白内障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