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奇人张云乔

　　来源：《人物》杂志

　　爱国奇人张云乔

　　文/张 量

　　刘海粟先生的高足，《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听众，一中烟厂的董事长，《桃李劫》、《风云儿女》、《夜半歌声》的美术设计，周恩来亲自联系的地下工作者。

199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张云乔先生，这位有着如此传奇经历的老人。之后我们通信不断，成了忘年交。随着对他的了解和认识不断加深，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国歌》的第一听众

　　1910年8月29日，张云乔出生于浙江余姚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1927年17岁时考入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后转到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30年毕业后，开了一家照相馆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电通影业公司及摄影界的许多朋友。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为了宣传我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的事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上海有关部门建立了“一?二八”纪念堂，为举办展览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画稿。张云乔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怒，立即创作了一幅大型油画《血战宝山路》，画面气势磅礴，风格写实，最终在众多的应征画稿中夺魁，这年他才23岁。纪念堂揭幕之日，刘海粟先生看到这幅画，对他的高徒张云乔的绘画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久张云乔加入“戏剧协社”，并担任了大型话剧《怒吼吧！中国》的舞台美术设计。在此剧的排演过程中，张云乔认识了在剧中扮演角色的袁牧之和魏鹤龄等，并住在应云卫先生家中。应云卫是影剧导演，在戏剧界颇有人缘，他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一些文化名人如夏衍、孙师毅、欧阳山尊、王遐文、王莹等常来常往。

　　后来，张云乔加入了上海电通影业公司，这是司徒慧敏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后，在电影小组的筹划下成立的公司，主要摄制有声电影。夏衍、田汉、阳翰笙、于伶和阿英等在幕后领导创作。此外张云乔还与孙师毅、马季良(唐纳)合编《电通画报》。

　　1934年上半年，电通开始摄制我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桃李劫》。剧组中名人荟萃，应云卫任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担任男女主角，司徒慧敏录音，张云乔担任美工，田汉作主题歌《毕业歌》的歌词，聂耳作曲。这是一部进步电影，上映后好评如潮。此后张云乔还相继在话剧《武则天》和电影《风云儿女》、《自由神》等影剧中担任美工。

　　众所周知，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因当时拍摄这部电影时，张云乔和聂耳在一起工作，所以张云乔不但成为聂耳的好友，而且还是此曲的最早听众。

　　1934年4月的一天，张云乔在去电通影业公司上班途中，遇到了《新女性》编剧孙师毅。孙交给张一张纸，说这是《风云儿女》的编剧田汉被捕前为《风云儿女》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稿是写在香烟盒上的，刚找人誊写完毕，田汉请他尽快交给电通影业公司找人谱曲。张云乔立即将这张稿纸交给了摄影部主任司徒慧敏，后经研究决定，邀请年仅23岁的乐坛才子聂耳为这首歌谱曲。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张云乔在去公司上班的电车上巧遇聂耳。张问聂《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写好没有，聂耳兴奋地说：“干了几个通宵，终于写出来了，但还没有人听过。”张云乔高兴极了，马上说：“快让我听听！”聂耳便低声地哼唱起来。作为第一听众，张云乔被这支曲子激昂优美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当聂耳哼唱完最后一句时，他竟然忘情地拍掌叫好！这一叫不要紧，电车上的乘客吓了一跳，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回头瞧他们。尔后，张云乔向聂耳问道：“为什么这首曲子的音符从头至尾都没有用4？”聂耳回答说：“如果用了4，就不够有力了。”

　　为了给《风云儿女》配好曲，电通影业公司首先组织大家试唱，还专门为此成立了合唱队，张云乔有幸成为合唱队的队员。后来公司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唱片，先于电影面市。歌曲的基调积极、高昂，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唱片发行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应该说在最早版本的《国歌》唱片里还有张云乔的声音呢。

　　电通影业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停业后，张云乔于1936年3月又加入了新华影业公司，仍然搞美工的老本行。他先参与制作了《桃源春梦》和《小孤女》两部小型娱乐性的影片，接着又参与了《狂欢之夜》、《壮志凌云》、《夜半歌声》等著名影片的拍摄。

　　与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新华影业公司宣布暂时停业，疏散职工。张云乔因有几位亲戚在汉口金融和工商界任职，便几经周折来到汉口，到汉口后才知道他们已分别去了湖南的长沙和常德。于是他先找到老朋友史东山，后又见到了著名演员陈波儿。这时陈波儿已有奔赴延安革命圣地的打算，因此与中共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俩雇了一辆马车，前往大和街的招待所找周恩来同志，请示今后的去向问题。

　　陈波儿把张云乔介绍给周恩来后，周紧紧地握住张的手，非常亲切地说：“早就知道你了，夏衍对我提起过你，你是电通影业公司的人。今后有什么打算？”张向周详细汇报了自己原计划继续搞电影工作，但目前条件不具备，而工商、金融界有亲戚朋友，有意向工商业发展等具体的打算，请周恩来指教。

