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证了它的诞生、兴盛和衰落

唐志平

　　我见证了它的诞生、兴盛和衰落

　　原东莞太平手袋厂厂长唐志平回忆全国首家“三来一补”企业风雨历程

　　太平手袋厂拆迁现场,图中由左至右的几栋楼体框架就是太平手袋厂厂房及宿舍。

　　2007年5月底，在隆隆震响中，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虎门镇太平手袋厂厂房轰然倒塌，短短几天内即被夷为平地。在经历了近30年风雨之后，这家当年风光无限的“粤字001号”，在人们眷恋的目光中正式成为历史。

　　太平手袋厂是珠三角“三来一补”企业的缩影。在一批企业关门歇业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三来一补”企业转型为“三资”企业。

　　“现在回头看，那个时候已经落后了。现在是讲高科技，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看不起了，但也不能否认过去，没有过去就走不到现在这个阶段。”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说。

　　经济发展始终是“后浪推前浪”的残酷。1996年，太平手袋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倒闭。太平手袋厂命运的不断转变，探索出的是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由只做加工变成采购兼加工，再变成采购、加工、销售一条龙，从“三来一补”到自主品牌。直到今天，不少城市还在沿用着这样的发展模式。

　　听完唐志平的讲述之后，记者穿越太平古老的小巷，找到太平手袋厂的旧址。记者爬上周围一座9层旧楼的房顶，跃过枯草和死猫狰狞的遗骸，得以一睹太平手袋厂如今的全貌―――在被围墙阻隔的平整黄泥地上，只约略露出些屋基。

　　物已逝，人非昨。

　　太平手袋厂诞生于改革开放开始之年――1978年，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在1988年――改革开放10周年的时候，这家工厂是全国的典型，中央电视台专门做了报道，珠江电影制片厂也到厂里拍摄；在改革开放20周年之前的两年里，太平手袋厂盛极而衰，于1996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倒闭；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前的一年里，太平手袋厂的厂房也被彻底铲平了。

　　太平手袋厂主要创新

　　●是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率先引入香港的管理模式

　　●引入了全国第一辆赠送车

　　●较早使用了电梯、空调等先进设备

　　●客户提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保税仓

　　●较早从“来料加工、补偿贸易”转变为“进料加工、正常贸易”

　　●较早从外销转为内销，从“三来一补”转为自主品牌

　　■唐志平简历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人，1952年生。1978年，唐志平在东莞市太平服装厂任业务负责人，参与创办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谈判。1985年，唐志平成为太平手袋厂首位民主选举的厂长，也是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厂长。1990年，唐志平离职，下海创业，目前是虎门镇一家玩具厂老板。

　　开放才几天港商就来了

　　那时还没有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担心是很多的。跟外商一起做，有没有资本主义的成分？

　　1978年7月30日，香港老板张子弥来东莞找到了我们太平服装厂。当时陪他来的，还有华润公司老总和广东省轻工的老总。

　　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他在那边有两三百人。当年7月发了一个文件，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文件下来没有多少天，他就到了。

　　其实那个时候，香港的人工成本高了，张子弥可能是已经面临破产。他听到中国搞开放，他就第一个来了。他是先通过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省轻工正好有个东莞人，就介绍他到东莞来。

　　当时太平镇是个小镇，跟虎门镇是不同的两个镇。太平到处都是田，只有一条马路可以通车。那个时候我在太平服装厂做供销业务，太平服装厂是东莞二轻局下属的企业。香港老板来的时候，我也是负责跟他谈业务。

　　张子弥原籍是上海的，长得很高，他做生意很聪明。7月30日下午，快到晚上的时候，他找到我们，拿了一个做好的黑色手袋，又拿了一些手袋的配件，就是些半成品的裁片，什么都不教，叫我们看着做，问我们能不能做。

　　当天晚上，我们3个人通宵，用缝纫机把它做出来了。他觉得很好，做得一模一样，而且速度很快，他要的就是速度。过去中国人都是很散漫，没什么时间观念的。他投资就是怕不能及时交货，要赔钱。他看我们这么快，这么认真，第二天（1978年7月31日）就跟我们谈判了。

　　当时这边是太平服装厂一个老板、二轻局的局长，我也在现场。张子弥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搞来料加工，大家互利互惠。我们还是把他当成谈判对手，对他也不卑不亢，但大家有共同利益，马上就拍板了。他赚的是大头，我们赚小头，当然很快谈得下来。

　　当时服装厂的厂房张子弥看不上，他看中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因为竹器厂是个两层的旧楼，旁边有个大鱼塘，将来可以填平。张子弥就在服装厂挑了三十几个年轻人，在竹器厂挑了3个年轻人，我们就用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那时很复杂，同一个门进去，一边是竹器厂，一边是手袋厂。

　　当时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当时都还是“工业学大庆”，像我们这样搞三来一补，是很先进的。

