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慈善家杂志
特约记者/张雯
初识Sarah，最直接的感受是她的爽直。近两年她和十几位女友一直在为民工子弟学校“蒲公英”募捐，保证500多名学生衣食无缺正常就学。但问起缘由，她坦率地承认，她这样做是为了“交知心的中国女友”。
Sarah和丈夫Clark Randt在华27年，其中前20年在香港，近6年多在北京当大使夫人，任期到2009年1月。她和先生有很多政界的朋友，可一想到将来卸任回美，她就感到她需要知心的中国女友。“不然，我再回来，政界朋友都离任了，我连看望的人都没有。”
因着这一初衷，她与丈夫的香港朋友叶晓伟律师一起，办起了一个由十几个成功中国女士们组成的慈善团体，并首先选择了郑红博士创办的“蒲公英”打工子弟学校做受赠方，开始为孩子们筹款。每隔几个月，他们会组织晚宴，Sarah亲自出面，邀请中国各届名流出席。10月28日，在丽晶酒店举行的晚宴上，参加的就有倪萍、姜文、杨希等。一场晚宴为学校募集到26万元善款，知名服装企业薄涛制衣还决定为“蒲公英”学校540个孩子年年免费制作校服、鞋子。
我们问Sarah，“你觉得中国人愿意做慈善吗？”她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是她家雇的家庭教师。她说女儿请了一个非常好的家教。从来不请假，和女儿成了朋友。但有一天，家教要求请假，一问，说是很久以前她就开始资助一个农民工的孩子上学，她每年从不多的工资里挤出1000元资助这个苦孩子。那天是孩子中学毕业，她要去参加。Sarah说，她知道中国人愿意做慈善，只是社会的期望度要合适。“不要什么事都指望名人，名人都太忙，没有时间作具体事情”,“演员、政界人士，他们真的没有更多的时间，那么多人都来找”，“慈善要靠普通人，大家来做”，“名人做名人的事，比如出头露面，比如讲话，还有干一两件真正有心参与进去的慈善。”Sarah讲的话跟她人一样都是直白的，一点弯都没有。
《慈善家》杂志社王立伟社长问Sarah西方慈善和中国慈善的区别，Sarah先说自己也许代表不了西方人说这话，毕竟她在中国呆了27年。顿了顿她说想起来了，在美国，慈善是生活，尤其是社交的一部分。比如每一个侨居香港的美国女士都参加一个“美国妇女协会”，在那可以参加各种社交活动，认识朋友、出游、聚会，很有吸引力。但这个组织和大多数协会一样，有慈善工作的目标。她们组织在一起帮助老人院，儿童团体等等。每个成员都认为慈善应该是社团的应尽义务，非常热衷。西方社会这个传统是从小就开始的，比如他们有童子军，小小年纪就开始有服务他人和社区的训练。中学、大学都有社区服务的基本要求，是算正式学分的，培养孩子懂得服务他人是生活的一部分。
“参与”是最重要的慈善行为，Sarah说。“参与一件事，人的心就在那里了，感情关系就建立了。”她甚至反对“蒲公英”募捐时聘请专业办公人员做具体事务，因为“都让别人做了，我们这些人用的心就会少了。”Sarah的女儿今年17岁，她每月都把女儿送到一个寄养孤儿的机构去做两三个小时的义工，教孤儿唱歌。她让女儿自己参与慈善。
对于慈善机构，Sarah说她更愿意和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机构合作，因为这样她可以更快更明晰地了解，她们所捐赠的钱是否落到实处，是否达到她们捐赠的初衷。这也是很多捐赠人心里所想的。如果自己所捐赠的钱不是去帮助需要的人，那么捐赠的作用会适得其反。
说到募捐，Sarah也有实用的好窍门传授同行:一是一定要在年初去找大的公司企业，“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要做年度支出预算”;二是办活动，可以直接募集实物，“募集晚会用的食品饮料比募集款项用来购买这些东西要容易”。
Sarah说“蒲公英”的学生不是工地上民工的子弟，“他们的父母是外地来京种地的农民。”有80%的孩子都住校，但不是因为家远，是因为“他们租来的小小的家里没有电灯，没有桌子可以写作业！”
Sarah因“蒲公英”知道了很多中国人都不了解的事情。 北京的农民把地租给外地来的农民，自己只收地租房租生活。 农民工干最苦最累的活儿，但却享受不到城市的医疗、教育等好的生活资源。他们太需要帮助了。农民工的孩子们渴望上学，在学校都非常认真地学习。
Sarah显然常去学校，她说“蒲公英”的女孩子好像更大方、更大胆，看到她，女孩子会笑着大声用刚学的英语问“你是使馆来的吗？”男孩子却低着头，不好意思。
Sarah最希望看到中国的企业家热心做慈善。“蒲公英”下一个募捐活动会是时装秀，是给企业家夫人们做的，“大家高高兴兴地看表演，同时就帮了孩子。很好玩儿！”
Sarah说她总归会是中国人的朋友，就算离任也会常回来看看，到时候，有好多女朋友可以看，她会特别高兴。
采访结束，Sarah自己开车回家，只一会儿，她的黑牌北京吉普就消失在二环路的车流里。
谢谢你，Sara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