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丸山升教授

　　来源：《人物》杂志

　　追忆丸山升教授

　　文/陈漱渝

　　2006年11月27日，友人黄英哲从日本打来越洋电话，说丸山升教授已于26日驾鹤西去；2007年1月，又接到日本丸尾常喜教授的贺年信，并附有一张将于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一)为丸山升教授举行追思会的通知书。

　　我最早听到丸山升教授的名字是在1976年夏秋之际，那时“四人帮”还在肆虐，中国政局正处于风云突变的前夕。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阳子(后改姓为岸阳子)的一次学术讲演中，我得知继竹内好之后，日本研究鲁迅的学者中又出现了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丸山升。正如同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被称之为“竹内鲁迅”，日本学术界也把丸山升的鲁迅研究称之为“ 丸山鲁迅”，公认他的研究是继竹内好之后的第二块里程碑。尤其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学者，一位在上世纪50年代就以中国作为尊敬与憧憬对象的人，丸山升教授居然能在相当多的中国人神化领袖、迷信权威、盲从官方说法的岁月中，通过冷静而理智的学术研究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质疑，对当时中国一些流行的似乎毋庸置疑的观点进行批驳。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敏锐性和判断力，而且需要足够的学术功力和执著的求实精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丸山升教授的这些学术论文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公开发表，我是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在北京大学内部少量印行的油印本上读到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篇论文：一，《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二，《关于“国防文学论战”》，三，《关于周扬等人的“颠倒历史”》。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一段“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岁月。“四人帮”出于他们特殊的政治需要，把1935年至1936年发生于上海文艺界的“两个口号论争”说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鲁迅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代表了正确路线，而周扬等人倡导的“国防文学”口号代表了错误路线——而倾向于鲁迅观点的莫文华(即刘少奇)由于被无端诬蔑为“内奸，叛徒，工贼”，他的文章也随之被说成是“妄图转移这一场原则斗争的目标，为声名狼藉的‘国防文学’大帮其忙”。因为“文革”时期的中国已经没有了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致使“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歪理邪说欺骗了不少善良的人们。即使在日本，也有不少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的人士受到蒙蔽，把“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班子炮制的文章作为新论予以接受。正是在这种“风雨如磐”、“万马齐喑”的特殊历史氛围中，丸山升教授本着学者的良知和勇气，克服了日本缺乏相关原始资料的巨大困难，对“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认真研究，对论争代表人物的文章逐一进行了剖析，真正恢复了这一段复杂历史的本来面目。从1968年开始，丸山升教授就多次撰文指出，所谓“路线”是某领袖人物或集团具有一贯性的方针、政策，并非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 1935年和1936年，所谓“毛泽东路线”和“王明路线”并没有形成，而且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中共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因此，需要区分的并不是“两个口号”的“正统性”和“异端性”，而是应该具体分析不同个人或“个人集团”通过自身体验对文艺界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同认识。这三篇论文不但在当时是力排众议、击浊扬清，在今天也没有其他学者在同一课题上超越这一学术高度。

　　丸山升教授这三篇论文的贡献不止于还原了这场论争的历史真相，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进一步揭示出学术是非之所以会被扭曲的政治理论根源。他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研究党史和文学史时沿袭了当时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两条路线斗争贯穿始终”的理论。正是受这种理论支配，才导致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简单化的判断，而无视论争双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双方的意见在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各有其合理性和片面性。当然，相对而言，鲁迅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解释要比“国防文学”论者的解释要全面准确一些，但即使如此，鉴于对 1927年国共分裂的历史记忆，鲁迅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也有一个从心存疑虑到竭诚拥护的过程。在我的印象中，此前没有任何鲁迅研究者对上述问题发表过如此深刻的见解。

