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国农民工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目前的2亿人左右。如此庞大的人群涌入城市打工生活，巨大的消费潜力已使农民工成为城镇、农村居民之外的消费"第三元"。
但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发现，当前农民工普遍消费愿望强烈、消费信心不够、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支出主要用于租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农民工作为消费"第三元"的巨大潜力还有待充分释放。
老中青三代农民工的消费清单 今年57岁的王显春在重庆一家建筑公司做杂工，月收入1000元左右。他和老伴在城里租了一间房，月租150元。王显春告诉半月谈记者，他打工挣来的钱大部分用于维持基本生活，看病是一项很大的开支，经常要花掉他的一大半打工收入。"看病太贵啊，消费不起。"因此，王显春并不想在城里长期居住，打算"挣了钱就回老家"。
大部分老年农民工一般是把打工收入寄（带）回家，他们的主要消费场所还是在农村。对比之下，20岁上下的农民工则对城市生活充满了强烈渴望，在消费观念上非常放得开。
今年刚20岁出头的浙江衢州人陈老五已在杭州打工2年，拥有一份令同乡羡慕的工作──水电工，工资外加到处接活，年收入4万元不成问题。
小陈告诉半月谈记者，他每年固定的支出大致是这样的：房租费4000元，水电费600元，移动电话费3000元，抽烟费8000元，伙食费10000元左右。业余时间，小陈还和小老乡们一起唱唱歌，打打牌，上网聊聊天，或去逛夜市买些百元左右的衣服，一年下来存不了什么钱。因为嫌骑自行车太慢、太累，最近，小陈新买了一辆2000元左右的电动车。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吴锦良认为，新一代农民工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有初中、高中学历，几乎没有务农经历，负担很轻，所以在消费观念和行为上有"向城里人看齐"的明显特征。
介于这两个农民工群体之间，"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是自己"的中青年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比较复杂，往往徘徊在保守和开放之间。
今年34岁、在浙江温岭打工已7年的湖北人陈绪凤告诉记者，她每年的固定开支是电话费840元，零食加上朋友聚会6000元。"我一般不参加唱歌等娱乐活动，也很少出去逛街买衣服，外面消费太贵。"陈绪凤说，"等我挣够了女儿上大学的费用，我就回老家。"陈绪凤每年能存下来不少钱带回老家，给女儿交学费，其余部分攒起来准备盖新房。
农民工的消费渴望与现实差距到底有多大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受制于有限的消费能力，租房、子女教育和看病是农民工消费的三大重点领域，与之相呼应的"民工经济"也在一些城市的城乡接合部发展壮大。
杭州城北沈家桥村村民老马家里刚刚建了一幢5层新楼，每层6间房。她计划将第三层至第五层租给附近的农民工，每间房月租150元。由于周边是农民工聚集地，老马一点都不担心房子租不出去。
子女教育也是农民工消费支出的重点领域。今年30岁、在杭州做泥水工的郑荣身边有一个7岁的女儿。郑荣告诉记者，城里虽然有很多民工子弟学校，但考虑到接送方便，要想找一个合适的学校还是挺麻烦的，"宁愿大人苦一点，也要让小孩读得起书"。
2007年9月，杭州市江干区唯一一所农民工医院──江干区彭埠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牌。迄今医院已经发放了1万多张"便民就医卡"。李东华医生告诉记者："农民工看病很"挑剔"，一要便宜，二要管用。"
但随着工作的稳定、家人的投靠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一部分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开始升级换代。农民工朱文现一家5口人在重庆市南川区城郊租了一套3居室，添置了电视机、洗衣机、饮水机。对于未来，朱文现有一个美丽的梦：一直住在城里，把孩子供到念大学，50岁以后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有一辆车出去旅游。但每月1800元的工钱又让他感到圆梦的艰难：除却家庭基本生活开销和2个孩子的学杂费用，一年打工收入所剩无多。所以，朱文现现在"不愿意消费"，而是为10年以后的幸福生活拼命攒钱。
重庆市利民劳动保障咨询服务公司最近就农民工消费问题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都想继续留在打工城市，部分人还表达了在服饰、购车、旅游、购房等方面的消费愿望。但城市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又使得这些梦想摇摇欲坠：要么节衣缩食淹留城市，要么努力存钱再回农村。残酷现实与浪漫理想的激烈撞击，使得农民工的消费冲动普遍被抑制。
释放"第三元"消费冲动，关键是要给农民工市民待遇 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
对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告诉半月谈记者：扩大内需应该建立在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基础上的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提高亿万农民工的消费能力。要提高农民工的消费能力，就要去边缘化，从制度上对农民工的"新市民"身份予以确认，在就业、教育、医疗、劳动报酬、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上，使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享有"同城待遇"。
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认为，当前，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还面临一些制度性障碍，如就医、买房、子女上学等方面存在的户籍瓶颈，使得农民工无法享有与城市职工同等的待遇，心理上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在北京，一些颇有成就的农民出身的企业主，宁要几台车，不买一套房（除非是用于投资），表现出一种对城市的疏离与排斥。江苏省委党校教授严翅君认为，不同的身份往往对应着不同的消费方式，把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是推动农民工消费方式转变升级的重要环节。
扩大就业，增加农民工收入也是拉动农民工消费的重要环节。在城市里，同样的收入，农民工干的大多是危险性大、工作量大的工作；同样的工种，农民工的收入要比城市职工低很多。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必须要做到同工同酬。
缺乏社会保障是影响农民工消费信心的又一外因。黄乐平说，农民工有钱为什么不愿意花？说到底还是不敢花。因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养老、医疗、失业甚至包括工伤方面依然没有享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如果不尽量储蓄，晚年生活就可能无所依靠，万一有个什么病患、意外，就得靠借贷过日或者听天由命。因此，要让农民工敢把手中的钱放心地花，就必须让其切实享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社会保障待遇。（半月谈记者傅丕毅） (来源：半月谈)
(责任编辑：廖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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