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午后，肆意洒下的阳光驱走了不少寒意，让人感觉懒洋洋的。在位于东京都杉并区井草的一个社区球场上，23岁的山崎正带着一群小孩子踢球。淘气的孩子忽而撒娇，忽而耍赖，逗得山崎一直“咯咯”地笑着。
山崎曾经是日本女足国脚，退役后在这家社区俱乐部兼职担任足球指导员。
对山崎来说，这份工作有种特殊的吸引力，当年她就是在这个球场上爱上足球的。
不仅山崎，就连中田英寿这样的前著名日本国脚，也会在休息时充当社区指导员。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已有社区指导员24万多名，这还不包括大量志愿者。日本的现役国手，有2／3是依靠这种体系培养出来的。
说起这些数字，日本体育协会总务部长山田刚表情平静。他说，眼前这一切都源于196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东京奥运会开幕。
很长一段时间，10月10日是日本法定的体育日，所有国民都放假，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到户外参加体育运动。“正是在东京奥运会后，政府的重点转向大众体育，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出台。”山田刚说，“很多人的命运由此悄然改变。”
一群日本女人的神奇力量 在《每日新闻》报社的一个会客室里，77岁的冈野先生有些拘谨，在接受采访时，他的双手大多数时间老实地放在膝盖上，但说起当年的日本女排时，老先生抬起了胳膊，声音也高亢起来。
《每日新闻》的退休记者冈野先生，曾经是一位出色的400米跑选手。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时任体育部记者的冈野先生受邀担任NHK电视台的解说嘉宾。
“女排决赛时我和报社同事聚在一起看电视直播，实在太激烈了，当时的脑子里已经完全放不下别的事情。”等到冈野想起与电视台的约定时，时间早过了。
在东京期间的所有受访者，一提起那场日本女排与苏联女排争夺奥运会冠军的决赛，几乎都能说出当时的感受。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已经创下惊人的61.29％的收视率，那场比赛的转播则创下了神话般的收视率纪录——66.89％。
早稻田大学教授原田宗彦还记得当晚的情形，“我当时还是个小学生，通过邻居家的彩电观看了转播。”原田回忆说：“女排队员都是同城一家纺织厂的女工，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日本的英雄。第二天上课前，校长召集所有学生就昨晚的比赛进行早训。当时大家都很激动，我甚至想跑到厂里看看她们。”
“对这些姑娘来说，当时的训练实在是太苛刻了，她们完全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开始训练前，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就告诉她们"你们把人生都交给我吧"。”
后来在日本首相接见这支冠军队伍时，队长河西昌枝甚至告诉首相，29岁的她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和异性交往。河西最终由首相做媒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大松教练也兑现了他的诺言，在事后，帮其他队员完了婚。
日本女排的故事很快被拍成了电视剧，在中国最著名的是《排球女将》。“在东京奥运会时，日本黑白电视机已非常普及，借助这一大众媒体，东洋魔女风靡一时。”东京都富士高中校长藤井正俊回忆说，“在身高、体重，甚至身份都和常人无异的情况下，日本女排居然战胜了身高马大的苏联女排，它所产生的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
“在那之后，全民的体育热情被点燃了，很多人会说"我也可以参加"。”山田刚说：“当时甚至兴起了"妈妈排球"。”1979年6月，名古屋妈妈队曾来华访问，当时队中就有一位已有6个孙子的82岁老奶奶队员。
1957年日本开始调查国民体育参与率，当时男性的参与率只有23％，但奥运会后的第二年，这一数字就飙升到45％。趁着这股热潮，日本体育开始转身，从1965年开始，政府的预算更多地投向了国民体育。
一部体育振兴法的惊世之用 这次转身非常突然，但事出有因，势所必然。
“在1964年之前的十多年，日本的GDP都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长率，这跟中国现在的情形相似。”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大野健一说，“到东京奥运会时，GDP增长率达到11.5％。”这一年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有的家庭还换成了彩色的。当然，孩子的饮食也开始发生变化。
“很多家长把钱直接给孩子，让他们自己去超市买东西吃，结果火腿、汉堡包这些高热量食品填满了孩子们的肚子。体质差，营养不均衡，几乎是那时候孩子的通病。”镰田先生当时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回想起周围孩子的情况仍有些无奈。
在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回忆录里也有这样一段记载：“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
“垃圾食品”的泛滥，加上体育运动的缺乏，日本青少年的体质持续下降，满大街都是“大象腿”、“小胖墩”，“这最终促使日本政府痛下决心。”山田刚说，“仅仅一小部分人提高运动成绩是不行的，大部分人参与到运动中来才是根本任务。”
转身并不容易。“政府预算盘子只有那么大，要加大对国民体育的投入，就需要把左手的钱放到右手来。”山田刚回忆说，“东京奥运会日本代表团的成绩太好了，金牌榜第三位简直是神话。政府政策的突然转变，难免引起一些争议。”4年后的墨西哥奥运会，日本代表团的成绩直线下滑，争议声更大了。