　　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你在工商、金融界有较好的条件，就向这一方面发展也很好嘛，也同样可以为抗战事业做出贡献的。”

　　周恩来此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主任，张云乔的好友孙师毅担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这样彼此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最后周恩来指示，张云乔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在社会上出面，从事党的外围工作，接受他的单线领导。

　　张云乔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前往长沙与亲戚创办了中国汽车贸易公司。张云乔认为，抗战时期交通工具十分紧缺，在此时发展汽车贸易是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主要从香港购进汽车。武汉沦陷后，周恩来、孙师毅等来到长沙，在此期间，张云乔听说三厅撤退交通工具上有困难，就把自己的一辆汽车交给周恩来调度使用。周恩来立即安排夏衍、池田幸之(日本反战同盟成员鹿地亘的夫人)、于立群等乘坐这辆轿车离开长沙到桂林，为三厅的随后跟进做前期准备工作。为了确保汽车的安全行驶，张云乔驾车一路护送，直到桂林。

　　由于战争的原因，后来张云乔的汽车贸易公司搬到了桂林。他一边经商，一边协助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在桂林的复刊以及运作等。为了筹措办报的经费，1938年12月4日，张云乔又驾车陪同夏衍赴香港，找廖承志联系，接受华侨的捐款。过了不久，张云乔的汽车公司又给夏公的报社购买了一台印刷机，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印刷效率。《救亡日报》从193 9年1月在桂林复刊，到年底已从每天出版2000份增加到每天出版8000份。

　　周恩来后来到了重庆，但仍然和张云乔保持着单线联系。孙师毅在重庆曾多次给张云乔写信，转达周恩来对他的指示，为了工作上的安全和保密，要他在桂林以工商业者的姿态在社会上出面，避免和李克农以及公开的党内人士交往。但对《救亡日报》社来说，由于郭老是社长，是无党派人士，夏公为主编，同时也兼任对民主人士的统战任务，没有以党报的面目出现，因此，可以公开援助。所以，报社的不少资金和费用都是通过张云乔的企业资助的。

　　为了给抗战事业和党组织筹措到更多的资金，张云乔又在桂林先后创建了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制烟厂。这些工厂实际上后来都成了我们党安置在桂林、由周恩来直接掌握的联络点。

　　接济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大批的文化人滞留香港，为使这些人尽早撤离，我党组织了一系列的营救工作。此时张云乔因到港为机械厂购买设备也被困在香港。孙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一张由香港撤退到桂林的200多人的文化人名单带给张云乔，嘱咐他每人发给50元，以作为他们临时的生活补助。这笔款项对外则说是重庆戏剧界同人义演筹得。张云乔立即与廖承志取得了联系，这时廖正在组织一批人离港，张云乔遂加入其中。

　　在他们这批离港的人员中，有夏衍、金山、王莹、司徒慧敏等数十人。他们这一行人的撤退路线是先乘坐渔船到澳门，后再转道桂林或重庆。

　　12月29日凌晨，在联络人的带领下，张云乔与离港人员一起，到一处小码头登船离岸。当时，海上有不少日军的巡逻艇到处盘查，为了确保人身安全，许多人都临时使用假名字，例如金山叫“汪达财”，夏衍叫“黄坤”等。船到海上还真遇到了日军的搜查，多亏夏衍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出面巧与周旋才化险为夷，使大家躲过一场大难。船到澳门后，他们和地下党的负责人柯麟及何贤、马万祺取得联系，被安排在一个较为安全的旅馆，柯麟还通过秘密电台向重庆的周恩来报告了有关情况，周恩来对大家脱险表示慰问。

　　在澳门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他们一行又经过几天的周折，或乘船或步行、乘车，过肇庆，到梧州，经柳州，最终到达桂林。田汉、洪深等在桂林的不少知名人士，听说这些劫后余生的朋友们胜利归来，纷纷到车站迎接，那相互拥抱、问候的热烈场面令人激动不已。欧阳予倩还为大家举行了压惊宴会，会上大家引吭高歌，表达平安归来的喜悦之情。张云乔操琴伴奏，得到满堂喝彩。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这段特殊经历写成剧本，剧名就叫《再会吧，香港》。会后张云乔根据自己家里的具体情况，把夏衍、蔡楚生等几位朋友暂时安排到他家中居住。这一行人能够有惊无险平安到达桂林，是与张云乔先生的一路关照、接济分不开的。

　　扩大香烟生产

　　为抗战筹措更多资金

　　张云乔从香港回到桂林后，看到香烟的销售前景不错，但自己的烟厂规模较小，而且产品的质量也不太好，于是决定终止汽车修理等相关业务，全力投入制造卷烟机器，扩大香烟生产规模，并抓好香烟的质量。

