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知府石赞清(组图)

近代中国看天津——名人与故事

　　缪志明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但天津近代史，其实却似宜自1858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计起。这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并未对天津造成什么具体影响，西方势力尚未对天津作事实上的侵入。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则不然，天津不仅爆发了三次大沽口之战，侵略者炮舰还沿海河两度侵抵三岔口，还曾将天津城占领并实行军事管制。在此期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先后签订，天津被迫开为商埠，并被迫开辟租界，由此，天津才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化。

　　在天津近代史发端的那种国难当头、外侮亟甚的情况下，有位叫石赞清的天津知府，曾表现出了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气节，他面对外敌所进行的“石太守矢死保孤城”（郝缙荣《津门实纪确对》，以下简称《确对》）之种种不屈不挠的斗争，应属那段天津历史的耀眼亮点，而被记录于许多津门文人的诗文中。

　　但殊为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琐碎并较难捡寻，石氏其人其事现竟几乎被湮没而无人提及了。此段史实实不应被长期隐而无彰。笔者因掇拾前人零散记述，竭力串结成文，愿它能让津人永远记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历史上有位叫石赞清的官员，在外寇面前曾大义凛然地发释出了可歌可泣的高贵品格与精神。

　　“一溃军威不再扬”

　　石赞清，字襄臣，贵州黄平人，幼年迁居贵筑（今贵阳市），进士。清咸丰六年至十一年曾任天津府知府，后擢顺天府尹，官至工部侍郎，有《饾饤集》、《紫泉山馆诗余偶存》，俱刊行。

　　石氏任天津知府，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值咸丰八年（1858）初夏，英法俄美30余艘战舰、约4000兵士集结于大沽口外；清军则在炮台部署官兵3000人，设炮位500余座，并在周围驻兵7000余人。本来，在兵力对比上，清军是占着优势的。但在前线督战的直隶总督谭廷襄、直隶布政使钱炘和等，却畏敌如虎，一味求和。钱与敌酋会谈，竟无耻媚言“有缘千里来相会”（《确对》）；有人进言“某处可以御敌，某处可以接应，某处可以屯粮”，钱氏竟哂笑道：“朝廷命我辈来，真命我打硬仗乎？哄其去足矣！”谭氏亦赞其语（“谭公是之”），“一味因循，毫不设备”，“欲含糊了事”，只将“所运大炮、器械及粮台重物，皆列于海口，以壮存观”（郝福森《戊午英夷犯津纪》）。这样，当敌人向大沽炮台发起凶猛进攻时，炮台自然不免陷于敌手了。

　　大沽炮台一陷敌手，谭、钱等督战大员率先逸逃，从大沽到天津，百里间奔窜得凄凄惶惶，守土重则全然丢于脑后。长官既逃窜于前，兵士自无心恋战，于是，出现“大兵败后，遍地跑掉靴鞋无数”（《确对》）之状，那情势，洵如天津诗人华长安所写：“一溃军威不再扬，官兵逃散似飞蝗”（《西岳两个和尚题诗八首》以下简称《八首》）。

　　而后，敌舰沿海河直抵天津城下，以大兵压境之态，等待清政府派员来满足其侵略要求。

　　“指挥失策不知兵”（同上）的衮衮诸公销声匿迹了，驻津清军亦“兵戈无数委泥沙”（同上），全作鸟兽之散，那么，手无一兵一卒的郡守石赞清，该当如何呢？他将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凶焰正炽、兵临城下的强敌呢？

　　“切齿郡守横宝剑”

　　面对“鬼狐四国杂三叉”（三叉，指天津城下的三岔河口）的痛心局面，石赞清异常愤悲，他愤的是敌寇竟长驱直入，犯我津门；悲的是身为一郡之主，自己却退敌无计。

　　此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敌虽兵临城下，但城池尚在，无论如何，也要尽力将孤城守住，以保障城内百姓之安全。于是，他当众“聚水二瓮于堂阶曰："夷如入胁，则吾与妻死此矣！"”（《天津府志·宦迹》）这种斩钉截铁般誓与津城共存亡的决心宣誓对津人鼓舞极大，当时便有人评价曰：“此际阖郡惊忧、哭喊奔逃矣，其守城文武官员，概将眷属挪移，始终未逃者，仅府尊之家眷也（无名氏《天津夷务实记》，以下简称《实记》）！”

　　见到知府大人能如此与民共安危，城中百姓人心始稍定。石氏遂与天津知县尹佩玱“募城勇千名，以资保卫天津城”（同上），并“与民约背城一战”（《确对》），“誓与共保危城”（《天津府志·辛荣传》）。为解决武器之不足，他还专门“出示收买鸟枪”（孟继坤《书事》）。

　　一日，英兵一队百余人，以寻找被居民抢去的白帽、狮子狗为名，入城寻衅。城官紧闭东门，他们竟“越墙斩关，蜂拥而入”（丁运枢《张公襄理夷务纪略》，以下简称《纪略》），并“揪去官与兵七人”为质（《确对》）。

