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旅客猝死遭遇救助空白 铁路否认与超员有关

　　春运旅客猝死遭救助空白 铁路否认与超员有关

　　春运旅客孙学华之死

　　死者家属怀疑，是列车上拥挤、混浊的运输环境，导致孙学华突发疾病,事发后列车与车站救治不力；铁路部门则认为，孙学华晕倒与列车超员无关，铁路方面“该做的都做了”，没有过失

　　2月11日晚上9时40分

　　孙学华和妹夫赵兴兵乘坐的K585从四川南充站出发。

　　2月13日0点20分

　　从卫生间返回的孙学华，在接近座位时突然晕倒。

　　此时K585已经进入广东湛江境内、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管辖路段，距离终点站广州东还有7个小时。 列车负责人建议赵兴兵和孙学华在前方车站就近下车、接受治疗。

　　2月13日0点39分

　　K585驶入河唇火车站。

　　事后，铁路方面向家属承认：进站前，列车并未将孙学华的情况通报车站。铁路的意见是：孙学华晕倒与列车超员无关，列车不配医生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乘务员在能力范围内尽到救助责任，列车和车站履行了正常移交手续，所以K585次列车对此不负责任。

　　2月13日1时30分左右

　　（据河唇卫生院当晚值班司机回忆），卫生院接到车站电话。

　　2月13日凌晨1时40分左右

　　救护车接报后赶到，证实孙学华死亡。

　　观察瞳孔、检查脉搏，几分钟后，救护车开走了。2月13日凌晨1时40分，广东廉江境内的河唇火车站值班室，孙学华静静躺着，不再有任何生命的征兆。

　　此时，孙学华的丈夫、广州从化一家砖厂的工人文永良，正在熟睡；她的小女儿、刚刚结婚一年的文惠，还在广州一家电缆厂加班；大儿子文龙是涂料厂的技术员，远在深圳宝安。

　　这个漂泊在珠三角的打工家庭，原本计划2月16日在广州团聚，孙学华还特意给他们带上了四川南充的腊肉香肠。

　　就在离目的地广州东火车站还有440公里的地方，0时20分左右，孙学华在K585次列车上晕倒了。又过了20多分钟，她被列车员送下火车。此后，孙学华等待了至少40分钟，直至死神把她带走。

　　事件发生后，列车工作人员承认：进站之前，列车并未提前和车站取得联系。而车站方面，则对拨打急救电话的时间含糊其辞。

　　死者家属实地调查发现，从河唇火车站出站口到派出急救车的河唇卫生院，步行也不过10分钟的路程。

　　“孙学华之死”在网络论坛引发热烈的讨论。人们在孙学华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2006年之后，每年加入春运大军的旅客都在20亿人次以上，“他人今天的悲剧，明天可能就会降临到我们头上”。

　　「出发」

　　买到了有座位的票

　　孙学华的旅程，是从2月11日，年初五上午开始的。

　　家在四川南充西充县太平区四村的她花了8元钱买票，经过1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赶到国道附近和妹夫赵兴兵会合。赵在广州一家电镀厂打工，路途上两个人可以互相照应。6点钟晚饭后，两人一起登上开往南充的班车。

　　孙学华的行李很简单：一个背包塞满了带去广州的土产，另一个手提袋里，除了必要的财物，还有儿子文龙的户口簿―――这是四川籍外来工在深圳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必需的证明。

　　过去，赶火车就像打仗一样。但是这一路，他们走得不紧不慢，甚至还有一些悠闲。“我们买到了坐票，用不着提前上车占地盘，也没得人敢来抢座位，所以心里不慌”，2月16日，在河唇车站的招待所，赵兴兵向记者回忆说。

　　每张238元的车票，是赵兴兵找朋友、托关系才买到的。根据他的经验，“想在窗口买到座位票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熬夜排队，而且等你排到的时候，票也没得了。”赵兴兵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于孙学华来说，2008年显得出奇的顺利。当这个农村妇女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央视节目“迎战暴风雪”时，曾和丈夫在一个砖厂打工的她暗暗庆幸自己早在1月16日就坐上了从广州从化回南充的汽车。

