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局长当科长用,把科长当科员用,把女人当男人用”,这是湖北随州官场上的一句流行语。在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共5个人,主任下面是3个科长和1个司机,科长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司机也兼职做起了通讯员、打字员。
在随州,已经这样过了7个年头。
从2000年建立地级市至今,搭乘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的“便车”,驶入大部制改革的“快车道”。当年,随州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具有这个条件的城市很多,但只有随州一家进行了改革并坚持至今。随州当年改革多少有些懵懂,也并没有明确提出“大部制”这个概念。随着改革的进行,7年后的随州不减反增了9个部门。
随着国务院大部制改革钟声的敲响,湖北随州的先锋试验,“闯”入人们的视野。
“有成就感,也有无奈感。”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夏明元这样总结7年的历程。
“下改上不改,改了又回来”,面对这种宿命性的预言,随州作出了怎样的抉择?随州在改革中遇到了哪些波折?它是如何熬过这“七年之痒”的?它为大部制改革提供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在全国大部制改革拉开序幕后,随州的改革又将走向何方?记者前往随州展开调查,向读者展示一个朴素的“先锋试验”。
春节后的随州市,积雪未完全消融。
位于开发区的随州市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围墙,显得安静而低调。节后上班第一天,暖意渐近,夏明元坐在亮敞的办公室里,心情也暖如阳光。随着国家大部制改革的即将提交两会审议的消息出台后,他松了一大口气:“总算与中央接轨了”。
作为随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夏明元,笑着告诉记者,虽然从1984年就开始工作,但至今仍是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土八路”,并被同事们戏谑为紧捂“编制”不放,常常“黑脸”的“老抠”。
然而,就在夏明元工作的这个不起眼的农业大市,从2000年就已悄悄展开了一场“大部制”的先锋试验。
改革后成了“另类”城市 这个城市绝对称不上时尚,用夏明元的话来说,是有些“另类”。他说:“每次到省里开会,我们总会觉得别扭。”
“别扭”最主要因为随州政府机构设置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夏明元说:“像残联划分在民政部门完全合适。由于是同一套班子,每次去开会的都是同一班人。很多上面的领导都觉得奇怪。”
在随州,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台湾事务办公室是一家;市档案局与市档案馆、市党史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四块牌子、一套班子;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并统称为“文体局”。
有的事业单位甚至挂7块牌。市农业局下设的农技推广中心,同时加挂了市农药监督管理站、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市植物检疫站、市植物保护站、市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站、市种子管理站、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牌子,都是同一套班子。
内设机构设置时,不是“上下对口”,而是综合设置科室,统一确定机关人事、财务,不单设科室,工作由各单位办公室负责承担;科室领导职数统一定为一科(室)一职,绝大多数单位纪检、工会和机关党委(党组)也没有配专职干部。
与周边的城市相比,它显得很异类。
“误打误撞”赶上好时机 然而这个另类的建构仍然生存下来了。
随州的大部制改革能顺利出炉,夏明元说首先得益于赶上了国家改革大好气候。
“2000年,国家第四次政府机构改革如火如荼进行,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我们撞上了好时机。”夏明元说:“随州本来在1986年的时候,就申请与湖北荆门、鄂州一起升级为地级市,当时襄樊市没放手。”
2000年,随州适时地再次提出升格为地级市的请求。这次比较幸运,同年6月25日,获得国务院批准。
“随州临时组建的领导班子,经过商量后提交了一份《随州市直党政群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这份方案力求精简机构,正好符合国家地方机构改革的要求,很快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批准,当年11月初就实施了。”夏明元正是当年方案起草人员之一。
其次,新生的随州,没有旧包袱缠身,可以肆意构“理想国”:随州人都明白,这些先天性的条件是随州“大部制”能顺利进行的关键。
上级领导的支持也是改革能进行的坚强后盾:湖北省委、省政府对随州的改革一直“力挺”。改革跨越7年,随州市的三届历任的主要领导也都一致支持。
编制比周边城市少三分之一 当时,改革“先锋试验”一发不可收地“燃”起来了。
“因为随州经济差,底子薄,当时想着必须控制机构数量。我们本着三大原则:职能基本相近的单位能合并的尽量合并设置,职能衔接较紧的单位采取挂牌设置,职能交叉的单位,能不单设的尽可能不单设。不搞上下对口,不搞横向看齐。”夏明元告诉记者。
“盖好房子再住人。”在所有的机构进行整合后,开始在原有曾都区和后划归入的广水市公务员系统内公开选调。所以,很多单位都是几块牌子,一套班子。
“随州市编制总量从5569名减少到5134名,精简率达8%。当时市本级只有行政编制860名,跟周边地市相比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后来一直坚持在2~3年内只允许暂按定编数的80%选调工作人员,留下20%的编制逐年用来招考公务员和接收军转干部。市直机关可用行政编制1076名,实有在编在岗行政人员878名,节余编制198名。”夏明元说认为,严格控制编制,才能较好地抑制住机构及人员的臃肿膨胀。