　　张云乔首先聘请了几位有能力的人员进厂，充实企业的领导力量。原来厂里只生产20支装的“三中”牌香烟，现在又生产10支装锡包和50支装的铁罐“沪光”牌香烟，而且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另外，为了占领农村市场，还用次级原料，出品低级20支装“晶宝”牌香烟，很受农民的欢迎。由于产品分开了档次，销售的地区扩大了，销量也大大提高，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1944年8月，日寇攻陷衡阳以后，桂林局势十分紧张，工商企业开始自行疏散，张云乔的烟厂被迫迁往贵阳。当时贵阳卷烟行业的厂社多达60多家，由于张云乔的烟厂信誉好，香烟质量高，在湘、桂、黔、重庆和成都等地供不应求，张云乔被大家一致推为“贵州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的会长。

　　这一时期，张云乔仍然保持着与周恩来的联系，为安全起见，张云乔与孙师毅商量，他的烟厂在重庆设立一个销售点，表面上是售烟，实际上是把孙师毅的许多重要文件存放在那里，以免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此期间，张云乔曾委托孙师毅向周恩来提出自己的入党问题，周恩来明确地对他说：“你不入党要比入党好，因为许多工作需要党外人士去完成，这也是革命的需要。”他无条件听从党的安排，继续挂着经商的牌子，做着党内人士不方便做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也跟着前往南京，在梅园新村设立了办事处。在此期间，张云乔到上海联系烟厂事务，廖沫沙受党的委派和张云乔联系，将梅园新村拨给香港《华商报》的一笔法币委托他转交。他接受任务后，马上把这笔款项交到了《华商报》经理萨空了手中。另外，他还把孙师毅从重庆接到贵阳，安排到烟厂当顾问，一如既往地掩护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活动。

　　做贡献不张扬 受委屈不抱怨

　　解放战争后期，张云乔同烟厂的领导人员来到广州，在此召开了董事会，张云乔被大家一致推举为董事长。会议还决定创办广州一中烟厂。为了使广州和贵阳两地的烟厂优势互补，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把一些先进的设备运往贵阳，把贵阳的烟叶运到广州，使两地的烟厂共同发展。另外为了扩大销售，他们还在广州的十三行开设了一家“西南烟行”，专门销售他们自己生产的香烟。

　　解放前夕，上海有个别卷烟企业的业主对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纷纷跑到广州寻找厂家，希望能把从上海撤退出来的生产原材料在广州赶制成产品上市，以便迅速地换成外币转移出境。当时就有上海烟厂的人员找上门来，愿出资120万元港币收购张云乔的烟厂。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如果拿着这笔外汇，可到香港购买地产，创办工厂。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要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留下这些民族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港英当局禁止物资运往内地，张云乔决定暂时留港，利用以往多年的工作关系，协助地下党反封锁、反禁运。张云乔利用他原来开办的商行“侨生行”秘密展开工作，先后通过特殊途径把飞机零件、油料、轮胎和汽车秘密运回国内。

　　后来，国内搞“三反”和“五反”运动，因张云乔是广州一中烟厂的老板，是运动的对象，因此被通知回广州参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接着就开展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张云乔被委任为一中烟厂的私方副厂长。他为了能继续对刚刚开始建设的祖国有所贡献，联合了几家拿定息的私营企业的老板，把定息全部捐献出来，由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出面，合办了建联中学(今广州市97中学)。

　　由于张云乔是搞美工出身，经国家文化部、广东省文化厅批准，张云乔调到广州电影制片厂(珠影厂前身)，重新操起了老本行。他参加了电影《逆风千里》的拍摄工作。结果电影上映没多久“文革”就开始了，该影片被视为给国民党歌功颂德的大毒草而受到批判，张云乔也因此被关进了牛棚。因他原来又当过“资本家”，所以不但污蔑他是“牛鬼蛇神”，还说他原来出资办学是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争夺下一代，使他哭笑不得。

　　1976年1月，“文革”这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尚未结束，本该享受离休待遇的张云乔在珠江电影制片厂退休了。很早就受周恩来的嘱托参加革命工作，只讲贡献，不求索取的张云乔，对这一切毫不计较，无怨无悔。他常讲，许多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连生命都牺牲了，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呢。

　　1981年8月初，夏衍在广州《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张云乔早期的革命工作，引起了社会关注和重视，直到1987年，有关部门才将他的退休改为离休。

　　张云乔后来又参加了电影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出席了全国文联和中国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还被推荐为区、市和省政协委员。他提了很多很好的提案，利用自己以前的海内外关系，穿针引线，引进外资。还把朋友送给自己的汽车无条件转赠给白云区工商联，为社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有人不理解地问他：“你受过那么多的委屈和磨难，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热情？”他认真而又自豪地说：“因为我是中国人。”

　　2006年6月27日15时10分，张云乔老人走完了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