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之父特尔曼

　　来源：《人物》杂志

　　硅谷之父特尔曼

　　文/袁传宽

　　1982年秋天，我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南部的一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圣塔芭芭拉，在加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初到美国，令我惊叹的不仅仅是此地物质生活的丰富，更惊羡这个“超级大国”的科学技术之先进发达。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之间的科技差距远远比今天大得多。要知道，当年在国内一个仅仅具有四则运算功能的小小计算器还被视为“奢侈品”的时候，在此地大学数学系里，电子计算机已经十分普及。

我接触的第一部个人电脑是“苹果II”，于是知道：研制和生产它的公司叫做“苹果计算机公司”，其总部设在北加州一个叫做“硅谷”的地方。

　　那年年底，一条新闻震惊全美，它占据了所有大小报纸当日的头版头条，所有的电视台都在全天滚动播放同一消息：硅谷之父福雷德里克?特尔曼与世长辞。接下来的几天里，关于特尔曼教授生平故事的报道、影片和书刊铺天盖地，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逐步走近这位推动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科技发展的巨擘与先驱。

　　1991年，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应聘去北加州的圣塔克勒拉大学教书。那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古老的一所大学，它就位于硅谷的心脏地区，一个名叫圣塔克勒拉的城市。

　　硅谷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令我赞叹特尔曼的好眼力，他使硅谷的诞生先天充足。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北部，有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城市：旧金山。旧金山的气候和景色使它成为“最受美国人欢迎的城市”，世界的旅游胜地。这座美丽的城市还是美国西海岸金融和贸易的重镇，海陆空交通的枢纽。硅谷就在旧金山以南大约50英里的地方，夹在东西两座山脉之间，有十几个中小城市星罗棋布。硅谷的自然风景粗犷而妩媚，两侧的山脉不高不峻，平缓连绵，雨季碧绿，旱季驼黄，色彩变换提醒人们又是一个春秋。

　　50年前，这里原来是一片沃土，到处都是果园和花园。我刚到硅谷的时候，还能在两个城市之间的地段见到一些果园花圃。今天，农田果园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面貌形形色色的现代化办公楼与厂房、宽阔的高速公路、繁华的商业区、传统西班牙风格的民居院落与设备齐全的公寓。

　　如今，硅谷聚集着7000多家电子和软件公司，世界高科技公司的百强中，五分之一在硅谷安营扎寨。当你驾车行走在硅谷的大道上，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惠普、斯科、太阳、IBM、英特尔、甲骨文、苹果、旭电、应用材料、施乐、雅虎……这些世界闻名的企业是硅谷的标志和骄傲，全球的IT行业也唯硅谷里的对应公司马首是瞻。

　　硅谷科技人才和财富的密集居全美之首。这里聚集着百万来自美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万名以上的博士，千名美国科学院院士，30多位诺贝尔奖的得主。硅谷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美国中等家庭的收入，百万富翁不止2万人。

　　硅谷每天都在创造纪录，这里有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和难以置信的财富神话。最兴旺时期的记录是：每周诞生11家新公司，每五天一家公司上市，每天增加62个百万富翁。硅谷是众多科技界、企业界风云人物的荟萃之地，是当今美国乃至全世界信息产业的龙头。硅谷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和世界信息科技发展的进程。

　　作为高科技的受惠者，我虽然无缘目睹特尔曼的风采，但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气息，时时都被他那异常的远见和超人的智慧所造就的辉煌震撼。

　　遥想当年，1885年5月，曾经担任过加州州长的利兰?斯坦福先生和妻子一道，在那被称作“圣塔克勒拉山谷” 的地方，买下了一大片牧场，在这8000英亩的原始荒蛮的旷野上，耗去6年的光阴，用去了一生的积蓄，兴建了斯坦福大学。

