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评中国春运窘境 英媒称大规模迁徙史诗一般

　　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运窘境，由于今年南方连日的雨雪而被放大了数倍。“在不足6周的时间里，中国官方预计将有23.7亿人次的"候鸟"，完成一次大迁徙”，英国《金融时报》因此称之为“如史诗一般的人口迁徙”。《环球时报》记者与不少外国朋友聊起此事，他们无不惊异于中国火车站前人流滚滚的“壮观”场面。就像一个美国人说的那样：任何在中国的“大”，都是“巨大”。不过，他们也承认，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即使是基础设施非常发达的美国，也未必承受得住。多位外国学者还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谈到，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是造成每年一度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深层次原因，这个矛盾如果得不到解决，春运这个中国式的“乡愁”将永远延续。

　　中国铁路“太累了”

　　“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人们站在雾蒙蒙的天空下，忍受着冰冷的降雨。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得不取消春节回家的计划了。在广州火车站旁边，滞留旅客已经人山人海，他们撑着雨伞拥成一团，此刻温度尽管不到零下，但极其寒冷。”这是路透社记者在1月31日的报道中描述的画面。报道说，“对于数以百万计离开家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南方城市打工，以换取微薄薪资的外来人员而言，春节可能是一年中能见所爱家人的唯一机会”。这样的报道连日来成了世界媒体最常见的新闻，它们一致将春运定义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因为流动人次接近地球人口的1/3。《泰晤士报》说，在春运和大雪的双重夹击下，7700多万中国人遭遇了罕见的交通大阻塞，无论农民工、学生还是出差在外以及在异地任职的官员，此刻都在为买到一张车票而“奋斗”，因为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

　　通过媒体的密集报道，无数外国人知道了一个原本不熟悉的字眼：春运。当记者向瑞典《每日新闻》记者佩尔?阿林讲述广州火车站附近滞留着70万人，这就相当于那里集中了全斯德哥尔摩市的人时，佩尔惊讶得有一分钟都没有说话。佩尔说，与中国相比，瑞典的交通运输线简直是太轻松了。他说，瑞典的火车一般只有8节车厢，即使这样也很少有满员的时候。拉尔斯?皮特是德国最大私立电视台的一名编导，最近几天他正在中国拍摄电视片，因此“有幸”目睹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他说，看着无数农民工背着大包小包拥进候车大厅，深夜里只能睡在行李上，车一到就一窝蜂地往上挤，觉得这些人太不容易了，为了买一张车票，他们要花掉不少积蓄，甚至因此舍不得买水喝，不敢住旅馆。接着，他又感叹说，中国的铁路“太累了”。据报道，截至2006年，中国人均铁路长度不足6厘米，却承担着全球约24%的铁路运输量。另一位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日本女学者对记者担心地表示，“8月北京奥运会时，不会出现类似春运这样的人潮流动吧？要是真出现问题，也不知道中国政府打算怎样解决”。

　　交通阻碍是现代化国家无法回避的难题

　　卡特·霍利特在英国城市铁路公司担任项目经理，为了向他了解作为业内人士如何看待中国的春运窘境，记者提议前往伦敦主要的城际火车站帕丁顿火车站同他见面。没想到，当天伦敦交通阻塞，我们见面的时间被迫推迟了1小时。当霍利特先生见到记者时，不由得苦笑说，“交通阻碍是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难题”。他指指身后的伦敦地铁车站说，这里每天运载的人流超过300万人次。乘坐过伦敦地铁的人都知道，车站里播放最多的资讯就是区间路线受阻，车次延误或取消。霍利特先生说，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交通部门面临的大难题，不过他认为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政府政策落实不够，基础建设资金不足等表面原因。他将目前有70万滞留旅客的广州市同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作了一个比较：这两个城市很相似，同样是大量外地人经停的城市，交通系统不足以承受过多的旅游人次。他说，每年夏天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一开幕，这座平时冷冷清清的城市立刻变得人满为患，机场、车站、酒店、旅社挤满了外来旅客，物价也会随之上涨。在他看来，英国人夏季拥进爱丁堡观看艺术节与中国人宁愿在车站等候数天也要在春节回家团聚一样，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风俗习惯。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系副教授汤维强研究的是中美政治比较，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11月的第四个周四是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说，这与中国的春节差不多。每年感恩节到新年期间，美国也会迎来6000万人次的大迁徙。虽然绝对数量比不上中国，但相对数量也是相当大的。与中国人不同的是，90％的美国人居住在国家级公路8公里以内，因此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开车出行，还有一小部分人乘飞机，只有1%的人选择坐火车。这几千万开车出行的人，最担心在高速公路上堵车。不过，美国政府在交通应急机制上还是有丰富经验的。汤维强说，去年感恩节他去亚利桑那州旅游，路旁积雪足有两米多厚，但路面却干干净净，说明有关方面对此早有预案。再比如，一旦航班取消，美国机场方面会不等乘客前往机场就首先打电话通知。他说，“如果中国的交通管理部门能做到以人为本，把细节都考虑到，至少可以缓解一些矛盾”。