　　那一天正好是她47岁的生日。如果再晚几天，她可能也将和千千万万人一样，困在冰封的公路上，要么饥寒交迫，要么忍受甚至卖到50元一桶的方便面。

　　家庭中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雪灾打消了他们回家的念头。于是，修缮房屋、看望老人的事情，都落到了孙学华一个人身上。她在南充度过了春节的前几天，家里人商定2月16日全家在广州团聚。

　　2月11日晚上7点钟左右，孙学华和赵兴兵到达南充火车站。赵兴兵发现，候车的人比他想象的要多。“大概是因为今年春运，K585终点站从广州东延伸到深圳西”，赵猜测。而据媒体报道，因为雪灾影响，今年春运呈现少见的双程高潮。

　　很多南充籍的四川民工，已经不是第一次乘坐这趟列车了。

　　去年春运，这趟隶属于达成铁路公司的列车，还是一趟临时客车，编号为“A115”。春运结束后，“A115”调整为现在的固定列车“K585”。当时，新闻还报道说：这趟列车的开行，结束了达成铁路沿线地区没有直达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旅客列车的空白。

　　和那些只买到站票的老乡相比，孙学华的新年好运似乎还在延续：面对未来两个晚上、一个白天的旅程，“有座”与“无座”无疑有着天壤之别。

　　「超员」

　　走道里都坐满了人

　　晚上9时40分，K585从南充站出发了。

　　无座乘客的艰难处境，就摆在孙学华和赵兴兵眼前：

　　他们席地而坐，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紧紧靠在一起，没有任何个人空间可言。打盹的时候，那些低垂或者后仰的脑袋，伴列车行驶的节奏，钟摆一样荡来荡去。每每餐车、乘警、乘务员和卖东西的推车经过，过道里的旅客依次艰难地起身，不情愿的表情挂在他们脸上。

　　赵兴兵有过同样的经历，此情此景不免让他心生怜悯。

　　不过，用不了多久，同情就被另一种情绪取代―――谁都有上厕所的时候，过道里的乘客成了障碍。据赵兴兵回忆，他们的座位，距离卫生间不过10米。然而克服这段距离，“你要慢慢吼”，要用慢镜头的速度，像游泳一样穿过人群。

　　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孙学华只买了一瓶“营养快线”。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这种售价6元的饮料，即使算不上奢侈，也是一项需要掂量的花销。

　　的确，孙学华一家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家里没有吃闲饭的人。”大儿子文龙解释说。

　　在这个四口之家中，男主人文永良早在1989年就南下广东。他在砖厂卖力气，后来学会了“看火”，逐渐被老板看成重要帮手。他寡言少语，看起来勤劳、本分、可靠。

　　文龙2002年高中毕业后，闯荡深圳，今年25岁。现在他是涂料厂的“课长”，连名片都用3种文字印刷。最小的文惠只有23岁，去年才来到广州，今年刚刚涨了工资。

　　孙学华是2006年离开土地的。“在我们那里，40多岁还出来打工的妇女不在少数”，文龙说，“年轻人都走了，家里面不需要照顾，出来打工总比种地挣钱多”。

　　6元的“营养快线”孙学华可以负担，但无助于改善车厢里的环境。更糟糕的是，空调车厢通风欠佳，赵兴兵注意到，孙学华开始晕车。

　　「昏迷」

　　列车负责人建议他们下车

　　据赵兴兵回忆，2月13日0点20分，从卫生间返回的孙学华，在接近座位的时候，突然晕倒。 此时K585已经进入广东湛江、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管辖路段，距离终点站还有7个小时。

　　“救人！”有人大声喊。更多人从梦中惊醒，车厢骚动起来。

　　列车员陆续赶到，送来葡萄糖和藿香正气口服液。“不晓得啥病，不能乱吃”。又有旅客说。车厢里意见不统一，赵兴兵和列车员都显得不知所措。此时夜间行车，列车停止播音，赵兴兵没有听到寻找医生乘客的广播。

　　列车负责人检查了赵兴兵和孙学华的车票，建议他们在前方车站就近下车、接受治疗，并且承诺改签车票。

　　改签意味着旅途要重新开始，而且剩下的路程，极有可能蜷缩在过道中度过。“不下算了。”孙学华艰难地说，她苏醒过来，但面色铁青。她的意见，显然得不到采纳。直到孙学华死亡，赵兴兵才恍然意识到，这句话是她留给世界最后的遗言。