　　人们难以想像，没有斯坦福大学的西部会何其缺少现代文明！没有科技，匮乏人才，还会有硅谷今日的轰轰烈烈吗？不过，斯坦福大学在最初的30来年，成长缓慢，不能与发达的东部那些著名大学同日而语，被人戏称为“乡村大学”。而使斯坦福大学摆脱西部乡土之气的第一人，便是福雷德里克?特尔曼。

　　特尔曼降生在1900年，上个世纪开局之年，他将成为一个为人类20世纪的历史增添风采的英雄。

　　特尔曼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在斯坦福大学执教，众所周知的“智商测验”就是他发明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用他的测验方法为美国政府发现了不少特殊人才。此外，他也发现儿子的智商远远高于平均值。特尔曼从小就在斯坦福校园里玩耍，环境的耳濡目染，使童年的特尔曼酷爱读书，家中儿童读物不少，他整天抱着书本，乐在其中。可他体弱多病，上小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索性辍学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家中的种种大小电器成了特尔曼的玩具。最喜欢的是无线电收音机，还学会使用“点——长”式发报机收发电报信号。特尔曼在当地帕洛阿托中学毕业后，身体依然不够强壮，不宜离家远行，就近考入了斯坦福大学。何况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喜欢那充满斯坦福校园的青春活力,向往这里远比东部大学更为自由的学术气氛。特尔曼开始注重体育锻炼，爬山、钓鱼或者游泳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

　　上个世纪初，人们惊叹化学的神奇变化，尊崇化学为“科学皇后”，于是特尔曼进了化学系，毕业后在帕洛阿托的联邦电报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不久他发现，要想进取，必须深造。他的兴趣开始转移到电子学，他又考进斯坦福大学的研究院，改学电子工程专业。拿到硕士学位后，他又前往美国东部波士顿市的麻省理工学院(即MIT)，攻读博士学位。当时MIT 的电机工程系是全美国最棒的，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万尼瓦尔?布什教授，此人因发明模拟计算机而大名鼎鼎。布什教授重视应用，他的教育理念是：大学除理论研究之外，也应该是应用研究与开发的中心，绝不该是纯学术的象牙之塔。这个当时可算是惊世骇俗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特尔曼，烙进了他的心田。

　　1924年，特尔曼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受聘留校任教。特尔曼在开学上课之前，抽空回西部加州探望双亲，却不慎染上肺结核。这病差点要了他的命，不得不卧床休养一年。波士顿冬天阴冷，父亲说养病还是家乡好，加州阳光明媚，温暖宜人。痊愈之后，特尔曼也不打算再回MIT，斯坦福大学欢迎他这位学有所成的校友，教授的聘书送到家中，特尔曼走马上任，开始在母校讲授无线电工程学等课程。

　　如果没有这个害人的肺结核病，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特尔曼教授，那还会有硅谷吗？也许有，但可以肯定那要推迟很多年。

　　从1924年起，特尔曼担任斯坦福大学通讯实验室主任20年，那实验室就是他创立的。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们，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聪明过人的年轻人，都把能够进这个实验室工作视为荣誉，是他们选择职业的第一志愿。特尔曼的通讯实验室成果不断，引领通讯技术的潮流，是美国西海岸的科研重镇，也是未来高科技工业领袖的人才基地。

　　特尔曼为人谦逊，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他对学生循循善诱，认真负责，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他的学生们说：特尔曼教授未必是位伟大的发明家，但他是天生的教师，无论多么晦涩艰深的理论，经过他深入浅出的讲解，加之他妙语连珠的口才，连最迟钝的学生都能听得津津有味，明明白白。

　　特尔曼编写的《无线电原理》体现着他的教学风格，被许多大学采纳作为教科书，用了很多年，成为经典。他一生著述颇丰，仅教科书就写了7本。

　　特尔曼深受学生爱戴，他不仅教书，更能启发诱导学生，以非凡的能力激发学生们对电子科学的热情。他的学生们深信：“微观小电子能够改变宏观大世界。”青年们于是个个立志为电子事业献身，那种“狂热”近乎宗教信仰。特尔曼教书是真正的“传道”，他的课堂孕育了未来硅谷电子产业的企业家。