　　那时还没有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担心是很多的。跟外商一起做，有没有资本主义的成分？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搞三来一补对不对？会不会犯错误？这些担心都有。但中央号召我们开放，应该是没错的，不管外边有什么闲言闲语，我们就抱着虎门人“敢为天下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就这样定下来。

　　计件工资引来走后门的

　　由于张子弥第一个进来，很多外商都在关注他是否成功。因为当时都很怕共产党的政策。

　　15天后，设备就进厂了。刚开始是小部分设备进来。设备很多是旧的，有七八成新，从香港运来。原材料、所有设备都是张子弥的，我们一分钱不投资，就是出厂房、人力，工厂的主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赚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他做设备款。当时平均一打手袋是20元左右，我们收12元的加工费。发到工人手上，一打大概是几毛钱。

　　张子弥一开始在东莞待了好几天。他从香港带了几个电工、机修工和技术人员过来，教我们用设备。我们之前都是用脚踏的，他的全部是电动的。有些比较难学的，他就亲自示范给我们看。大家学会后，他就变成了偶尔来一下东莞。

　　半个月后，我们就投产了。我们保质保量，合作愉快。他在不到半年之内，把香港整个工厂都关闭下来，几百台车都进到我们这里。

　　服装厂的时候，我们工资很低，分等级，一个月18元、28元、38元这样，很高级的工程师也就是几十元。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接受张子弥的建议―――计件，多劳多得。管理上我们要学他的。当时都是“大锅饭”，我们这么做也是很够胆的。

　　一计件，就超过100元的工资。当时用的厂房是太平竹器厂的，大家同一个门进，工资差别却很大，竹器厂的人很羡慕，三五个月竹器厂就被我们吞并了。我们不断赚钱，把旁边鱼塘填了，还并了竹器厂和综合修配厂（都是二轻局的下属企业），从200多平方做到1万多平米的生产面积。

　　我们还根据他的建议，搞了管理制度。当时是用手写的，贴在工厂门上，规定不准迟到，要罚钱，不准偷懒，不准抽烟之类的。不像我们以前在服装厂是没有制度的，这里是没有人情讲的，什么都根据制度来。

　　一两年后就达到了差不多700多人，在这么一个小镇上是个大厂。加工费达到差不多每年200万元。3年后，我们就把他的200多万元设备款全部偿还完毕，整个工厂都是我们的了。我们不欠他了。

　　当时工人都是本地人，都在自己家里吃住，不像现在包吃包住的。那个时候我们工资高，很麻烦，很多人走后门找到我，拎着鸡、鸭什么的，很难打发的。当时二轻局的一些领导，也把自己的亲戚安排到我们厂里来。

　　由于张子弥第一个进来，很多外商都在关注他是否成功。因为当时都很怕共产党的政策，那时没有那么相信共产党的，怕什么都被抢光了。张子弥层次高，有眼光，他不怕。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老板都过来参观这个厂。他引进了很多商人过来，五金、电镀、制衣、手袋都有。

　　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引进外资，解决劳动就业，解决温饱问题。当时是搞劳动密集型，我们是达到了这个效果。因为太平镇人少，后来我们还去江西九江招工，一年就招200人。

　　我们不仅解决了就业、温饱，解决了资金，还学会了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品质要求，有了跟国际接轨的意识。我们保质保量，经常是加班加点，熬通宵的，当时有了质量意识、“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如果不及时交货，老板（张子弥）要赔钱。当然我们是没有钱赔给他的，出问题就是不做了，但我们有这个意识帮他做好。

　　港商建议搞补税仓

　　补税仓搞到现在都是可行的。张子弥这个客户对中国是真正做了很大贡献的，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他。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引进很多外商，我们还引进了中国第一台赠送车。1979年1月3日，张子弥无偿送了一辆日本丰田小面包车给工厂，免税进来的，后来还送了3辆卡车。当时东莞县委书记还是开北京吉普，没空调的。我们的面包车是有空调的，当时也是很新鲜的事，县委和二轻局的领导都经常坐我们的车。我们的车牌号是“广东93369”，当时车牌还没有用“粤S”这样的字。

　　我们有这个意识帮张子弥做好，他自己生意也越做越大，他还送给我们厂电梯、空调、风扇。1981年的时候，他就从香港运了个很大的电梯给我们。那个时候别的厂都没有电梯的，他这个电梯很科学，想在几楼停就按几楼，主要是运材料上楼。

　　3年以后，我们已经跟张子弥结算清楚了，我们就跟外贸部门挂钩。当时中国还不全部开放，全部进出口只有外贸公司独家经营，工厂自己没有自主进出口权。我们也是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当时国家号召要创汇。我们通过外贸跟他签合同，外贸收他美金，我们收外贸的人民币。

　　我们就从“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变成了“进料加工、正常贸易”，从单纯的加工型变成自己采购原料，就多了很多钱。我们做大了，可以跟全世界做。这个过程中国家也赚了外汇，而且正常贸易国家是收税的，以前的补偿贸易是免税的。