改革后的随州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系统减少的机构都在2个以上,直属事业单位减少的更多。据统计,全市行政人员也比原随州市减少近250人。
夏明元的账算得很“精”:按每人每年工资2.5万元,此项一年就节省开支近700万元,这还没考虑办公或行政成本。
催生独特“小气候” “可以说,随州的机关编制是除了西藏之外最苗条的。别的地方,一个部门都有3~5个编制,这里一个部门只有一个。多数时候都是一人多岗。”随州市政法委一位负责人有些自豪地说。
“局长当科长用,科长当科员用,女人当男人用。”这是当年暗讽随州“苗条”政府人手不够,办事捉襟见肘的一句话。连夏明元的司机都身兼三职,既是司机,又是通讯员和打字员。他说:“人都以为我平时不开车时很轻松,实际上,还得坐办公室打文件。”
夏明元的“老抠”,在随州出了名。
随州档案局的负责人笑着告诉记者:“随州市档案局与市档案馆、市党史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四块牌子、一套班子,仅有12个编制,却还有2个没有到位。”
有的部门事业单位最多加挂了7块牌子,七个单位只有12个编制。
人员紧缺催生了一套独特的办事“气候”。
“人手少了,但资源整合得更好了。很多时候需要几个部门互相合作,因此设置了一个独特职位——办公室秘书长。一个部门忙不完时,他就负责统一调配,让其他部门的人过来协助;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几个部门是一套班子的,就要学会统筹安排,避轻就重,慢慢养成了"不该开的会不开,可以不下乡的就不下乡,不用发的文件就不下"这些好习惯。”夏明元说,刚开始大家都很不适应,慢慢才好了。
“苗条”政府“身材”变形? 有冷眼旁观的人“笑话”随州的7年改革:7年时间不减反增9个部门。
夏明元告诉记者:最初“分离”的是科协,2000年科协被并到科技局,但2005年市科协换届选举,在向省主管单位递交方案后不予批准,理由是随州科协不是个独立单位。后来,只好将科协与科技局重新单独设置。
此后,市残联、规划局、宗教局、法制办等也因类似原因而单设出来。机构由最初的55个退回到64个。比起周边城市,随州仍少10个左右,“随州仍然称"瘦"”夏明元说,这也算是一种安慰。
“比起深圳、三亚等地的地方机构改革来讲,随州还算没有退回原点。我们一直在挣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宿命。”夏明元有些沉重。
为了保持政府机构的“苗条”身材,随州市不仅在“饮食结构”上不断改进,还要抓住每一次机会去省里做沟通“运动”,多请示,多汇报。有时候还会采取一些灵活的策略,譬如玩一些文字游戏,改合并为合署办公等等。
拿最近的一件事来说,市农村能源推广中心,省里要求作为一个副处级机构设置,目前,该市正是作为农业局的一个科级单位内设机构。省在安排新农村沼气改造计划时就因“机构未按他们的要求设立”,2006年,将原拟下达给该市的10000口沼气改造目标削减为5500口。相应减少经费投入450万元。这时就需要有人去那边沟通解释,花费不少口舌。
还有些时候,要顶着“批评”帽子,低头做人。省里要求作为单独设立的副处级机构,后来随州这边仍然将移民工作职责赋予民政局,但民政局每次到省里参加会议,都会遭遇批评。
“随州模式”路在何方? 当记者问道随州的大部制改革究竟让老百姓得到多少“实惠”,夏明元实实在在地回答,也许老百姓没有感受到特别之处。“因为随州下辖一个区一市,曾都区就是以前县级随州城的全部范围,老百姓多与曾都区打交道,不会有直观的感受。”
堪称“第一大区”的曾都还陷入该不该拆分的争论当中。曾都区政府也并没跟上随州市政府的机构改革的步伐。夏明元把随州市政府形容成一个“孤岛”,它不仅左右不对路,上下亦没对口。
走在大街上的夏明元,非常豁朗。他说,大家从一开始“不理解”,到现在“交口称赞”,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前,曾有内部官员对媒体说“随州改革没有伤筋动骨,只是小打小闹,这是误解。”
“下改上不改,改了又回来”,夏明元说,随州差点被陷入“宿命”。国家这一轮“大部制改革”的推进,为他们骤然点亮了一盏明灯。
他认为,随州的机构架构还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例如组织部和人事局、组织部和统战能否重新统筹还需要慎重思量。如果能够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系统按照需要整合,在划分原则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就好了。”
有专家认为:大部门体制要成功,必须自上而下改革,上下级步调一致。夏明元仍然对未来充满期待,他希望国家的步伐来得再快一点。他告诉记者,随州的改革路很长,现在等待两会召开后,随州还会随之有大动作。
何为大部制改革 大部门体制,就是指把业务相似、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集中由一个大部门统一行使。一方面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公务手续;另一方面也可减少横向协调困难,裁撤议事协调机构,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
据透露,与此前五次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制”方案中加入了“决策、执行、监督”分立的意图。即对三种权力进行厘清、分立归属,并使其相互制约,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
我国部门职能交叉,导致行政成本偏高,效率偏低。2006年,我国行政管理费为7571.05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8.73%(其中还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费),占GDP的3.59%。这一比例超过国际水平。目前,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15.6%左右,高收入国家为9.5%左右。
据悉,由中央高层任组长的两组“人马”,正在制订两套方案——机构改革方案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方案的初稿已于春节前完成,并由讨论阶段进入具体决策阶段。相关方案的内部小范围讨论从2006年就已开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制。(记者杜安娜)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