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冰封60年

　　“如果60年前你家有电话就好了，我就不会把你丢掉了。”

　　爱，冰封60年

　　-本报记者 柳 洁

　　我生于1926年，一路走来，真正觉得人生如梦，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工夫，82年的岁月倏地淌了过去。

　　2008年农历大年初一零点刚过，家里的电话准时响起，接起来，电话那头是毫无悬念的新年祝福：“小许，过年好啊。”那个声音，从年轻到苍老，从声如洪钟到喑哑浑浊，我听了这么多年，仿佛是一个记号，印在心底的最深处。

　　2001年，我先生过世后，每年的第一个新年问候，总是来自他，而且总是在零点的时候打来。我有时候想，他一定是在11点59分半的时候就开始拨电话号码了。

　　我后来问过他，他说：“不是这样的，我是很早就把电话号码拨好，然后挂掉，等零点的时候拨‘重拨’键就可以了。”

　　遇见

　　我有一个幸福而快乐的童年，父亲是一家医院的院长，母亲是温柔和气的家庭主妇，我和弟弟在严父慈母的家庭里长大。抗日战争开始后，战火蔓延，哀鸿遍野。父亲所在医院的任务就是抢救在战火中受伤的战士。随着军队的后撤，医院也不停地向远方迁徙——浙江、湖北、陕西……最终辗转来到“陪都”重庆。

　　我们一家人，也终于落脚在山城。

　　18岁的时候，父亲被牵扯进医院内部利益小团体之间的纠纷，并因此被抓进大牢。这时，弟弟也因为急性阑尾炎被送进医院抢救。等忙完弟弟的病，母亲带着我再去监狱探望父亲时，竟被告之：“此人已死。”

　　顿时，我的脑子轰的一下，连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

　　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我们只好想尽各种办法回到南京。回南京后，我上了无线电学校，每天从中华门的家步行去新街口念书。好在毕业后，顺利找到了工作。这时，我认识了他——肖铭。他是一位工程师，人品很好，工作也好，只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太好：大鼻子，不好看，像个外国人。

　　肖铭很热情也很正派，我们经常通信，周末的时候，他来看我，给我带了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头花啊、零食啊，还给我的母亲和弟弟捎礼物。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他。

　　离别

　　肖铭的老家在天津。1949年，那时南京已经解放了。他回老家探亲，我带着弟弟把他送到火车站。临走的时候，他还笑嘻嘻地对我说：“等我回来，我带天津大麻花给你吃。”那个时候，男女之间表达情感的方式都很含蓄，在当时，他的话几乎就算是承诺了。

　　我一直等到快过年，他始终没有回南京。我不好意思去他单位问，只好央弟弟跑腿。弟弟少不更事，马马虎虎去了一趟，回来告诉我：“他们同事说了，回家结婚，哪有这么快就能回来的。”

　　我听了又急又气，竟一病不起，在家里养了两个月，身体才慢慢恢复。

　　病好了，我下决心忘记他，每天都在练习写大字，弄得家里报纸上全是墨，一边写一边想，我一定要把他忘了。感觉自己的心情平复得差不多了，就把他送的几件小玩意用手绢包好了，装在大信封里，差弟弟去他们单位还给他。弟弟去了，很快又回来了，说没找到人，调走了。

　　这次的感觉比听到他结婚的消息更加怅然若失，本来憋着一股劲，想做出一个了断的姿态，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仿佛一拳打空了，心里也跟着空落落的。

　　这时候，正好有去上海工作的机会，我就立即报名去了。

　　错过

　　在上海，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想介绍一个干部给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了，农村出来的，人老实，以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想想自己也的确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就同意与他见见。他个子很高，说话慢吞吞的，“小许同志，你要好好工作，多学些本领，争取早日入党。”他像老大哥又像领导，我觉得他既亲切又威严，很乐意听他谈人生、谈理想。

　　1952年，我们一起调回南京，很快就结婚了，他分到了房子，我的母亲、弟弟也一起随我住进了丈夫家。

　　结婚后，有一次与丈夫散步闲聊，竟意外得知，他的一个朋友与肖铭居然是老同事。当然，我只是把肖铭说成是自己的一个老邻居。“他待我和弟弟都很好，但他回老家结婚后，就与我们失去了联系。”6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我是这样对丈夫描述肖铭的。

　　丈夫很热心，托人四处打听，居然找到了远在天津的肖铭，肖铭又辗转找到了我。

　　原来，肖铭的父亲得了肺结核，咳血不止，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病。他是家中独子，因此向组织上申请留在天津工作。至于结婚，可能是单位同事开的玩笑。他回过两次南京，第一次，我们全家都外出走亲戚了；第二次，我已经离开南京去了上海，母亲为了不让我伤心，没有告诉我。

　　这中间，他写了很多封信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封也没有收到。这里要插一句，我们在南京是寄住在表舅家，我的表兄好吃懒做，要用8个鸡蛋炒一碗饭，他追求过我，但我很不喜欢他，他就经常撕我的信件。

　　我经常想，那个时候如果有电话有手机或者有电子邮件，我们会就这样一再地错过吗？

　　封存

　　肖铭的父亲去世后，他再次回到南京。我永远记得重逢后他看我的眼神，哀怨、痛苦、后悔……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想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吧，也许以后，他会找个好姑娘，照顾他，关心他，陪他走以后的路。

　　可谁知道，他竟然终生未娶。

　　我结婚后，肖铭就一直与我们的家庭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每到过年，都会带礼物来看我们。我的大女儿4岁的时候，突发高烧，又转成了肺炎，需要住院治疗。当时，丈夫出差在外地，我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根本忙不过来。肖铭把我的小儿子接到家，让我母亲给带着，下班后再去医院看我的大女儿。

　　所以到现在，我的两个孩子还对肖伯伯非常亲热，电话一来都抢着接。但是每年过年零点的这个电话，他们都不抢的，他们知道，这个电话是打给我的，接下来，才会问候孩子。

　　有的时候，我和丈夫闹了别扭，也会找他诉苦，他非常大度，总是劝我，不要太任性。过些时候，又会有意无意地劝我丈夫：“对妻子要宽容。”肖铭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我甚至觉得他是我的哥哥，或者是我的父亲。

　　说起来好笑，我曾经试着帮肖铭张罗女朋友，为了不伤我的面子，他也见过几个，但事后总推托，说不满意。有一次，我问他到底想找什么样的，被逼急了，他脱口而出：“像你这样的。”话一说出口，彼此都觉得很尴尬，我的心怦怦直跳，生怕他会讲出更加直白的话。可是他没有，他只是匆匆说声对不起就走了。过一阵子再遇上的时候，他又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2001年，我的丈夫去世了，我与大女儿生活在上海。肖铭还在南京，我们时不时会打个电话问候对方。

　　我的眼睛不太好，做过白内障手术，肖铭在报纸上看见明目的偏方都会专门打电话告诉我，他在那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在这头一笔一画地记。有时，他会开玩笑：“如果60年前你家有电话就好了，我就不会把你丢掉了。”

　　你看到这里，一定会问我，既然两个人都没有老伴，为什么不搭伙在一起过过日子呢？其实我的孩子们也经常这样问我。我想，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我们都已经很老了，彼此都有很多坏脾气和坏毛病，在有生之年，还是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对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