　　1931年，特尔曼教授发现在他开设的“电子学”课堂上有两个出色的二年级学生，勤奋聪明，品行端正。一个矮胖，叫威廉?休利特，另一个瘦高，叫戴夫?帕卡德，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有共同的爱好，都对无线电广播有浓厚的兴趣：休利特居然在家里阁楼上自制安装了一个无线电信号发射台，帕卡德也是个无线电“发烧友”，所以他们一同选修特尔曼教授的“电子学”课程。两个人又都喜欢橄榄球运动，他们就是在橄榄球场上不打不成交的。他们俩感人的真挚友谊，终生不渝，持续几十年，直到其中一人离开这个世界。

　　当特尔曼知道他们打算在毕业后开办自己的电子公司，经营无线电器材的时候，他鼓励这种创业精神，但同时告诉他们：“如今，大多数成功的无线电公司是由受教育不多的人创立的。对你们这些有扎实理论基础的人来说，成功的机会就更多了。多读些书，你们在产业界将大有作为。”

　　特尔曼的意思是：少安毋躁，继续深造，积蓄力量，才有出息。况且,罗斯福总统没能带领美国摆脱经济衰退，大萧条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加利福尼亚，此时不是创业的好时机。

　　特尔曼教授的点拨，犹如仙人指路。1934年，两人毕业离校，各自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特尔曼劝说他们重返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并且帮助他们申请了学校的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方向是“电子工程学”。他们又跟特尔曼教授学习了多门电子方面的课程，终于学有所成。特别是休利特，他写的论文《可变频振荡器》颇有创见，使特尔曼教授多年不忘。特尔曼一提起他的这两位高足，就会喜不自禁，夸赞说：“无论把他们放在什么新环境，两人都能迅速进入情况，自觉学习，掌握要领，达到一流水平。他们钻研学问的时候，无须教授过多的指点，自己会很快领悟并且记得牢牢的。他们会冒出来层出不穷的问题，但他们学习与解决问题的速度更快。”

　　特尔曼非常认同他的老师布什教授的教育理念：大学不应该是纯学术的象牙之塔。他跃跃欲试，要在斯坦福把理念变成现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在等待时机。

　　上个世纪30年代末，已有50年校龄的斯坦福大学，经过几代同仁的辛勤耕耘，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科研成果，培养出许多充满朝气和理想的年轻人，一群“对电子电路、真空管和半导体像追女孩子一样有兴趣”的小伙子，尤其要拜斯坦福老先生之赐，留给学校大片尚未开发利用的土地，这些难道不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宝贵资源吗？加之美国的经济已经复苏，恢复活力，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样样俱备。特尔曼要在他的家乡点燃电子革命之火，他要让电子科技走出书斋，要把电子科学变成电子产业。特尔曼想到他的那两个得意门生，4年前奉劝他们少安毋躁，现在该推动他们下海了。

　　1938年的一天。特尔曼教授约见他的那两位得意门生，高个子帕卡德和休利特一前一后走进了特尔曼的办公室。特尔曼教授单刀直入，问小个子休利特：“我印象很清楚，你写过关于《可变频振荡器》的论文。可你真能把那东西做出来吗？”

　　休利特答道：“早就做出来了一台样机，只花了55元……”

　　帕卡德忍不住说：“商店里类似的东西要卖500元。我们正想，您能否帮个忙，给哪个厂家推荐一下？”

　　特尔曼未置可否，却继续问道：“难道没想过其他的可能？”

　　休利特与帕卡德对视了一下，在恩师面前惴惴不安地说：“我们也想过自己办公司做产品，但是没有启动经费，寸步难行。您可有什么建议吗？”

　　此话一出，特尔曼大喜，高声说：“这正是我的意思，我想请你们两位当一回开路先锋！至于经费，今后必须想办法解决，先把这些拿去。”

