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 两年前，曾有警告称人类正处在自恐龙灭绝后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危急关头，而导演这一悲剧的正是人类自身。据预测，如果按现在每小时3个物种灭绝的速度，40多年后，地球上1/4到一半的物种将会灭绝或濒临灭绝。根据计算机模拟，这比生物自然灭绝的速度快1000倍，比物种形成的速度快100万倍。 |
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有科学家预测，如果按现在每小时3个物种灭绝的速度，40多年后的2050年，地球上四分之一到一半的物种将会灭绝或濒临灭绝。根据计算机模拟，这一速度比生物自然灭绝的速度快1000倍，比物种形成的速度快100万倍。
两年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执行秘书朱格拉夫就曾发出警告：人类正处在自恐龙灭绝后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危急关头，而导演这一悲剧的正是人类自身。
在李欣海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言论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
作为供职于非政府组织（NGO）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生物学专家，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和实践。目前，由他负责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有一个饶有意味的名字：“蓝图”计划。
李欣海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强调，任何一种生物都有独特的价值，甚至被一些人痛斥为草原破坏者的鼠兔，也具备显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鼠兔被大量毒杀后，以鼠兔为基本食物的动物或断了口粮，或因中毒而死掉。”他说，“每一种生物都是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任何种群的灭绝都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引发一场灾难。”
一个常识是，人类不能独自存在。物种的大规模减少，直接削弱了人类的生存基础，而且还会通过食物链引发其他物种的灭绝。因此，保护所有生物及其基因和生存环境，即生物多样性的工作迫在眉睫。
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一项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保护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以造福子孙后代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出台，并于次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公约》第一次承认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任务”，是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提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及“公平合理地分享来自遗传资源的商业性利用和其他利用的利益”三大目标。
中国在大会上签署了此《公约》，成为世界上率先加入《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
实际上中国的形势并不容乐观。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加，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生物多样性正受到高度威胁。据了解，中国生物物种数量正以每天新增一个濒危甚至走向灭绝的速度减少，农作物栽培品种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濒危植物物种比例高达15％~20％，濒危物种达4000~5000种。
损失是巨大的。根据《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十年进展》报告，仅外来物种入侵一项，每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00亿元。
200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缔约国会议呼吁，各缔约国应从纸上谈兵转向实际行动，加强努力、采取措施，在2010年以前停止正在以惊人速度发生的生物多样性流失。
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积极响应呼吁，开始采取措施降低生物多样性流失的速度。“蓝图”计划应运而生。2006年，TNC与国家环保总局等合作伙伴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正式启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项目。
该项目为期3年，由中国政府与TNC各出资300万美元，拟协助中国官方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库，规划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并为其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现状令人堪忧 为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6条，即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纳入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方案，中国于1994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提出了7个领域的目标、26项行动方案。
十余年过去，李欣海认为，中国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下了很大工夫，但现实存在的问题仍旧很多。
自1872年美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黄石公园后，建立自然保护区逐渐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办法。中国也于1956年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从此拉开了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序幕。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2000多个，总面积达15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保护区体系初见规模。
尽管这一比例已超过12％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李欣海的同事、“蓝图”计划项目官员赵鹏提供的一份资料称，中国实际需划出33个优先保护区域，共涉及26个区省的984个县，总面积达315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3％。据此，中国目前仍存在50％的保护空缺。
“这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程序有关。”李欣海说，“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大都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即地方提出申请、上级审批。因此，建立自然保护区与否，取决于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3条规定：“管理自然保护区所需经费，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国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现实中，一些地方的官员不愿投入财政到这项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赔本买卖”中，还有一些地方借自然保护区大搞开发，假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种种乱相，不一而足。
赵鹏分析道，中国目前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必然也会造成一些保护空缺。“物种最丰富的地方，多在行政区划分界点的位置。这就有很多或明或暗的麻烦。”他说。
同时，一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式和理念也让李欣海有些担忧。
去年夏天，“蓝图”计划项目组成员及一些官方生物专家辗转于川、藏、青、甘等地，进行了为期20天、行程5000公里的实地考察。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李欣海发现了不少高约2米、密度很大的围栏，有牧民为保护自家草场而竖起的，也有自然保护区拉起的。“动物跳不过去，也钻不过去。”当地陪同者告诉他，某处的一个围栏出现了一个豁口，不少动物想钻过去，结果常有体型较大的动物被挂住。“有一位老汉，一天解救了将近30只黄羊。”
“这种方式看起来是在保护，实际上不仅阻碍了一些动物的迁徙繁殖，还会使一些动物受到伤害。”李欣海说，“不当的方式有时反而会破坏我们想要保护的。”
在西藏尼玛县，李欣海得知当地常有老人到市场上买鱼，然后在湖里放生。他对此颇为担忧：这些鱼大多是外来物种，放生到当地后，会对当地的鱼类构成威胁，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
考察新路海自然保护区时，他无意中将一些面包屑扔入湖水中。本来很平静的湖面，突然就游上来一群鱼。他借机对当地官员开展了知识普及，说自己不应该这样做，容易引起水中有机物增多，破坏生态平衡。“当地的人听了后感觉很诧异，说很多游客都这样，却不知道后果有这么严重。”李欣海告诉记者。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数据库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提出的26项行动方案之首，是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经济价值进行全面评估。然而据李欣海和赵鹏透露，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没建立起一个标准统一的全国范围内生物多样性共享数据库。
当前，生物多样性数据并不缺乏，但因对数据的需求各异，标准并不统一，很难形成共享，并且缺少将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此外，数据没有及时更新、精确度不够、范围小等问题，比比皆是。
李欣海并不讳言自己的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决策层并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家底。“当要保护什么、在哪里保护，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时，决策的科学性必然大打折扣。”他说，“因此，首要工作是建立基于全国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对全国的生物多样性进行综合评估，并划分优先保护区，进行空缺分析。”
截至目前，“蓝图”计划项目组已帮助政府建立了数据库标准，政府已收集到包括5000多个物种的4万多条数据，其覆盖范围已经到了县级单位。只有当这一步工作全面完成后，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规划才可能出台。
据李欣海介绍，TNC这个成立于1951年、在国际上备受赞誉的NGO，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注重策略和实用性，并以科学为基础的保护工作方法：自然保护系统工程，即确定保护目标、制定保护策略、采取保护行动、评估保护成效，以此甄选出最具优先保护价值和最具有代表性的陆地景观、海洋景观、生态系统以及生物物种。
这套方法已被美国官方所采纳。美国50个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中，均有TNC的影子。“在条件成熟的地方，TNC还自己购买土地进行保护。”李欣海说。
在“蓝图”计划为期18个月的第一阶段工作中，项目组试图在长江上游的试点中验证这套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最终“得到了一些官方部门的认可”。
目前，项目组在开展第二阶段工作，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项目的同时，还协助四川省相关部门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参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工作。
曾有四川专家质疑TNC的这套方法。在协助四川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时，项目组本可以直接将自己采集到的数据递交给四川有关部门使用。但为了打消四川方面专家的顾虑，项目组请当地的专家，应用TNC的方法亲自试验，“结果惊人地一致”。
“必须承认，我们有10％左右的数据是不准确的，但这可以通过逐步考察来完善。最重要的是方法。我们希望让中国的专家了解如何建立一套相对透明、在多层次多尺度下系统评价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更科学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赵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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