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合组织（OECD）估计，无论是原始数据还是根据经济周期进行调整的数据，欧元区国家已经将其总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本世纪初的3％左右，降至目前仅略高于0.5％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仍然糟糕，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甚至更高的水平。
当然，如果各国当局在此之前已经利用最近的经济扩张来巩固其根基，特别是对其财政预算做出调整，以及最起码对货币和信贷增长保持警惕，那么，事情可能就简单得多。
在那种情况下，战胜一个“泡沫论”可能不是什么问题，而如果保持预算盈余，那么，不用卷入有关反周期财政政策的学术争论，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非常有意思的是，以过去的财政表现为标准进行衡量，欧元区国家的表现相对不错——尽管有关方面常常训诫这些国家应该做得更好。
过去的错误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不要沉迷于荒谬的宿命论，而是要在行动前确定，经济是否面临陷入低迷的真正风险，以及这是否反映了名义支出的不足。单凭金融市场参与者和公司董事会对货币的需求，并不能构成制定相关政策的理由。不过，在看过这些警告之后，要说必要时仍有许多手段刺激消费支出，这种观点依然没错。
目前，美国3个月期市场利率接近4％，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依然很大；欧元区利率亦是如此。英国利率大大高于5.5％，降息空间更大。在上一次通缩恐慌期间，时任美联储（Fed）委员的本·伯南克发表了美联储可能实施“直升机撒钱行动”的（假设性）讲话，向金融界发出了警报，美国市场利率随后降至略高于1％的水平。与一些危言耸听者的担忧相反，美国长期利率并未出现相反走势，只是其下跌幅度不算太大。作为最后一招，并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来阻止美联储对更长期利率进行操作。
强烈反对刺激性货币政策的人认为，目前，低利率在国内的主要影响就是鼓励消费贷款和购房贷款。这反过来可能加剧已经居高不下的债务比率，而最近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债务比率太高。英国的情况稍有不同，在英国，更廉价资金发挥影响的途径，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英镑汇率构成下行压力，进而对英国出口提供很好的推动力，而其发生作用的时间，正是金融市场开始对国际收支赤字感到担忧之际。那些最担心消费者债务过重的人士，应该支持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在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曾对自己的预算平衡夸耀不已，而时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教授日前呼吁，美国政府需要拿出高达750亿美元的财政激励。斯蒂芬·切凯蒂教授等人更为明智，他们怀疑美国国会是否会允许“及时的、有针对性的、暂时性的”财政激励措施。鉴于美国经济低迷程度足够严重，他们将不得不冒一冒险。
如果美国实施财政激励措施，那么，英国首相布朗的预算指导方针以及大幅修订的欧元区《增长和稳定公约》将何去何从？如果经济放缓程度温和，并且其影响被最终的复苏所抵消，那么，在减轻国家债务利息负担以及给投资留有余地方面，这些指导方针仍然颇为重要。但如果结果是永久性丧失经济产出——正如克里斯托弗·道在其巨著《大衰退》中所说，那么，这些指导方针将暂时被抛弃。
除了虚构的、“弹药”不足的说法以外，还有些原因可以解释，为何要对解决经济衰退的一揽子激励措施保持谨慎。包括黄金在内的大宗商品市场的走势反映了通胀压力。这些走势表明，满足新兴国家进入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新增需求，最终对食品、燃料和大宗商品制造商的实际产能造成压力，因此，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限速标志”。从欧洲本地的情况来看，我们已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保守派重返政坛，并且他们坚持对越来越多的行业实施最低工资标准。而如果让外汇市场去矫正美英经济的外部“失衡”，那么，两国的名义增长率在一段时期内处于低水平似乎在所难免。但如果是整体消费支出确实有所不足，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会有办法来缓和其影响。现在，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谈进“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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