　　说着掏出钱包，倾囊相助，数一数，538美元。特尔曼教授随后又在银行帮助他们申请到一笔1000美元的贷款，亲自为他们介绍了二十几个客户，其中包括迪斯尼公司。

　　两人兴奋异常，马上起步。资金匮乏，那就因陋就简，帕卡德把自己家的汽车库腾出来，门外挂上了“休利特—帕卡德”的牌子。后来干脆就叫“H-P”，分别是两人姓氏的字头，这就是公司正式的名字。“H”前“P”后，是用抛掷一枚硬币的方式决定的。中文译作“惠普”。特尔曼就这样亲手催生了硅谷的第一家电子公司，日后威震全球的IT产业。

　　惠普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正是休利特的论文里设计的“可变频振荡器”，第一个买主就是特尔曼牵线搭桥的迪斯尼公司，他们拍摄动画片必须使用电子管音频振荡器，一口气买去8台，惠普的“第一桶金”收入囊中。

　　惠普50周年时，已经成为闻名世界的跨国企业，全球员工达到12万人以上，年收入大约300亿美元。那车库，惠普公司最初的落脚之处，在1989年被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定为历史性建筑，永远保留，称它是“硅谷诞生地”。硅谷的百姓则更喜欢称那地方是“硅谷的源头”，那是硅谷之父特尔曼的大手笔杰作。

　　成功不忘恩师。特尔曼不仅是惠普的股东，而且是公司的董事，在任长达40年，世间罕见。休利特和帕卡德向母校斯坦福大学捐赠920万美元，终于在1977年为斯坦福大学建成了以福雷德里克?特尔曼名字命名的“电子工程中心”。

　　休利特和帕卡德从年轻的时候起，直到都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始终非常尊敬他们的先生。在他们的心目中，特尔曼教授是导师，是引路人，是惠普之父。1982年特尔曼去世，在追悼会上，帕卡德以“一个向导师致敬的学生”为题致词，代表休利特和所有电子行业的从业者，深情地称他们的恩师是“电子革命之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敌当前，特尔曼在斯坦福的计划只能搁置，他必须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1941年，特尔曼教授应邀去波士顿，主持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工作，研究新的无线电技术和制造雷达设备。军方急需的不是学术论文，而是战场上的设备与武器，特尔曼必须彻底更改科学家们传统的研究作风，不能先在书斋或实验室中研究，获得成果后再送到工厂去加工制造。特尔曼决定邀请工厂的工程师们参加他的实验室研究工作，政府的代表也随时在场，他们是“买单”的人。850位来自大学、公司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在特尔曼统一调度之下，迅速地研制出来世界上最先进的雷达，为美国乃至盟军的参战飞机和军舰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不仅使盟军在战斗中获得主动，也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为此美国政府在19 48年给他颁授“总统荣誉勋章”；英国政府在1946年给他颁发“战时研究奖”；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这一段宝贵的经历使特尔曼更加确信：大学、企业和政府的合作，既有利于在战争中取胜，也有助于战后的经济发展。他后来把这个模式在斯坦福发挥得淋漓尽致：依托斯坦福大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硅谷的灵魂。而他在华盛顿联邦政府以及企业界建立的广泛联系和良好信誉，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硅谷的工程师们拿到不计其数的政府科研项目。教授们走出象牙之塔，尝试与当地企业家合作，共同完成项目，也为大学积累了充足的经费，到1952年，斯坦福大学科技项目资金每年达到50万美元，在当时已是十分可观。

　　1955年，斯坦福大学遴选教务长，特尔曼众望所归，高票胜出，因为他的学术、人品和领导才能有口皆碑，办学理念也获得一致的认同。特尔曼教授肩负的重大使命是把斯坦福的学术水平迅速提高，要与美国东部名声赫赫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MIT和杜克大学比肩。斯坦福的目标锁定为“美国顶级，世界一流”。

