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颓笔写春秋

　　来源：《人物》杂志

　　蔡东藩：颓笔写春秋

　　文/汤 雄

　　序

　　谁能在短短十一二年的时间内，连续写出五百余万字的作品？并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出版了十一部、一千零四十回的历史演义？泱泱大国，亿万生灵中，恐只有蔡东藩一人创下这般人间奇迹。溯本追源，自仓颉独创方块汉字、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业之后，四书五经，稗官野乘，又有多少部作品是完全考证严谨、忠实史料、审慎辟妄、史学湛深，并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 1920年、共写了两千零六十六年的事情的呢？春秋万代，炎黄子孙里，恐也只有蔡东藩与他的皇皇巨著《中国历史演义》独家经营外，再无分支；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十一部演义，蔡老东藩居然把罗贯中、金圣叹、毛宗岗三人的工作汇于一人，集正文、批注、总批为一身，在史料丛杂、头绪繁多、讹误百出的情况下，写出如此深入浅出、观点正确，既有系统、又有重点的史书演义，这就更不由令人钦佩有加、五体投地了。

　　第一回 少年英才风骨傲

　　称病退隐宦海游

　　话说1877年(清光绪三年)，蔡东藩生于浙江萧山临浦镇一地主家庭。父母望子成龙，为他取名为成。大人心想事成，小子果然众望所归，年方十一，便已聪颖初露，四书五经，过目不忘，诗经辞赋，出口成章；十九岁，进京赶考，竟中秀才。时值清末，皇旨下达，蔡东藩小小年纪，当年便以优贡生朝考入选，分发江西省以知县候补。然官场黑暗，污吏遍地，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蔡东藩看不惯官场陋习，于翌年推托身体有病，拂袖而去，回到了家乡。临浦镇上有一条穿镇而过的浦阳江，逶迤曲折，流经蔡东藩家中的书楼窗下。蔡东藩便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临江书舍。蔡东藩本意以书舍为蜗身之地，然时间一长，不甘寂寞的少年之心又蠢蠢欲动，经一在福建当县令的同窗邀请，他竟只身去闽，投身于同窗门下，当起了一名幕僚。他总以为福建不是江西，官风官气要正派得多，然则天下乌鸦一般黑，闽地的官僚之腐败，比之赣地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连仅比他大了两岁的同窗，也变得虚伪油滑，玩世不恭，且浑身沾满铜绿钱臭。于是，失望变成绝望，蔡东藩在闽地度日如年地苦打苦熬了一个多月，便不辞而别，再度回归故里。

　　然蔡东藩胸怀抱负，志向远大，他怎甘心就此马放南山，一辈子做父母膝下的寄生虫？在家悉心研究了半年，终于开悟，认为现今官场黑暗，强雄纷争，民族沉沦，民不聊生，都是教育落后滞缓造成，所以他毅然奋笔，写下了不少精短妙文，分别冠以笔名“东帆”、“东飚”等，发表在上海与本地的有关报刊上，试抨击社会邪风，唤醒众生。

　　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蔡东藩隐名发表文章，然怎能掩护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的一系列奇文一经问世，即引起了一个名叫邵希雍的有识之士的注意。邵希雍很快通过报馆，得知了笔名的真实主人，不由大喜过望。

　　原来，邵希雍与蔡东藩竟是当年的同窗同学。

　　邵希雍年虽不大，却老于世故，当年与老同学各奔前程后，他即在当地一小报馆谋了个主笔。邵希雍也善舞文弄墨，工作之余，还著有《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一书，对当时的教育，也有自己的见解。现在见凭空里冒出个老同学来，窃喜之余，即登门拜访，来到了临江书舍。同窗重逢，自是欢喜，一番寒暄，希雍即开门见山，要求老同学继续他的事业，撰写《中等新论说文苑》。

　　蔡东藩推托再三还是接过了撰写此书的重托，并从此一发不可收。可以说，后来蔡东藩走上这条以著文立说为毕生事业、以卖文为生的道路，邵希雍是他的领路人。

　　有关蔡东藩和邵希雍之间的交谊，可从下述两篇叙文中窥其全豹：

　　“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适余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苑》，苦促无暇晷，与之商，未果。入秋余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议。蔡君语余曰：‘吾续子文，续体例，不续辞意，予无诮我也。’余曰：‘唯唯’。书成后，嘱余评阅。余学识未出蔡君右，安敢评论蔡君文。但蔡君不自赞，余当赞之，附以总评，缀以眉批，并加圈点。”