　　大约在1985年，我撰写了两篇论文：一篇题为《国外鲁迅研究状况》，另一篇是《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在前一篇论文中，我用不少篇幅评价了丸山升教授的学术贡献。我将这两篇文章一起寄给他征求意见。1986年2月10日，丸山升教授复信说：“……读了您对我的论文的评价，觉得太过奖，心里感到不安，可是您指出的那一点，正是我最想强调的问题之一，您的那一篇对我来说，真是‘知己者’之言。非常感谢。有关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的一篇，我作了复印，把它寄给了木山英雄和尾崎文昭。关于鲁迅手稿的一篇也复印了，寄给在美国的山本俊太先生，他也一定很高兴。”

　　信的后一部分，谈的是鲁迅博物馆组团访日的具体事宜。鲁迅博物馆这次组团出访，在我记忆中尚属首次，时间在1 986年7月6日至20日。极力促成此事的是曾在北京进修的尾崎文昭教授——他是丸山升教授的弟子。由于日本安排此类交流活动需提前一年以上申报，而当时时间急迫，只能采取临时性的便捷措施——即由丸山升教授出面，请横滨神奈川近代文学馆的馆长小田切进先生发出邀请函，以馆际交流的名义进行。就这样，在拜读丸山升教授的华章之后，我终于又有机会一睹大师风采，跟他面对面地交流恳谈。

　　那是一个至今难忘的日子——1986年7月14日。我们鲁迅博物馆一行四人来到了东京大学，先瞻仰明末思想家朱舜水的纪念碑，后去丸山升教授的办公室。迎候我们的除丸山升教授之外，还有日本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教授和汲古书院的坂本健彦先生。眼前出现的丸山升教授身材修长，天庭饱满，宽边镜片下闪灼着一双和善的眼睛，面庞有些瘦削，但耳坠厚实，正是中国人所说的福相。

　　他给我们的“见面礼”，是展示鲁迅致日本汉学家增田涉80封信稿的原件——内容大多是解答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和《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时的质疑。这么多鲁迅佚简的集中面世，在1946年《鲁迅书简》出版之后也是首次。我询问这批书信的发现经过。丸山升教授说，此前他曾发现鲁迅1931年3月3日致日本记者山上正义的日文信件，内容是回答翻译《阿Q正传》时提出的85个问题，引起了中国和日本鲁迅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这时跟鲁迅有过直接交往的日本汉学家增田涉先生就告诉他：“我这里还有一批鲁迅书信，但目前不准备发表，因为我当时中文水平差，所提的一些问题今天看来十分肤浅。”1977年，增田涉先生病逝，终于征得其家属同意，决定由汲古书院将这批书信按原件大小影印。从上述鲁迅日文佚信的问世，联系到丸山升教授研究《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的重要文章，都充分显示出他在史料挖掘、考证方面的深厚功底，以及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日本学界有重实证的传统，但将实证与理论完美结合的，丸山升教授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丸山升教授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向了中国现代作家的精神史研究。他解释说，研究精神史，就是不将关心点滞留于已经形成的作品，而倾向于探寻创作这些作品时作家的内心世界。他试图从个案研究出发，总结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就是直到80年代中期作品尚未译介到日本的京派作家、著名记者萧乾。他研究萧乾的方法，是联系历史背景重点剖析最能反映其内心世界的作品——如《拟J.玛萨里克遗书》。得出的结论是：萧乾笔下的玛萨里克其实就是他本人的化身。这类知识分子对饱经苦难的祖国倾注了一往深情，即使在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仍然怀着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如果不能理解他们如何在忍辱负重的境遇中强韧地前行，就会忽略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重要性质。丸山升教授还希望中国人铭记历史的教训，因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并不只是知识分子本身，而且给中国也留下了不易愈合的创伤。这方面的文章，标志着丸山升教授晚年学术生涯的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丸山升教授跟中国学术界保持了更为密切的联系。2001年，是鲁迅诞生120周年。中国鲁迅研究会跟绍兴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和团体举办以“鲁迅的世界，世界的鲁迅”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去函特邀丸山升教授参加。先生因肾功能不全，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接受透析治疗，便来信要求我提前落实绍兴有透析设备的医院。我委托绍兴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先生作了安排，使丸山升先生9月份顺利成行。