　　斯坦福大学地处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加州自由开放，充满生机，可是缺乏东部大学的学术传统，那儿的名校都是 “百年老店”，云集着科学泰斗、学术权威和学科创始人。特尔曼深知学校的学术水平取决于教授的水平：“大学声望之高低，端看有没有一些杰出的教授，其人数不必多，但必须出类拔萃。学术水平普遍较高，但没有出类拔萃者，是无济于事的。” 特尔曼对“出类拔萃”的解释是：学术水平举世公认，研究课题和领域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学科。“在一个运动队里，只要有一个人能跳过7英尺，那队伍就比每个运动员只能跳过6英尺的队伍强，不在乎运动队有多少人。”

　　斯坦福大学缺乏出类拔萃的大师是症结之所在，解决之途就在于用超标的高薪，宽松的学术环境，充足的科研经费招引“金凤凰”。老斯坦福先生当年捐赠土地兴办大学的时候，明文规定学校的土地永远不准出售，可没有规定不准出租。特尔曼展现了他的雄才大略，他的脑海里逐渐形成方案与策略：开发转让技术、出租闲置土地、吸引外来资金和研制科技产品。校长斯特林教授完全赞同特尔曼的想法，两人商定：把帕洛阿尔托附近的部分校园，大约600英亩土地划拨出来，建立“斯坦福工业园”，一个高技术工业园区，在上面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和办公楼等，让技术发明从教授的实验室里走出来，转让给园区内的公司开发生产。在园区里大力兴办企业，但只能是“朝阳产业”，这是特尔曼的远见卓识。在出租土地的协议中明文规定：进入斯坦福大学工业园的必须是基于科技研发的电子以及相关行业的公司。硅谷之父赋予了硅谷优秀的遗传基因。

　　惠普是硅谷最早的电子公司。在惠普之后，不少斯坦福大学的年轻人起而效法，纷纷开办电子电器公司，圣塔克勒拉山谷出现一片创业生机。但这仅仅是第一步，特尔曼深知仅靠这些年轻人下海创业，难以形成气候。他们是星星之火，是希望，但缺乏“份量”和“能量”。囿于学养和知识，他们手里不可能具有重大的科技发明，不足以点燃科技产业之火，无法带动整体电子产业的革命。特尔曼教授在寻找、等待那些具有创业意识的重量级科学家。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他就是晶体管的发明人，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肖克利博士。他是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而圣塔克勒拉是他的故乡。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肖克利就在贝尔实验室从事新型电子管的研究，1947年底获得重大突破，他和几位同事发明了晶体管，轰动了世界，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之一。1955年，高纯硅的工业提炼技术已成熟。具有商业头脑的肖克利博士，有意走出书斋，把发明变成产品。他首先想到的是西部老家，因为他对特尔曼和斯坦福大学科技园心仪已久。

　　惺惺相惜，特尔曼教授不失时机地写信给肖克利博士，劝他回来看看，建议他在斯坦福工业园创办自己的企业。肖克利正是特尔曼心目中的“金凤凰”，在他到达圣塔克勒拉的第二天，特尔曼马上拜访他。百闻不如一见，肖克利钦佩特尔曼教授，喜欢斯坦福工业园，当机立断，下海创业，立即在工业园成立“半导体实验室”。锦上添花者众，古今中外一理。银行与信贷机构听说肖克利办企业，争先恐后，资金主动送上门来。从此，斯坦福工业园成为众多投资机构的关注热点。1956年，肖克利离开贝尔实验室，下海经商的消息，引发了全世界电子学界种种猜测。那情景就好似300年前，牛顿宣布将在故乡兴建一所他自己设计的工厂时，曾令欧洲的物理学家们惊奇得目瞪口呆一样，现在是肖克利博士让美国的物理学家震惊与关注。这正是特尔曼所预期的“名人效应”，斯坦福工业园一下子热闹了，紧跟肖克利的脚步，许多美国著名的科学家纷至沓来，考察创业。

