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城市因茶路兴起 另一次实地考察中，邓九刚的车在内蒙古杜尔伯特草原陷进一个干涸的河床。
正无奈时，风吹云至，暴雨滂沱。几个过路的民工冒雨赶来帮助推车。车歪斜地刚爬出河沿，身后洪水追到，汹涌奔腾漫过河床。
为寻访茶路，邓九刚多次骑马乘车考察蒙古草原，倾听历史的回声。
根据资料中物流的方向，邓九刚可以描述穿过后草地的那条中俄草原茶路的基本路线了。
恰克图西北200多公里是贝加尔湖边的俄罗斯重镇伊尔库斯克。往西经托博尔斯克至秋明、叶卡捷琳堡，过喀山不远就是莫斯科。
恰克图南边150多公里是当时中国喀尔喀草原中心的最大城市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库伦是喀尔喀草原的政治、宗教中心，清廷在此驻有二品办事大臣。库伦往南是归化（今呼和浩特）。归化向南通至太原、汉口，沟通江南各省；向东连接张家口、北京、天津，延伸至华北地区。很容易看出，这条茶路为后来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的选线工作提供了基础，而再往后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铁路大致就坐落在中俄草原茶路上。
恰克图是茶叶之路交易口岸。伊尔库斯克和归化是两国各自汇集商品、组织货源的桥头堡。邓九刚广泛查阅北方各省县志进而发现，茶路的出现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当时中国这边，多伦、阿拉善、包头、集宁、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城市，都因茶路上人流物流的增长而扩大了规模。其中隆盛庄和河口镇等地后来又因茶路消失而消失。
以归化为例。归化早先有别名“召城”，召就是庙，在当地属藏传佛教。民谣说“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闪耀着宗教圣灵光辉的召城在茶路兴盛的前后300年间，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城，上百家专事俄蒙贸易的通司商号在此形成强大的商业集团。因地处中俄通衢，这里是八方驼道的枢纽，养驼业因茶路达到高峰，盛时达16万峰。如今呼和浩特旧地名中“桥”多，也得益于其当年全国最大的牲畜交易和屠宰中心的地位。因当年牛贩集中在为康熙征讨噶尔丹凯旋修建的庆凯桥，牛市遂被称为“牛桥”。“桥”因此在呼市含蓄了“市”的词义之后，旧城北门出现了“羊桥”，新城西门出现了“马桥”。年交易量数十万计的牛羊马贸易催生了“桥”边大片饭铺、茶馆、旅社、杂货店。当年的归化，手工业和轻工业迅速发展，茶叶加工厂、粮食加工厂、制药厂、制酒厂、酱油厂、榨油厂、制毡厂纷纷开业。金融方面的钱庄、票号生意火暴。当归化因为交易大批羊群、马群、牛群需要有场地存放时，召河出现了。距归化正北80公里的召河草原上，一条小河从普会寺流过，水草肥美。这里成为为牲畜交易服务的放牧场，等于归化囤蓄牲畜的后院。今呼和浩特附近的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则是驼夫、赶马人和跑趟子车的车夫等茶叶之路上的主角长期落脚的地方。茶路沿线村庄的庄名，多以当年商号命名。如福如东、大兴长、西成丰、四合义、广义泰、三义元、大盛合等。这些村落，水井打在村外，因为最早是为人和畜群饮水而凿。先有了商业存在之后，到了咸丰年间，这些村落才开垦土地，逐渐成为后来的农业居民点。
西伯利亚因茶路而繁荣 在恰克图那边，因茶路发生的变化更为巨大。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实施占领后，尽管政府竭尽全力调集物资运往西伯利亚，仍无法满足需求。16世纪中原政权还是明王朝时，蒙古族土默特部的商队就促成过中俄民间贸易。当时来自中国的粮食、蔬菜、丝绸、瓷器，尤其是茶，极大地缓解了开发西伯利亚的困难。
恰克图，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是最早中国至西伯利亚民间交易的场所之一。草原茶路开通后，不仅茶支持了人们在西伯利亚的生存，而且商品交换使一部分祖辈操弄猎枪、渔网和牧鞭的西伯利亚居民开始从事农业耕作。望不到边的肥沃土地被开垦种上小麦，只种不管，即可收获。上乌金斯克等地迅速变成远近闻名的农业区，产出的小麦经伊尔库斯克直接从恰克图卖给中国商人，换取茶叶。19世纪中叶，西伯利亚出产的小麦上升为俄国输往中国的主要货物。西伯利亚的变化吸引了大批移民从人口稠密的乌拉尔山以西流向上乌金斯克、下乌金斯克、托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一系列新兴城市像平地冒出来一样，东正教堂的钟声在广袤的泰加林原野上阵阵远播。还有不少西伯利亚人依据地理优势，就近改行当了商人，成了大财主，进而成了控制某一地区的实力派人物。有些人还被政府任命为西伯利亚重要城镇的行政首长。这个迅速崛起的群体构成了俄国历史上有名的“西伯利亚新贵族”。
得益于中俄贸易，俄罗斯轻工业迅速发展。1699年，俄国从中国进口烟草3000吨，次年为5000吨，第三年为6000吨。俄罗斯政府在西伯利亚开办了制烟厂，加工中国烟草。供需问题解决了，钱也赚了。中俄贸易前期，俄国对华出口主要是皮毛，西伯利亚农业发展起来后加上粮食。这两项占了总出口的80％~90％。19世纪俄国皮毛出口降至28％，取而代之的是轻工业产品，主要是毛呢等纺织品。19世纪新增的100多家毛纺厂的产品全部销往中国。
时任莫斯科民政总督的谢尼亚温这样说：“西伯利亚的繁荣和我国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莫斯科纺织业的兴盛，主要依赖于恰克图的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丝绸和棉布进入俄国数量被削减。19世纪西伯利亚的一位总督斯波兰斯基说：“俄国需要中国丝织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棉布差不多也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中国商人 在创作长篇小说《大盛魁》的过程中，邓九刚三次登门采访一位慕姓老人被拒绝。老人90高龄，行走驼路40多年，生性傲岸，气度高拔。邓第四次上门，老人已驾鹤西归。1981年，邓九刚在呼和浩特郊区挂着俄国壁毯的小泥屋访问时年85高龄的阎万山，小院里飘着散不尽的骆驼腥臊。阎万山14岁走上茶路，言谈多操蒙语，兴奋时杂以俄语。每次都断然拒绝邓送来的烟酒，且不大看得起未经风雨的当代人：“没到过库伦，那叫没出过家门儿！”在邓九刚采访的100多名茶路老人身上，个个透出这种伟岸自信、豪迈坚韧的气概。经他考证，各行业前后行走于茶路的商人、驼夫总数大概在30万~50万之间。
其中归化的大盛魁商号是商业集团的代表，也是3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其分支机构包括钱庄、票号、茶叶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制药厂、酒厂、驼场、马庄、羊庄等，遍及归化、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张家口、营口、锦州、包头……兴盛时拥有员工8000之众。活跃在茶叶之路上的大盛魁高峰时，动用资金数亿两白银，间接带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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