　　与中国一样，韩国人也过春节，并且也都选择回家。特别是那些父母在农村而自己在大城市上班的人，春节期间更是毫不犹豫地回家。每年除夕前，韩国也会出现机场、车站人山人海，高速公路汽车连接成行的大场面。韩官方估计，春节期间出城返乡的人次有3300万（韩国人口4800万）。不过韩国面积不大，从首尔到各地都不超过一天路程，买不上飞机票和火车票的，就自己开车。为了躲避出行高峰，很多家庭连夜赶路，或者天不亮就出发，但拥堵的路况还是让旅途时间翻倍。记者的一位朋友去年从首尔开车回釜山，平时5个小时的路结果走了20个小时。

　　“中国要解决人口流动中的拥堵问题，世界上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作为参照。因为在人口规模上，中国与印度类似，但事实上印度的情况更糟糕；在人口密度上，虽然日本也很高，可一方面日本国土狭小，另一方面日本人的流动性也不如中国大。”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认为，不过一些国家至少为中国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在中短程客运上，学习瑞典加大发车密度，在长途客运方面，参考欧美甚至印度廉价航空的经验，此外，效仿法国实施分区错时休假等。

　　人口流动伴随大发展

　　尼尔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些其实都只是针对中国人口流动拥堵问题的短期解决办法，从长期看，在中国人口规模不变、文化传统不变、甚至休假制度也不变的情况下，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流动拥堵问题，还是应从缩小地区差距入手。在与多国学者的对话中，记者发现，他们都认为，中国东部与中西部、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均衡，是造成每年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深层次原因。《金融时报》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以前春节的旅客多是漂泊异乡的游子和学子，而自中国采取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后，来自中西部的青壮年劳动力就成了春运中的“主力军”，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1.2亿打工大军，并以每年500万的速度扩张。文章说，正是这些每年“候鸟”般迁徙的农民工，使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主宰了全球消费品市场，让中国30年的经济轰轰前行。

　　事实上，这种因地区间经济不平衡造成的人口大迁徙，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少见，并且都是伴随着当地经济大发展或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它在客观上形成了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促进了移民输入地的经济发展。17世纪，英国大兴呢绒制造业，各主要城市纷纷建立工厂，与此同时，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转而到纺织业中心城市谋生。在这场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中，原本只能吸纳十多万人的工业城市，在10年间人口连翻几倍，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劳动力。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大开发，在几十年间，从东部移居西部的美国人多达2700万，使一个原本局促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仅有13个州的小国，经200多年发展成“从海洋到海洋”的世界头号强国。

　　瑞典“全球新闻网”在报道中国春运的文章中也提到，上世纪初，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时，曾有上百万瑞典人移民美国，那时，能挤上到美国的客轮要么是因为幸运，要么便是身强力壮。尼尔森教授说，欧盟扩大之前，“老欧洲”国家的交通运输线上很少有拥挤的时候，但欧盟扩大之后，人们发现，每到圣诞节前后，欧洲的国际交通线就开始拥堵。而此时的欧洲人口密度变化不大，交通网线却日益发达，究其原因，就是经济较落后的新入盟国家的大量劳动力拥入了老牌发达国家，于是到了圣诞节全家团聚的时候，就出现了“圣诞运”问题。印度作为世界人口第二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差异大，也造成了大量人口从落后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据统计，印度流动人口总量近2.7亿人，告别土地的农民拖家带口如潮水般拥入城市，成为各大城市建筑工地、工厂流水线、小商贩、家政服务、清洁行业的主力军，不仅为印度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生活水平。

　　过度流动滋生社会问题

　　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英国历史上那次大规模移民后，不仅导致工业城市物价飙升，城市清洁程度大大下降，还滋生出大量犯罪事件。美国西部大开发激发了东部人掠夺西部资源的“野蛮性”，对许多地方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对印度来说，规模庞大的民工潮则让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越发不堪重负，贫民窟激增，夜间走在立交桥和人行道上甚至可能踩到露宿街头的外来民工身上。由于长期被殖民的缘故，非洲沿海与内地、城乡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平衡，上世纪中期，很多非洲国家也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在最近40年里人口从20万膨胀到130多万；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从27万人口发展成300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但随之而来的是供水严重短缺、垃圾堆积如山、犯罪率高、失业严重等“都市病”，甚至还加剧了族群矛盾。

　　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更多了交通运输不堪负荷的难题。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户籍制度，迁徙者往往是落地生根，“回老家”充其量是偶尔为之的“寻根”之旅，而不会像中国农民工春节回家那样，有着类似候鸟般一年一度的神圣使命。尼尔森说，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大量的流动人口，它使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总是源源不断，劳动力成本也因此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不过对交通运输而言，人口流动规模过大，就是一件带来较大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事情了。印度尼赫鲁大学副教授吉妍博士还以北京为例，认为中国城市布局过于集中化。她说，北京的行政区、商业区、文化区都位于市中心，结果人们每天早上上班时从四面八方向中心拥来，晚上下班时再向四面八方拥去，结果造成交通严重堵塞。国家的布局也是一样，不仅坐火车难，买房难、上学难、就业难等问题都会随着人口过度流动而产生。中国人口和发展研究所所长马力认为，中国人口众多，社会资源有限，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当中国经济已经有了一些积累的时候，下一步就要向公共管理服务均等化发展了。（环球时报记者段聪聪环球时报驻外记者联合报道）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