　　以诺依斯和摩尔为首的八位青年才俊，年龄全都在30岁以下，追随他们心中的偶像，从各地齐聚帕洛阿托，加盟肖克利的半导体实验室。八个才子中有博士，有工程师，人人学有所成，个个风华正茂，都处在创造能力的巅峰。他们信奉“微观小电子能够改变宏观大世界”，共同的理想是与肖克利博士一道，书写那段属于电子的20世纪的历史。

　　接着，肖克利博士因其在半导体物理上的划时代贡献，荣获了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年轻的追随者们兴奋不已，他们簇拥着肖克利走进帕洛阿托镇上最豪华的“黛娜木屋”酒家，为他们的偶像庆贺。

　　肖克利荣获诺贝尔奖，科学攀登已然登峰造极，但下海创业却极不顺利。没有工业经验，对管理缺乏理解与悟性，为人也不具有休利特或帕卡德的亲和力，从根本上说他欠缺创业素质。肖克利指挥他的实验室生产晶体管，想当然地提出“把成本降到每只晶体管5分钱”，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如他朋友的议论:“肖克利虽然是位科学天才，但却是个管理残废。 ”他在半导体实验室的独断专行，朝令夕改，不仅把生产搅得一塌糊涂，一年中连一支晶体管也没有做出来，还伤了所有追随者的心，人们看不到一丝光明。

　　失望的八位才子背后商议，打算“叛逃出走”，自己重新创办一家半导体公司，公推诺依斯做他们的新首领。肖克利见到他们的联名辞职信后，火冒三丈，拍着桌子吼叫，点着他们的鼻子大骂：

　　“你们简直是一群叛徒！”

　　他们的“叛变”，固然不无道理，但深深地伤害了肖克利，他从此不见他们。仅在心平气和之后，稍加改口，称他们是“八个天才的叛徒”。

　　特尔曼听说了，公平地说：“在那几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眼里，肖克利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但在一起长期共事，就要另当别论了。”

　　八位精英本是肖克利创业依靠的骨干，他们的“叛逃”对半导体实验室的打击是致命的，实验室最后关门大吉。肖克利博士下海铩羽，但回头有岸，他到斯坦福大学当教授去也。

　　正如人们的评说：把诺贝尔奖得主引进硅谷的特尔曼并没有失败，他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博士惨痛的失败却造就了硅谷辉煌的成功！

　　以诺依斯为首的“叛逆”，继续从事博士开创的半导体晶体管的研发与生产。运气还不错，有人投资，于是他们的新公司开市大吉，公司的名字就是投资人的大名“菲尔查德”，中国人喜欢把它翻译成“仙童半导体公司”，这名字好听，后来响彻云霄。诺依斯运筹帷幄，尝试用新材料“硅”取代传统材料“锗”，制造新型的晶体管。这一大胆的创新，使得这片位于美国西海岸圣塔克勒拉山谷的电子工业区，最终被人们形象地概括为硅谷。

　　诺依斯进一步想到，这套半导体平面处理技术，不仅可以用于制作单个的晶体管，照样可以在一片硅片上同时制造生成若干个晶体管，乃至在硅片上生成电路。这项发明是划时代的跨越，从此人们开始在硅片上制造出“集成电路”。诺依斯并因此获得1966年富兰克林学会授予的“巴兰丁”奖。

　　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另一位元老摩尔博士，在1964年发表了一个天才的预言：“在未来的数十年内，集成电路上能够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将以每18个月翻一番的速率增加。”摩尔的预言后来得到证实，成为IT界人人皆知的“摩尔定律” 。

　　5年后，仙童半导体公司成功了，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但公司的文化与惠普完全不同，仙童公司里没人有资格谈论对公司的忠诚，因为那八位元老就是“背叛”了他们的老板，重整旗鼓创办了仙童公司的。他们注定永远是“八个天才的叛徒 ”，竟然也不忠诚于他们自己亲手创办的仙童公司，先后离去，各立门户。