　　摘自邵希雍为《中等新论说文范》作序

　　“邵君廉存，子畏友也。前著《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尝以稿示予。阅其文，磊落有奇气，假借文字，陶铸国魂，之曰：‘此所谓发爱国思想，播良善种子也。’邵君曾以鄙言弁卷首。付印后，风行全国，岁销以万计。本年夏，予游闽中归，与邵君道故。邵君拟再著《中等论说文苑》一书，苦事烦，不遑赓续，嘱予成之。予不文，学识又谫陋，录以未能谢。秋初，又以书见招，再三敦勉，觉无可却。甫属稿，而三户闻已兴起矣。就时论事，勉强数十篇，并缀语以作弁言。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

　　摘自蔡东藩《中等新论说文苑》自序

　　《中等新论说文苑》刊行后，销量不错。由此及彼，蔡东藩与上海的会文堂书店发生了关系。其实，当时邵希雍说自己太忙，没有时间再著《中》书，仅是托辞，就在蔡东藩撰写此书并出版之际，邵希雍已身患不治之症，无力著书。所以，武昌起义后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了。邵希雍逝世后，会文堂书局因邵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需要修改，就请蔡东藩为之执笔。这样，蔡东藩和会文堂的关系日趋密切，以致蔡东藩与上海会文堂书局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中等新论说文范》这部书中，读者不难了解蔡东藩对辛亥革命是曾经欢欣鼓舞地歌颂的，可是过了四、五年后，他失望了，政治热情随之冷却。此时，他早过而立之年，妻儿满室，家里五、六口人，全仗他平时一点微薄的稿酬苦度光阴。家庭生活陷入了困窘拮据的境地。

　　第二回 洛阳纸贵创奇迹

　　惹是生非吓破胆

　　为稻粱谋，更为了一吐胸中块垒，实现自己少时“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抱负，蔡东藩重为冯妇，提笔为浆。

　　从1914年开始，他撰写长篇通俗历史演义《清史演义》。清王朝是个起伏跌宕、富有传奇色彩的朝代，且距蔡东藩年代最近，所以他撰写此书时很轻松，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初稿。1915年底定稿后，他即亲自怀揣书稿，去了上海会文堂书局。会文堂书局的老板识货，没多久，便于1916年上半年刊行于世。令蔡东藩没想到的是，他在除了一次性收获到一笔可观的稿酬之外，还收获到了意外的喜悦：《清史演义》一经面世，便为社会所欢迎，万余部书没用多久便告销罄。会文堂一再加印，总算满足了读者的需求。读者一致反映：蔡东藩所著的《清》书，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地方为多，尤其在全书中反对迷信，对宗教迷信采取否定的态度，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与欢喜。

　　水涨船高，会文堂老板以低廉的稿费，换来了大笔的经济收入，心花怒放之余，即要求蔡东藩继续撰写类似的历史演义。身为知识分子的蔡东藩不假思索便一口应允了下来，紧接着投入了《元史演义》、《明史演义》的撰写之中。

　　蔡东藩家有藏书，也搜集报纸材料，他博学能文，动笔很快，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差不多大半年写一部书，年产五十万字左右。与撰写《清》书时有所不同，为履行合同，也为了尽快兑现银子，接济家用，他编书时每月从临浦邮局寄出一部分文稿，又从邮局取回几十元稿费。然而，这几十元钱，在当时物价飞涨、家中开销额大的情况下，仅是杯水车薪，家中常常是寅吃卯粮，不到月底就已缸空油干，只等会文堂寄稿费来。在这种情况下，蔡东藩只能夜以继日，案牍劳形，赶写书稿。

　　有道是路远无轻担，长此以往，蔡东藩像盏午夜的油灯，渐渐油干灯草短，再加上长期熬夜与营养不良，致使他衣带渐宽，形销骨立，神情憔悴，一个正值壮年的汉子，三部书写下来，已酷似一副晾衣架子，貌似五六十岁的老头，鼻梁上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镜片成了两块厚厚的酒瓶底。

