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饿死，冒死“包产到户”

　　为了不饿死，冒死“包产到户”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大包干”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

　　●而今，感受到小岗村发展瓶颈，当年带头人开始重新考量集体化经济道路

　　本期讲述人：“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

　　年龄：67岁

　　当时身份：小岗生产队队长

　　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

　　小岗村

　　1978年以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底，小岗村18户农民搞起了“大包干”，正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至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

　　严俊昌家再往前一公里，就是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每一周，严俊昌都要到那里坐一坐，今年67岁的他是纪念馆的名誉馆长，常常要向前来参观的各路人马介绍当年按血手印分田到户的经历。

　　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18户不想饿死的农民在一起赌咒发誓，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关闭了一扇门，又开启了一扇门。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还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字样，而这18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农民，偷偷摸摸想走得更远。严俊昌是当时小岗生产队的队长，他出于求生本能做下的决断，震惊高层，并终获认可，“中国改革第一村”由此诞生。“不但没有枪毙我，还表扬我。”严俊昌也感到一个新时代来临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村，尝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甜头之后，才进一步“农村包围城市”，放权让利到全国。小岗村的“大包干”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在接下来的时段，这个明星村落不断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照，但它也无可逃避地像其他村落一样，经历阵痛：乱收费、盲目发展村办企业、干群冲突……甚至于这些当年冒着杀头危险共患难的老人，也开始纷争不已。“大包干开始时村里没有一个反对的，后来日子过好了，争权夺利，18户人家闹了那么多矛盾。”严俊昌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无论如何，日子的确更好过了。但严俊昌也感受到小岗村发展的瓶颈，和村里的其他带头人一样，他开始重新考量集体化农庄的可能性（并非是对“大包干”的一种简单反动），并对强人政治迷恋不已。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取得共识的观点。不过，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改革开放在它的而立之年，未能“不惑”，在新的路径选择面前，或许我们唯一可能的共识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

　　三年“大跃进”，小岗120多人饿死了67人

　　我二弟快要死了。我们找到干部批了一把面，三四两，打成面糊子，他饿得牙关都紧了，没有力气张嘴，我们撬开牙齿喂给他吃，才救活了他。我们庄上有户人家，九口人全饿死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就开始饿死人。小岗一共才120多人，三年“大跃进”，饿死了67人，死绝了6户。当时的农村，可以说家破人亡。

　　不只是小岗饿死人，全县都饿死人。凤阳县纪念馆说死了9万多人，实际10万人也不止。一直到1978年以前就没有吃过饱饭，但干部有的吃。干部怎么没有饿死的？如果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死也是死这些党员干部啊，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党风不正。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也没有纸，就在小孩念书的本子上撕了纸，大家按了手印，发誓赌咒，任何人不能说，亲戚也不能说，谁说出去不是他娘养的。算是大伙互相担保。保证第一要完成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纸包不住火，县委书记也顶不住了

　　任何人都不知道，除了我们这18户。后来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党委开会就找到我，当时我就担心出事了，这么多队长不找怎么就找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说是听邻队反映的。过了几天，开生产队大会又找我麻烦，告诉我：不交代的话，种子、化肥等凡是上面供应的都不给我们了。公社也没有查清楚，说一旦查清楚了要向党汇报。

　　从当天开始上面的待遇没有了。我们这么多年靠上面的待遇，还是饿死的饿死，饿得吐血的吐血。要想活下去，还是得靠自己，继续分田到户。我在小岗问大家可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就那么定了。

　　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开始监督我，意思是说“你不讲实话，我一个党委书记就跟住你了。”连看三天，那三天我啥也不干，他一天到晚跟着我。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我当时对他说“你放心，就算杀我的头我也不会诬赖你的。”他就说“就凭你这句话，党就能相信我？如果先放了你，杀你的头还管我的头呢。”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反对，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陈庭元就通过电话会议，让我们立即并起来。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找到我家后就问我，你可是严俊昌同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他说，我是哪位你不要管，你快带我看看。

　　我就上了他的车带他看了几家农户。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我也不记得种了多少，只记得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当时王郁昭看了后回去开常委会。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要是定我反革命罪的话，那共产党江山打错了，死了那么多人打江山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过好日子吗？所以我的罪就定不下来，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然后他又带常委们来了一次小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