　　「进站」

　　列车并未将情况通报车站

　　时至今日，死者家属怀疑，是列车上拥挤、混浊的运输环境，导致孙学华突发疾病。而铁路部门则认为，是孙学华自身的疾病引发了猝死。

　　现在，孙学华躺在廉江殡仪馆的冰柜中，身上搭着一件粉绿色的羽绒服。那是女儿在年前送给她的，“那种绿色，看起来不会很老气”。孙学华身披女儿的祝福上车，生命终结的速度，却大大超出家人的想象。

　　记录显示，0点39分，K585驶入河唇火车站。在这个三等小站上，没有警报闪烁的救护车，也没有蜂拥而至的医护人员。事后，铁路方面才向家属承认：从孙学华突发疾病到K585进站前长达20分钟的时间里，列车并未将孙学华的情况通报车站。

　　在已经进行多次的协商中，铁路方面对这一细节的解释前后不一：“当时列车位于两广交界地带，乘务员不知道车站的电话”：“调度通讯系统用于内部生产，不对外”：“K585本来就要停靠河唇站，不是临时停车，所以没有必要”。

　　铁路系统事故处理工作组，由达成铁路公司、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和河唇车站三方组成。达成铁路的意见是：孙学华晕倒与列车超员无关，列车不配医生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乘务员在能力范围内尽到救助责任，列车和车站履行了正常移交手续，所以K585次列车对此不负责任。

　　K585继续行驶。

　　赵兴兵背着孙学华，穿过月台、天桥，前方是河唇车站值班室，这段平时只需要5分钟的距离，这时显得格外漫长。

　　「死亡」

　　40分钟的救助间隔

　　2月13日凌晨1时50分，赵兴兵开始打电话，“孙学华死了”，他一次次地重复。对于通话的内容，赵兴兵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几分钟之前，她的手还在动”。

　　根据河唇卫生院当晚值班司机回忆：卫生院是在1时30分左右接到车站电话的。由于抵达现场时病人已经死亡，医生检查最多用了5分钟时间，人、车回到卫生院时，尚不足凌晨2点。

　　按照这种说法，从赵兴兵把孙学华背进车站值班室，到河唇卫生院接到求助电话，中间至少有40分钟的间隔。在这宝贵的40分钟时间里面，车站究竟在做什么呢？“当时我们很忙碌，除了孙学华，K585上还下来了一个病人”，来自车站的答复这样说。

　　对于孙学华的死亡，车站和列车的态度完全一致。“按照铁路的规定，该做的车站都做了，我们认为自己没有过失，死亡是因为疾病来得太凶猛。”类似的观点，来自南宁铁路局玉林车务段的代表已经重复了多次。

　　家属查阅了铁道部2003年颁布实施的《铁路旅客人身伤害及自带行李损失事故处理办法》。文件中有一条规定说：车站对列车移交的手上旅客应当及时送附近或有救治条件的医院抢救。

　　河唇车站代表认为，“送”和车站拨打急救电话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

　　文龙不相信车站的说法。2月16日下午，他步行从火车站出站口出发，沿路打听河唇卫生院的位置。在卫生院大门口，他看了一眼手机，这一程他只用了10分钟。

　　一家大型铁路医院的医生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因为列车和车站不具备判断疾病的能力外，也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有重要关系，“旅客都要中途下车了，病情应该引起足够的警惕”。

　　现在，摆在家属面前的路有两条。

　　一是谈判协商，这也是他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些农民工听着对于他们来说太过艰涩的术语，每每提出要求总是被反问“请你拿出法律依据”。工作组询问他们的个人情况，听起来就像是在审讯犯人。

　　二是对簿公堂。那位因专门为农民工讨要工资和赔偿而闻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但是，这条路看起来漫长而充满风险。一般情况下，他们只能在铁路运输法院―――一个铁路系统的内设机构，起诉列车和车站。多年来，普通人向铁路法院起诉铁路运输部门，原告极少胜诉。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