　　1918年左右，他开始撰写《民国演义》。倒并非他当时就生活在民国时期，对这个时期的人与事特别熟稔，而是前几年发生在他身边的政治事件，实在使他怒不可遏，义愤难抑。他决心以更严肃的态度与更大的胆魂，撰写此书，抨击民国政府(含袁世凯朝代)中一切腐败没落的政治现象，以唤醒更多的民众。

　　为尽量使此书写得真实，蔡东藩走出了书斋，深入街头巷尾，进行即时采风。临浦镇人常常看见，每当街头贴有政府通令布告，蔡东藩必摇摇晃晃出现在那里：他左臂挽一只竹篮，篮里放一方砚台，一只“滴水”，一段墨，右手执一支狼毫，几将眼镜贴到了墙面上，一字一句工工整整地抄写着墙上的文字。一袭打着补丁的蓝布长衫，一双洗得发白的圆口布鞋，一缕灰白的头发随风飘散，甩在他窄窄瘦瘦的额头之上，一滴清水鼻涕，摇摇欲坠地挂在他的鼻尖下面。

　　然而，他笔下的《民国演义》，却充满了正直与勇敢，毫不含糊。他在前一百回里，对当时军阀政客冷讽热嘲，对汉奸卖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贬斥不遗余力，而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则予以大力赞扬。

　　会文堂从蔡东藩的身上尝到了甜头，所以蔡的书稿一到，只要字数凑够，老板便即忙付梓，上市发行，像抢银子一般。常常是蔡东藩后两回还没完成，上海方面便已催促频频，有时甚至不惜派人驻扎临浦，等米下锅。

　　这便得罪了当时的贪官污吏们，惹出了是非来。蔡东藩刚写完第120回“废旧约收回俄租界，拼余生惊逝李督军” ，这天，一封没有落款封皮加厚的信件便寄到了他的手中。蔡东藩拆开一看，里面竟滚出颗黄澄澄、沉甸甸的勃朗宁手枪子弹！蔡东藩这一惊非同小可，虽说信中未著一字，但他顿如醍醐灌顶，幡然梦醒：这定是那些被他在书中痛骂羞辱过的达官贵人或他们的亲友干的，是一封恐吓信！照此以往，自己定难逃厄运，连如何死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呢！

　　蔡东藩毕竟是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寒弱书生，他怎经得起这般恐吓？卧床躺了三天后，他即主动向会文堂废除了出版合同，表示自己还不想死，更不愿为此连累了妻室儿女。会文堂老板哪里肯依，以扣除稿酬为名，要挟蔡东藩继续撰写。无奈蔡东藩杀头也不敢再提“民国”两字了。

　　近的不能写，远的还是能写的；“民国”不准写，那“宋史”“唐史”总允许写的吧？不写，全家人的饭从哪里来？为了生存，蔡东藩宁可承受会文堂的趁机压榨，降低稿酬，也不得不再度提起狼毫，继续卖文。

　　当朝权奸不让再写“民国”，然亿万万民众却翘首以盼等待“民国”的下文问世。然十年八年过去，这令人扬眉吐气的奇文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出来的却是隔靴搔痒的《宋史演义》、《唐史演义》，读者们不耐烦了，纷纷致函会文堂，要求一睹“民国”全貌。会文堂迫于读者压力，出于营利目的，不得已邀请另一史学家、蔡东藩的好友许厝父狗尾续貂。许先生应允，即磨枪上阵。其实，并非许先生不怕死，而是继《民国演义》前一百二十回问世后，至今已近十年，当时人有的或已不在人间，其亲属亦早已时过境迁，怨恨渐消。

　　可怜许厝父先生功力有限，与饱学之士蔡东藩不可相提并论，所以这《民国演义》的后四十回，放蔡东藩手中只消半年便可完成，到了他的手中却足足花了两个年头才算交差。这从许先生在后四十回书的“自序”中可见一斑：

　　“《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荟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会文堂主人以蔡作断自民九(民国九年)，去今十稔，不可以无续，乃商之于余，属继撰四五两集，自民九李纯自杀案始，迄民十七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主，凡四十回为一集，每集都三十万言。余无似，年来奔走军政界，谋升斗之食，笔政久荒，俗尘满腹，而资料之采集，又极烦苦，率尔操觚，勉以报命，宁贻笑于大方，恐取诮于狗尾，蔡子闻之，得毋哂其谫陋？民国十八年五月东越许厝父。”