　　石赞清于府衙闻知这一消息，怒不可遏，即传令城勇备战。他本人也手提宝剑一口，挺立街头，以待来敌。《纪略》一书对此记述道：“石太守，尹大令皆督率兵勇，屯北关内。”《确对》对此亦记述曰：“是时石太守在北街，仗剑率民，以待防御。”

　　敌人“见城厢内外，防范严整”，非常惊恐，赶紧通过翻译大声喊叫：“我等进城，只为寻犬，毫无别意，万勿用武。”（《纪略》），旋即从城中撤去。

　　此次冲突，虽未酿成大战，但石赞清那种毫不畏敌、与民同仇敌忾的精神，却给全城百姓留下深刻印象。事后，天津诗人特以诗咏之，其中“切齿郡守横宝剑”（《八首》）一句，鲜明刻画出了石氏的刚烈形象。

　　“仍瞻太守之威仪”

　　英法俄美四国舰只在天津侵驻近50日，直至《天津条约》签订，始陆续撤出。这期间，由于石赞清率全城百姓严阵设防，城内几乎未受外兵骚扰，石氏因此大受津人之拥戴。

　　咸丰十年（1860）春，石赞清因病辞职告归。消息传开，津人颇受震动，此时，海氛未靖，外敌仍欲犯我津门，人们皆希望这位“洁己爱下，深得民心”（《天津府志·石赞清传》）的郡守仍能留任。

　　于是，士绅经过商议，派代表至天津道辕，上书挽留石氏，其书曰：

　　“窃自天津府知府石大公莅任以来，整躬率物，早传封鲊之廉；察吏安民，并化饮羊之俗。能使案无留牍，冤雪覆盆，诚古之量二千石也。今闻因病辞官，上书求退。某等夙承帱覆，仰荷栽培，如童蒙之投明师，恩深教诲；如婴儿之望慈母，愿切瞻依。卧辙争先，率同侪而留石奋；陈词恐后，效古人之借寇恂。此则出自众心，实难缄口者也。况正当服官之岁，偶抱采薪之忧，上紧医调，即能痊愈，何可使良吏告归，致令小民失望耶？为此不辞冒禁之嫌，敢做攀辕之请，公吁宪恩，据情转详。倘蒙仁宪之允诺，仍瞻太守之威仪，俾顺舆情，以孚众望，从此精神永固，免二竖之灾祲，定必捍卫有方，作三津之保障。临禀不胜祷祝待命之至！”（《纪略》）

　　津人挽留石氏，期冀的是他“定必捍卫有方，作三津之保障”，这一点，作为石氏上司，自然亦会同有其思，所以很快传谕：“石太守准留天津”（同上）。津人闻讯大喜，又派代表“赴道辕叩谢”（同上）。

　　石氏终于被留在了天津，但他本人恐怕绝不会料到，一场更严峻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呢。

　　“石郡侯贞如介石”

　　就在石赞清辞官而又被留任的这一年，英法联军为迫使清政府互换条约文本，再次攻陷大沽炮台，30多只敌舰载10000多名侵略军，沿海河直犯天津。

　　这一次，敌人“先派兵登东关城楼，插竖旗帜”（《纪略》），然后对城区宣布军事管制。尽管津人希冀石氏能“作三津之保障”，但驻津清军早已土崩瓦解，散佚无踪，即令石氏有心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即倒，此际他也只能徒唤奈何了。

　　敌占领天津城后，下令所有中国官员让出衙署，由其首脑驻扎。许多官员纷纷避让。但宁死不屈的石赞清却不听这一套，他坚守府署，就是不肯离开。《天津府志·本传》曾记述道：“夷分住官舍，唯赞清毅然不去，夷令其去，（赞清）曰："取吾头以往，官舍不可让也！"”在他的坚持下，府署始终未被敌占去，“夷居天津数月，赞清终不离衙署”（《天津府志·本传》）。

　　9月14日，“英国突来马队二百余名，步队数名，空舆（即空轿）一乘，直至伊署堂廨。石太守迎出，强纳舆中。吏役阻止不及，飞舁至海光寺南营（敌之兵营）”。

　　石知府为敌抓去，这消息一传开，阖城沸腾，人们摩拳擦掌，纷纷欲入敌营救出石大人。天津县令及天津绅商数人，代表津民来到海光寺，警告敌酋：“石太守为津民所爱戴，今接入营中，人民愤激。”敌酋诡称：“石太守为官清正，亦所素闻，缘此地有无知之人，抛掷瓦砾，时行偷窃，特请到此弹压。”其实，此不过是一种“饰词”，其内情，系缘英人“赶府讨车未允，遂将太守劫入营中作质”。代表当即看望了被押在敌营的石大人，“太守怒骂英国人，其刚烈之风，令人佩服”（《纪略》）。

　　代表见敌无意放人，遂回城“传知各街铺户人民数千”，“在城内问津书院齐集”，拟“同往海光寺迎接”。敌人“见人民遮道，亦颇震惊”，赶紧答应：“即送太守回衙。”于是，“本郡人民数万，沿途跪接，自南关外，直至府署，几无隙地，此亦足征其夙孚民心矣”（《纪略》）。