　　我们搞“进料加工”也应该是第一批，不过没有核实。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任的女厂长刘艮因为得了病，去广州做了两三次手术也没有好，过世了。她对人没有架子，是我们印象最好的领导。她过世之后，二轻局安排了副厂长刘积光做厂长。

　　我们转到正常贸易后，还是以张子弥的单为主。他也做大了，就在中山、南海也做，生产皮箱之类的。当时交通很不方便，路很烂，虎门到深圳都要6个小时。在海关报关，要搞你一天半天。张子弥建议搞补税仓，黄埔海关搞了论证，大胆尝试，在南海建了中国第一个补税仓，货物打个封条就可以走的。当时国内有些原料没有的，我们也是从补税仓拿，结算的时候再扣钱。

　　补税仓搞到现在都是可行的。张子弥这个客户对中国是真正做了很大贡献的，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他，但国家也没有人请他吃顿饭。他来东莞的时候，过得也比较简单。

　　1983年开始，太平手袋厂的生产就进入高峰期了。张子弥还找过供销科长吴国良，让他帮忙跟外贸签合同，如果能把价格拉低，比如说本来70元一打，能签到60元一打的话，赚的10元和他五五分账。如果真给他干，那个时候产量那么大，一个月就不只“万元户”了。但我们的人不敢，那是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要没命的。那个时候思想真的是很进步，不给他干，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当时国内的包都是军用帆布包，印着一个毛主席头像。我们用的是尼龙布，都有印花，例如美少女之类的图，红红绿绿的。

　　我是1985年开始做厂长的。以前的厂长都是东莞二轻局任命的，到了1985年，国家搞体制改革，刚刚推行厂长责任制，上边就安排搞全厂的大选举。全厂700多个工人都参加了投票，我得到了600多票，做了厂长。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实实在在干的。在创汇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厂对我们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学会了香港人的技术，偿还设备完了后，我就两头搞，一头搞外贸，一头大胆地向国内市场推进。

　　那是1985年底，我刚刚当厂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学会了利用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学会了做手袋的经验，知道设计款式，当时做内销为的是多赚利润。

　　当时一进国内市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厉害。我们一开展销会，连柜台都被推倒的。我们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设了中国最大的展销点，开了七八个展销会。第一个展销会一开，七八重人就围了过来，他们挤不进来，拿了钱就扔过来，我们就扔个包给他，看也不看的。

　　当时国内的包都是军用帆布包，印着一个毛主席头像，还有“为人民服务”的字。我们用的是尼龙布，都有印花，例如美少女之类的图，红红绿绿的，国内都没有的，很新鲜。学生背的包上印着娃娃，很漂亮，这种包我们生产了10万个，一个集装箱拉到上海，4天就卖完了。

　　他们上海人很聪明。他们把所有厂家几年的库存品，也放到我们展销会上。借着我们的效应，他们把几年的库存全部清完了。所以那些上海厂都很感谢我们，很多人都来过我们厂参观学习。

　　在上海，我们的展销会还轰动了当地所有的报社、电台，他们都报道了，还来过我们厂采访。1988年改革开放10周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也专门来做了报道，珠江电影制片厂还在我们厂里拍了一部分镜头。

　　我们做内销，就拿样板给那些百货公司看，主要是女装包、书包，他们都很感兴趣。我们的产品在全国各大百货公司都非常受欢迎。全国十几二十个大城市的大百货公司，我们都打进去了。

　　我们当时在广东省注册的是“金虎”牌，是广东省优质产品，还获得过国家出口产品金奖。

　　员工都出去做老板了

　　邓小平1992年南巡，那时才真正全部开放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走了十几年了。

　　后来的事情我就知道得很少了，我是1990年离开太平手袋厂的。当时多生了一个孩子，违反了计划生育，单位要我从厂长位子上退下来。

　　我后边的厂长都是“代厂长”，一直到倒闭的时候还是“代厂长”。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走了，那些工人学会了做手袋，很多自己出去做老板，开手袋厂去了。张子弥也走了，去了澳洲，不再给太平手袋厂做，他是认人不认厂的。好多客户也都不做了，外贸公司后来也不和太平手袋厂合作了。那个时候外边的厂也多了，太平手袋厂就衰落了。

　　早些时间手袋厂拆掉了，很多报社都来找我，我都不见。这种事情搞得不好很犯众怒，人家说我们出风头，我怎么说都是只有错，没有对的。早几天中央来了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人，也去看了太平手袋厂的旧址，问怎么拆掉了。虎门的领导说，今后打算在这上面建一个纪念广场。

　　那个时候我们引进外资，收到了效果，创造了经济效益。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你回头看，那个时代已经落后了。但当时我们搞三来一补，搞劳动密集型企业，是起到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是讲高科技，但也不能否认过去。没有以前就没有现在，就走不到现在这个阶段。

　　邓小平1992年南巡，那时才真正全部开放了。那时候，人们就开始卖田卖地，搞田搞地的。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走了十几年了。

　　□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陈伟华□摄影：南方都市报见习记者梁清韩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