　　乍一看，许先生此自序为一般作者的自谦之词，然实际上许先生说的确是真话。据会文堂与许厝父事先约定，许先生是要写出八十回两集的，但后来(直至如今)却只见一集问世，再未见另外一集。由此可见，许先生不是江郎才尽，便是不堪写作之苦，而中途搁笔了。

　　历史演义在赢得大批读者的同时，竟还同时赢得了一位远在姑苏的红颜知己，千里迢迢，向他寄去书信，还汇去钱款，以资鼓励。这可是蔡东藩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第三回 鲜血擦亮昏花眼

　　幡然梦醒悔已迟

　　这封天外飞鸿来自姑苏一名叫杨荫榆的老姑娘之手。

　　说起杨荫榆这个名字，也许知者不多。但提及鲁迅先生所著的《忽然想到》与《纪念刘和珍君》这两篇脍灸人口的文章，知道的人就多了。杨荫榆即被鲁迅在这两篇檄文中直呼其名、猛烈抨击过的那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杨荫榆，江苏无锡人，生于1844年。她终身未嫁，是个老姑娘。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姑母》中以寥寥几笔，白描了杨校长年轻时的相貌：“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牙也整齐。她的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

　　1926年底，由于北京女师大事件，北洋政府为息事宁人，竟丢卒保车，罢免了杨荫榆的职务！一代才女杨荫榆无可奈何，回到了家乡苏州。杨荫榆就是在那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时候，读到了蔡东藩的《民国演义》，并就书中有关学潮事宜持不同见解，亲自修书临浦，与蔡东藩商榷。

　　蔡东藩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发现了这封洋溢着一股训骜不羁的才气与傲气的来信，并当即作了回复。鸿雁传书，三两封信下来，他很快得知了这个特殊读者的身份。敬仰与钦佩之情，促使蔡东藩不由自主地与姑苏才女函牍往来，交谈甚契。

　　杨荫榆与所有读者一样，在信中一再要求蔡东藩续写“民国”。可惜蔡东藩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两颗子弹的魔影，再也不敢提及这两个字了。杨荫榆自是不便强人所难。后来，杨荫榆先后在苏州女师、草桥中学、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日语和教育学课程，尽管工作繁忙，但只要蔡东藩一有新作问世，她总忙里偷闲，致信蔡东藩，或表示祝贺，或就书中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商榷意见。

　　蔡东藩越发感到与杨荫榆有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相见恨晚的感觉。

　　然而，蔡东藩毕竟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所以，当1923年他的《五代史演义》问世后，他发表在书中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读者的强烈抗议。明明是农民起义推翻暴秦统治以后，胜利的果实被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篡夺了，他却反过来说农民只会破坏社会安宁，不能安定社会秩序。尤其在《清史演义》六十二回、七十三回中，他更是露骨地反映了他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地主阶级的根本立场，左一个“长毛”、右一个“罪人”，对太平军进行公开的谩骂。

　　总之，贯穿在全部《中国历代演义》中最显著的错误观点，是蔡东藩对农民起义的诬蔑。他在《前汉演义》第九回总批中诬蔑陈胜、吴广是“贪富贵，孳孳为利。......起兵于蕲，实则皆为叛乱之首而已。杀将驱卒，斩木揭竿，乱秦有余，平秦不足。”

　　蔡东藩的反动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百姓与进步阶层的鞭挞与批评。但蔡东藩却不以为然，坚持着他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这个观点，直到后来的几部著作中仍顽强地表现着。

　　其实，蔡东藩至死也不能领悟，此时此地的他，也正承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呢。

　　1935年，会文堂老板把蔡东藩的十一部历史演义进行全书铅印，以牟取暴利。那时，蔡东藩仍健在。会文堂居然就没有再请他自己为重印写几句话，却找了个与这部书不相干的卢冀野，在每一种演义前，写了一篇与本书不相干的序言。卢冀野甚至连蔡东藩作书的先后次序也不细看，当他是从古代开始，顺序写到民国的。全部丛书重印后，会文堂连分文稿酬也不寄给蔡东藩。书店老板对于作者的剥削与无视，实在不公。