　　据《天津府志·本传》载，当敌人见“民情汹汹”而生恐，让石赶紧离营时，“赞清不可，曰："吾如何来，当如何归也！"”敌无奈，只得“复命五百人为前导，以肩舆（即抬轿）送之归”。连敌人也不由伸出大拇指赞叹：“此好官也！”

　　鉴于“石郡守被执，誓不欲生”的绝食斗争精神，津人孟继坤特撰联颂之，其上联为“固磐石于津门，石郡侯贞如介石”（《津事回目》），此联语实在道出了石氏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品格。

　　“椒山有胆休教缺”

　　石赞清被执敌营数日，坚拒进食，除痛骂敌酋外，还专写下一首气壮山河的《满江红》，以发抒其强烈的爱国情怀。此词题目为：《余在夷营中，绝粒求死，辛绣圃（名荣，津门士绅）来视，为余痛哭，因作此示之》，词曰：

　　生死关头，有甚么，迟疑不决！又何必，旁观痛哭，声声悲咽。海国直教银管误，天家但恐金瓯缺。恨潼关不守老哥舒，勋名裂。

　　段公笏，苏卿节，睢阳齿，常山舌。算古今臣子，先后同辙。养气久无心可动，招魂只有恩难绝。戴头颅一个此间来，拼流血！

　　在这阕词中，他一面痛斥无能大员失守大沽炮台的误国罪责，一面忧虑京师之安危，同时还宣达了自己坚不可摧的意志——他要像唐代怒以笏板击打策反之贼的段秀实那样，像手持符节绝不降于匈奴的汉臣苏武那样，像咬碎牙齿誓死抗击叛敌的唐代名将张巡那样，像舌被割下仍大骂敌人的唐将颜杲卿那样，宁拼一死而绝不屈服于敌寇。

　　从敌营回署后，石意犹未尽，再作《满江红》一阕，题目为：《有问夷营中情事者，作此答之，用前韵》：

　　中外华夷，是与非，一言而决。管甚么天津桥下，水流呜咽。信国读书何所事，椒山有胆休教缺。倘当时一个念头差，身名裂。

　　敢自诩，坚名节；更那得，广长舌。仗天公垂念，还辕返辙。使酒曾拼千日醉，传餐已是三朝绝。恨楼兰未斩竟归来，空啼血！

　　在这阕词中，他以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文曾封为信国公）及明代肝胆出众的杨继盛（杨氏曾号椒山子）自励，自称本是一嗜酒的豪士，可在敌营却三日滴食未进，他对自己虽能以广长舌（善辩之舌）与敌作斗争却无力斩杀敌酋而深感遗憾。

　　这两词，均收于石氏的《紫泉山馆诗余偶存》（同治刻本）中。《偶存》还有另一阕写于同期的同牌词，因有助于人们了解此位志士的精神世界，故一并附录于后。词题较长：《余在夷营中，语辛绣圃曰：“署中官印一、令箭一、库银三万，速交天津县令。”并嘱幕友曾卓轩刻余集唐诗（即<饾饤集>）。事后，绣圃述以为笑，谓余命且不要，尚要刻诗，好名之累也。因作此，用前韵》，词曰：

　　没世无称，尼山语，昭然明决。争怪我书生积习，临危凄咽。十载案头营焰冷，几回天上蟾轮缺。莽将军豹死尚留皮，名休裂。

　　既无取，司空节；更何问，张仪舌。只锦囊投厕，恐遭覆辙。壮士蒿歌原快事，外孙齑臼尤其绝，两般儿总是一般情，留心血！

　　“满杖六十大板”

　　英法联军第二次入侵天津后，又派兵北上，焚毁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下了《北京条约》，而后才从京师撤出。不过，他们以帮助清政府对付太平军、捻军为名，仍在津南海光寺驻兵，天津仍处于外敌的威压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石赞清仍然坚持了不与侵略者合作的鲜明态度。

　　无名氏《津门闻见录》曾载：“（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英国马、步全队，移于南门外，操演车炮，约阖城长官往观，崇厚、孙冶、冷庆俱到，独石府尊不往。”崇厚，原为天津盐道，这时刚被任命为天津、牛庄、登州三口通商大臣；孙冶，为天津道。这些津城大员都诚惶诚恐地遵约前往，去看敌人炫耀武力，生怕开罪洋人，而石氏却毅然“不往”，这无疑是需要有一点大无畏精神的。

　　尤其令人钦佩不已的是，石氏不仅不与敌人合作，而且敢于杖打对其不恭的洋兵。此事亦见于《津门闻见录》：“英夷将东门外城壕堑平，至（咸丰十一年）二月，瓮洞内水深三尺。石府尊有事出城过此，夷兵用水泼之。府尊大怒，令差役拿过，杖满六十大板，带回衙门，转送英官孟干处发落。”令人惊奇的是，石氏令人打过洋兵之后，英人却无如其何，大概他们已知石氏在全城百姓中的崇高威望了吧。

　　在外寇侵津期间，敢于怒杖洋兵的中国官员，石赞清一人而已。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在天津城南海光寺签订了《天津条约》，图为当年签约情景。

　　法舰队侵入天津三岔河口，滨河的海河楼被联军强占为司令部。图为敌舰停泊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