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如其人，人如其名(图)

孟红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幼时名傅懋恭，在后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第一次到延安后改名为彭真，直至终生。这一改之“真”字，意蕴丰富，耐人寻味。

　　名如其人，人如其名。他一生的言行都闪烁着“真”的光芒——虽然身居高位，却一贯以人民公仆自居，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认真负责……时时处处体现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忠诚，自始至终保持了本真为人、求真务实的品格和作风。

　　追求真理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复杂，顺境也罢，逆境也罢，彭真都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他经常对人们说，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

　　1965年9月，彭真发表了《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提出“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方针，指出：“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理，按真理办事嘛。”以这些思想为基础，后来形成了著名的“二月提纲”。可不久之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点“惹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但是，他始终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而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十几年后，他几次重提这件事，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讲的，但并不是我的创造。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了，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这还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一生几多磨难，坐过6年半的国民党监狱，“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9年身陷囹圄，3年被“放逐”到商洛山区。用他的话说，“入党60多年，1/4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不过，每谈及此，彭真总是把它作为革命者难免经受的“炼狱”。有一次，他谈到在敌人的监狱里开展绝食斗争时，风趣地说：“当时，我的（肺）结核病和痢疾很严重，搞绝食斗争，我没有饿死，倒是把细菌给饿死了。”高墙挡不住他对读书的一贯酷爱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敌人的监狱里，他认真、系统地研究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文化大革命”中，他在丧失人身自由的处境下，仍然关心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历史的与现实的、正面的与反面的经验，又重新认真系统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无纸无笔难不住，他有自己的“创造”，红红绿绿的牙粉袋和画报纸被他撕成一条条、一块块，边读书、边思考，重要之处就用嚼烂的米饭粒粘上不同的记号，作为“批注”。对于彭真来说，无论多大的磨难、多大的冤屈，都动摇不了他的信仰和理想，都泯灭不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他说：“我是个乐天派，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看来天昏地暗、天塌地陷，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历史的长河里算得了什么呢？！”他追求真理、坚信革命成功的无产阶级乐观主义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坚持原则

　　坚持原则，是彭真为党、为国、为民着想之“真”性情里的又一面。有时为了坚持原则，他会毫不留情面，显得不近人情。

　　有一年，彭真一行去房山云居寺看那里保存的石板经。临别时，云居寺的负责人请求彭真为寺院题词留念。彭真说：“你这里是寺庙，题什么词，我签个名吧！证明我来过就行了。”对方还是纠缠不休，非要彭真写上几句话。彭真就是不写，签完名站起来就往外走。这时，那人又拦住了彭真的去路，并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张郑板桥书写的“难得糊涂”的拓片送给彭真，并说这是他们珍藏的极品，一般是不送人的。不料，彭真非常恼火，一挥手就丢掉了那件拓片，并留下一句：“我是共产党员”，便上车走了。

　　在回京的路上，秘书和警卫人员等见彭真一直在生闷气，一言不发，也都不敢吭声。车快进城时，彭真才消了气。这时，他开始认真地给大家讲起郑板桥当初手书“难得糊涂”的用意。他说：“那是郑板桥在政治上不得志，又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而不满意，发牢骚。我们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装糊涂呢？更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装糊涂，我虽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一批被捕挨斗的就是“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当林彪、江青一伙对彭真进行狂风骤雨般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欲置彭真于死地而后快时，彭真并没有被吓倒，他坚决不承认林彪、江青妄加给他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坚信自己的言行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是经得起现实和历史考验的。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大会上，彭真在暴力胁迫下，始终没有低下他那正气凛然的头。

　　1981年5月，重新出来工作的彭真在一次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提到“关于造反派”的问题，他说，（“造反派”）这个用语一般不要再用了。今后，除三中全会后中央文件、小平同志报告讲到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以外，一般不要再用“造反派”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习惯用语了。当年起来“造反”，是中央号召的，“造反派”的绝大多数是好人，是我们的干部、群众，其中很多当时不过是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现在，他们有包袱，一提到“造反派”，就感到灰溜溜的。今后不要再这样笼统讲了，因为实际情况早已变了，再这样讲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孤立坏人。对他们的一般错误，不要再追究。有严重错误的，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对极少数有罪行的，主要是当时的青少年，也要从宽处理，因为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

　　彭真这种不计前嫌、不计较个人恩怨、一切从大局出发、坚持原则的言行，充分体现了他的深思考、大智慧和大胸怀。

　　认真负责

　　1979年2月，彭真恢复工作。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刚设立的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时，再一次显示出他的“个性”：任务越繁重，问题越复杂，他的革命激情、工作热情就越高涨。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加快立法的要求，他以77岁的高龄，投入到紧张的立法活动中。一部一部法律、一个一个问题、甚至一项一项主要条款，他都亲自调查研究，反复推敲，重大原则问题则请示中央决定。他经常强调说：“法是给全国立规矩的，一点马虎不得。严肃立法是严肃执法的前提。有问题，在法通过前改过来比通过后再改要好。”由于劳累过度，他曾因病住院，躺在病床上还要听汇报、做指示。一次，中央要开会讨论刑法草案重大原则问题。那一天，彭真发高烧39度。他对护士说：“小同志，请你给我打一针退烧针，只要退烧一个小时就够了。”他就是这样拿着汇报提纲走进中南海勤政殿的。在彭真的主持、领导下，3个多月就拟订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及选举法、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草案，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全部通过，开创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局面。

　　彭真的即席讲演是出了名的。许多听过彭真报告的人都说，彭真讲话平实在理，从不拿捏“官腔”，从不喜欢念稿子，就像跟大家谈心一样。会场的听众，对他所讲的总是发自内心地信服。看似是信口讲来，可就让人听起来那么过瘾，许多难题迎刃而解。其实，他何尝有过一次是“信口”讲话！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彭真讲话之所以引人入胜，重点突出，观点鲜明，是与他讲话前下的工夫分不开的。彭真的报告、讲话稿，很少要秘书或他人代劳，一般都自己动手，而且每次讲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次讲演前，他总要全面了解情况，抓住主要问题，反复研究思考，讲话提纲写了一遍又一遍，重要提法改了一道又一道，一天不讲，一天不停，若几天不讲，就几天睡不好觉。

　　彭真说：“这个习惯是在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对工人做工作，不能跑到资本家厂里，又不能开会，又不能跑到工人家给工人添麻烦。往往是利用工人上下班路上，用最简洁、最容易让他们接受的语言去和他们边走边谈。那会儿又不能拿讲稿，只能事先下工夫想清楚讲什么，怎么讲。”

　　彭真在每次讲话之后还要将内容整理成为“要点”进行反复推敲，一字一句审定。他几次要秘书学习陆机在《文赋》中讲的，“每自属文，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彭真对这句话做了新解，说：“意必称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本质地认识事物，这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言必称意，这是科学的叙述方法。”

　　1986年3月2日，彭真在公安部礼堂向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做报告，从上午9点半讲到下午1点，站着讲，未休息，一口气讲完。讲过之后，又对由3万多字的记录稿提炼为8000多字的讲话要点，进行推敲、修改了9遍，才印成正式文件。他说：“谁让你当了"官"呢？讲了话，人家是要执行的。不搞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影响下面工作，不认真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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