“好在有一部《体育振兴法》，使政府的干预有了法律依据。”日本文部科学省青少年局局长鷇口修资介绍说，“依据这一体育基本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令，推出了一系列振兴计划。”
最著名的是《关于增进国民健康和体力对策》。奥运会后作出的这一决定，主旨即在普及体育运动，最终完成了从竞技体育到大众体育工作重心的转移。
“奥运会后最大的变化，是社区和国民开始推动体育。”原田教授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很多俱乐部都是国民自发成立的，青少年团和指导员制度也是在那时形成的。“日本体育制度的基本格局，定型于东京奥运会，并沿袭到今天。”
一座体育场的神圣地位 同样沿袭下来的，还有东京国立竞技场于日本体育而言的神圣地位。但这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曾举办过东京奥运会，还因为它在日本体育实现转身过程中所起到的标杆作用。
走进国立竞技场，除了刻在外墙上的1964年奥运会获奖名单和那个巨大的火炬台，提醒着观者这里曾经的辉煌外，很难再捕捉到当年的影子。当年的长条凳已经换成了五颜六色的塑料椅子，草坪打理得整整齐齐，昔日的运动员准备区，已经装进了不少健身器械。
如今，承办韩日世界杯决赛的横滨国际综合体育场已经取代国立竞技场，成为日本最大的运动场。但在国立竞技场工作了36年的镰田康男却告诉记者，始终无法取代的是国立竞技场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东京奥运会后，这里就开始向公众开放。”镰田先生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时在全国修建的训练中心还很少，受奥运会的鼓舞，想要锻炼的人特别多，体育场外经常排着大队。”
已显陈旧的国立竞技场承办的大型足球赛事越来越少，但对于日本的足球少年来说，这里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因为每年一度的高中足球联赛的决赛将会在这里举行，而优胜队中的很多选手将会成为未来的职业球员。
在办公室的一块黑板上，记者发现1月份国立竞技场一半的时间要用来承接各项赛事，其中有正规的职业大赛，也有区中小学的运动会，还有社区俱乐部的足球比赛。
“如果在国立竞技场跑过几圈，说出去是很荣耀的事情。”镰田说到这里，忍不住露出了笑容，“在东京奥运会后，我们这里的训练中心就一直作为全国健身中心的样板，设施的配置，桑拿房的修建，以及车站的设计，都是以这里为范本的。当然，还包括价格。”
在国立竞技场的训练中心办张健身卡，每月是7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00多元，中小学在这里办场运动会，一天的价格是20万日元，而一场商业演出的收费则高达7000万日元。“之所以偶尔会接商业演出，是因为赚了钱，对民众开放时可以更便宜了。”
在镰田看来，国立竞技场从造出来那天起，就不是个营利场所，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警示日本人，要记住体育的意义。而这种意识的形成，首先就是在学校里。
一所普通学校的典型意义 位于东京都中野区的东京都立富士高中，是日本公立学校里再普通不过的一所学校。它之所以会被选中列入采访名单，就是因为这所学校诞生于1964年以前。
在学校收藏的体育资料照片里，我们还能看到1964年奥运会的影子。1965年的校运会明显比往年隆重得多，在开幕式上，学生们甚至表演了团体操。这显然是在模仿东京奥运会。
这所学校的竞技体育成绩实在算不上出色，校长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张合影，那是学校长刀队全体选手比赛后的全家福，那一次，他们在全国赛中取得了第16名。除此之外的好成绩，恐怕就要数校队在东京高中男排比赛中取得的第10名了。但学校的体育设施看起来不错，“在日本，公立学校哪怕只有一个人，体育设施的配置都是一样的。”校长藤井正俊介绍说。
记者赶到学校的时候，正好下午第一节课开始。须滕雅所在的高二年级正好在上体育课，女生占据着教育楼左右两边的操场——一边是足球课，一边是曲棍球课，而男生则全部在宽敞的篮球馆里上篮球课。在结束对校长一个半小时的采访后，体育课刚好上完，时针指在了下午3点钟。
学生们开始陆续换装，有的换上校服回家去了，更多的则进入属于自己的兴趣小组。据藤井校长介绍，课外兴趣小组6成以上是体育方面的。“别看体育场馆的占地超过了整个学校面积的1／2，但还是不够用，我们不得不协调体育兴趣小组的时间，一个组一周最多只能用三四次。”
作为剑道队的队长，须滕雅和队友一起准时出现在了剑道馆，而隔壁一分钟前还安安静静的柔道馆，也聚满了准备训练的学生。操场上的足球队员，也穿起了短裤开始练习，还有几个音乐爱好者背起吉他开始弹奏。
藤井校长拿来一张学生的课时安排表格，上面清晰地写着体育课的时间——高一一周2小时，高二高三一周3小时。当记者问了句体育课会否被偷工减料的外行话后，校长耸耸肩笑着说：“为什么呢？这是法定的。”就像自幼儿园和小学、初中生必须喝牛奶吃配餐一样，体育课和兴趣小组是受法律保护的。日本甚至规定，初中男生必须从柔道和剑道中二选一，进行学习。
“在中小学作一些硬性规定是必要的，家长们也是支持的。”日本文部科学省青少年局局长鷇口修资还笑着告诉记者，“我小的时候，按规定必须喝牛奶，而且是那种脱脂牛奶，真的很难喝，但没办法，还是必须喝完。”
“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也是在东京奥运会那时确立的。”藤田校长说，“在一些公立学校，体育教师的待遇甚至高于其他教师。”后来我们得知，藤田校长本人原来就是一名体育教师。
结束采访回到北京后，听说东京突然降温还下了大雪。一位中国游客看着一群穿着衬衣短裤短裙的日本小学生，笑闹着奔跑在凛冽的寒风中时，她疑惑地问：“他们真的不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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