　　这一年10月，我应山田敬三教授之邀参加日本中国文艺学会在福冈举行的年会。正式开会的前一天下午，由北冈正子教授和我作了学术发言。我的讲题是《中国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涉及对鲁迅死因的不同意见。丸山升教授即席发言，指出须藤五百三医师参加的乌龙会，是日本退伍军人的一般性组织。须藤医师是日俄战争期间的军医，“九?一八事变”之前早已退伍。以此作为他误诊或谋害鲁迅的政治依据是站不住脚的。目前中国鲁研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分歧，但我认为丸山升教授的意见是有权威性的。在人命攸关的问题上，他采取的是作为严谨学者所应有的审慎态度。

　　我最后一次见到丸山升教授是在2004年9月6日。那天他率领一个日本学术代表团来到鲁迅博物馆，受到了热烈欢迎。但这次学术交流会的宝贵收获，是鲁迅博物馆获得了丸山升教授捐赠的研究著作和一部早年的未刊手稿。他同时还发表了重要的学术讲演，题为《活在20世纪的鲁迅为21世纪留下的遗产》。在由于理想过于辉煌随之带来的失望也更为深刻的当下，他发表了对鲁迅遗产当代意义的看法。他深刻阐释了鲁迅作品中“道”“路”的意象，指出在未来的希望尚不明晰而现成的“理论”又不易使人信仰的历史转折时刻，尤需发扬鲁迅反抗绝望、韧性战斗的精神。同时强调鲁迅对本国、本民族负面传统进行彻底批判的精神，对于遏制21世纪民族主义情绪昂扬的倾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鲁迅后期思想的特点和局限，丸山升教授也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2005年11月，丸山升教授率团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革命文学’的时代”学术讨论会。他在会上的讲题是《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20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这个报告气势恢宏，把鲁迅和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置于上世纪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在同一篇讲词中，丸山升教授还正视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遭到严重挫折的严峻现实，并指出其原因之一是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高智商的精英)的理想中包含有过大的希望和幻想。但是，要由此引申出现行资本主义社会是近于人类理想社会的结论，则也是一种短视的浅薄的看法。他对人类的进步前途充满了确信，并动情地指出：“从法国革命以来，在经过了200年以上的历史之中获得，成长过来的人类的权利意识和对‘平等’的要求，不会是那么脆弱。”据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告诉我，会议闭幕时，丸山升教授建议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在这篇学术述评中，我不准备对丸山升教授的政治观点进行评析。但他理想和信念的执著，令我肃然起敬！我不由得想起了《圣经?雅各书》中的一句话：“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丸山升教授的绝笔是他2006年10月19日刊登于日本《赤旗报》的《鲁迅逝世70年所想》一文。人们没有想到，38天之后，他竟撒手人寰，驾鹤西去。在这篇不足1200个汉字的短文中，丸山升教授通过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与瞿秋白围绕创造中国现代白话问题展开的讨论，比较这两位革命友人观点的异同。从而得出一个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研究历史，不能仅仅关注共通性，而且更应该关注人性中包含的复杂和奥妙的因素——亦即差异性。丸山升教授进而指出，关注和尊重差异性，不仅关系到文学研究，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将来和中日关系的远景。

　　现在习惯于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称之为“学人”。我以为，一个真正的“学人”总应该是学问与人品的有机复合体。但就学术界的现状而论，被称为“学人”者似乎有三类：一类是才德兼备，一类是才德偏离；当然还有个别人才德俱缺，徒有虚名。丸山升教授无疑属于既有渊博学识又有人格魅力之列。这类学人在学术史上属于凤毛麟角。因此，产生这种学人的学界是有幸的，产生这种学人的国度也是有幸的。我在学术生涯中能结识丸山升这样的大师，更是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