　　1937年冬天，日寇入侵苏州。蔡东藩的家乡临浦镇沦陷了，他被迫离开家乡，辗转避难。从此，蔡东藩再也无力握笔，停止了他的笔墨生涯。

　　就在这颠沛流离、民不聊生的亡命时期，一个噩耗如雷击顶传来。

　　苏州沦陷，学校被迫停课，杨荫榆随同大哥一家避居城南60公里外的太湖香山半岛。

　　本来，杨荫榆完全可以在香山半岛安逸地避居下去，但是，才过了一个月，她就执意要回苏州城里去。大哥规劝无济于事。杨荫榆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不至于当真凶如禽兽，又轻信了日本汉奸的反面宣传，认为日本入侵中国真是为了实现“中日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这样，杨荫榆回到了苏州城。

　　但是，铁的事实粉碎了她天真的幻想，仅一月余，苏州城面目全非，残墙断垣，房倒屋坍，百姓流离失所，惶恐不安。日本人的太阳旗到处张挂，日寇以皮靴和刺刀凶神恶煞地对准了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更使杨荫榆气愤的是，仅有的几所在日寇的威逼下复课的学校，竟一律废弃汉语，教学日语。她四邻的小户人家，深受日军的蹂躏，街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 花姑娘”，都躲到了杨荫榆家里。据说杨荫榆曾不止一次亲自跑到城南青阳地日军领事馆去找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寻淫掳掠。有一户房子较宽敞的邻居，一家男女老少都被日军赶出门外，房子被日军占去。

　　使杨荫榆终于怒不可遏的是1938的1月底。一个手无寸铁的姑娘在盘门城楼下的污水河边，被几个日本宪兵拦住，借搜身为名，竟然在光天化日下强行轮奸后用刺刀捅入阴户割下乳房惨死！

　　姑娘赤条条、血淋淋的尸体曝晒在城根脚下，见者无不义愤填膺。

　　当时，杨荫榆正在家等一个名叫宴葶的女生来上课，眼看快午饭时分了，晏葶还没来。这时，她听说盘门城脚下被日本兵弄死了一个女孩子。她半信半疑地赶到现场，令人心悸的现状当场就把她击晕了过去。这个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她所要等的那个女生晏葶呀！

　　苏醒后的杨荫榆再也无法遏制了，熊熊燃起的怒火烧灼着她那善良的心，她终于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当时，杨荫榆顾不得披上那件代表她身份的博士衣，疯也似的冲向青阳地日本领事馆，向那个道貌岸然、口蜜腹剑的日本领事发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她声泪俱下地愤怒谴责日寇的强盗行径，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赔偿死难者家属的一切损失。

　　起先，那日本领事露出一副流氓相，左右推诿罪责。后来，当杨荫榆一再申明，如若日方不实现上述要求的话，她将向国外媒介彻底揭露日寇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迫于此，日本领事才勉强口头答应了按照杨荫榆的要求于次日上午请她具体洽谈。

　　杨荫榆这才愤然离去。

　　这天，陪伴杨荫榆的李妈看见她几乎流了一整天的泪，并连连摇头叹息，说着“好悔恨，好悔恨呀！”

　　杨荫榆还在天真地等待明天日本领事馆对盘门血案作出赔偿。然而，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日寇罪恶的杀人魔掌已经向她伸去。

　　1938年1月4日，这是一个春寒料峭、阴云密布的日子。

　　杨荫榆一早起来，精心梳理，披上了那件博士衣，然后单枪匹马地向日本领事馆而去。在日本领事馆，杨荫榆用流利的日语严厉地提出要求。日本领事一口应允，答应查办肇事者，并当场与杨荫榆草签了赔偿合同。谁知在杨荫榆回家的路上，行至吴门桥上时，一个尾随而至的日本兵在后面向她开了一枪，另一个赶上的日本兵把她一脚踢下了桥去。日寇发现她还在河里挣扎游水，丧心病狂的日寇竟又对准水中连发数枪，直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就这样，杨荫榆惨死在日寇的手下，年仅 53岁。

　　杨荫榆的死，极大地震动了蔡东藩，红颜知己的鲜血，彻底地洗清了他混沌不开的头脑，蔡东藩终于明白：要强我中华，不做亡国奴，唯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奋起抗争。以前他对农民起义的评判，实在有失偏颇。

　　但为时已晚，蔡东藩已无力再用他的文字来修改他的观点了。

　　1945年春天，蔡东藩终因贫病交加，与世长辞，终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