　　仙童创始人分手后，各自创办的公司以后都成了电子业界的巨人。诺依斯和摩尔创办了大名鼎鼎的英特尔公司。其他几位创办的公司也都冠之以今天出落得如雷贯耳的名字。美国一本谈论硅谷的畅销书《硅谷热》中有一段话：“硅谷大约70 家半导体公司的半数，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在仙童公司供职是进入遍布硅谷的半导体企业的途径与跳板。1969 年，在硅谷的一次半导体工程师大会上，400来位参会者中，没在仙童公司工作过的仅24人。”苹果计算机公司的创办人乔布斯曾经用诗一般的语言形容说：“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一棵蒲公英，成熟了，风一吹，种子就随风飘扬，创业的种子就四处扎根发芽，开花结果。”

　　硅谷半数著名的半导体公司与仙童公司有渊源，归根结底，是肖克利最初的半导体公司繁衍了半个硅谷。特尔曼不能预见肖克利本人的成败，但不出特尔曼所料的是，只有肖克利的到来，才能点燃美国西部电子产业的熊熊烈火。上个世纪50 年代初，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开门揖客，最初有7家电子公司落户。到1980年，整个工业园的600英亩土地全部租完，入住企业90家，员工25万，都是电子工业中的高新技术公司，这是有资格入园的门槛。斯坦福大学因此而受惠，仅租金一项，30年累计就超过1800万美元。

　　斯坦福工业园区是硅谷电子产业的先导与基础，大学工业园的兴旺，最终引发了整片圣塔科勒拉山谷的发达兴旺。而更令特尔曼教授朝思暮想的是把斯坦福大学提升到美国顶级，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兴办斯坦福大学工业园是他实现理想的办法，达到目标的途径。

　　此时的斯坦福大学有力量重金聘请大家名流，加之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一流的设备设施与人才政策，一时间，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第一流科学家对斯坦福趋之若鹜，纷纷来校执教。学校鼓励教授下海创业，容许回头上岸，再回大学任教。

　　从1959年起特尔曼出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1965年退休离任的时候，他深情地回顾在斯坦福的40年，颇感如愿以偿。他带领斯坦福冲向世界一流的初衷完全实现了，他那兴办斯坦福工业园的策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被美国和全世界的大学和高科技开发区奉为经典与楷模。

　　特尔曼把大学的科研提到空前的水平，他说服学校董事会，兴办了著名的“微波实验室”。他接着又策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的研究重镇“斯坦福线形加速器中心”，那里后来出了5个诺贝尔奖得主，极大地提振了斯坦福的声望。

　　世界上的多少大学做梦都在盼望成为世界一流，但是盼望归盼望，能最终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大学寥若晨星。特尔曼教授成功了，1960年斯坦福大学已跃居美国学术机构前列。而到其百年华诞之时，这所昔日的“乡村大学”竟然超过了显赫非常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位居全美大学之首。当初这所土生土长的“乡村大学”，居然造就出创造21世纪高科技奇迹的精英，一代又一代，从60年代的半导体，到70年代的处理器，再到90年代的软件，如今又是互联网，把硅谷打造得如此辉煌。

　　毋庸置疑，今天的斯坦福大学的辉煌是特尔曼生前身后几代人不懈奋斗的结果。同样毋庸置疑，功劳首推特尔曼。1 976年福特总统授予他“国家科学奖”；1978年斯坦福大学授予他“极不寻常的斯坦福校友奖”。

　　特尔曼极其热爱斯坦福大学，他把他在校园的住宅捐赠给母校，成立“教育研究基金会”。退休后，他不再走进学校的任何办公室或教学大楼，也轻易不接受演讲邀请，拒绝上台“亮相”，但依然常常在校园漫步，和孙子辈的学生们坐在草坪上谈天说笑。年轻学子们或许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位精神矍铄，平易近人，悠然自得，谈笑风生的白发长者竟会是他们敬仰的特尔曼教授。

　　2007年12月9日北京回龙观闲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