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那句“为什么呢”已几近恶俗，可面对新华社有关“农民工子女的高中在哪里”的报道，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一春晚名句，问一声：农民工子女没高中可读，为什么呢？
报道称，在上海，一个读初三的庞大群体———农民工子弟，不晓得自己的高中在哪里。
小学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陆续享受了与城里孩子同等的待遇；可高中就麻烦了，按上海现行规定，你得回原籍升学读高中。要问“为什么呢”，答案也简单：政策规定。
其实，不单是上海，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这样做的，一些中小城市也跟着仿效，陆续出台政策，请外来人员的子女初中毕业后回老家考高中去。同样问一句“为什么呢”，核心答案大致是：教育经费都是按户籍下拨的，城市高中教育资源本身有限，不能让外来人员子弟给大量占用了，否则城市是“受不了的”。
再追问背后的“为什么”，答案也很明白：我国有着悠久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以前农民甚至不能流动到城市里来，现在来干活是可以的，但迁徙自由之外并无定居即落实户口的自由，你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保待遇和子女受教育权利；即使下一代出生在城里也仍是“农民”———要想读高中，请你回老家。
此前有报道称，“农民工二代”在农村和城市都没有根，无法找到归属感，有着明显的“边缘心理”，而且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高中怎么读是个大问题啊。
城乡资源的不公平配置，率先反映在教育资源的宏观配置上。事实上，多年来优质资源向城市集中，而为城市建设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农民工（他们为城市财政的贡献则是隐性的），却难以让自己的下一代享受城里孩子读高中的待遇。农民工作词作曲的《农民工之歌》，在温总理的批示下，进入了2008春晚，这不难；“身份待遇”如何实现平等，却是个难题。
农民工子弟读大学早已没有门槛，而在城里读小学初中也没有太大问题，仅仅高中3年是个瓶颈。上海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并思考如何解决，这是好事，和谐社会需要作这样的努力。其实高中3年的教育成本主要由受教育者直接或间接负担，如果“意在教先”———意志在教育制度设计之前，整个国家都下了决心，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无法解决”：宏观上，应该全国一盘棋，实现教育经费的“可转移支付”；微观上，更广泛地推行学生随身携带的教育券制度，而且实行可跨地区的结算使用。
从这两个层面解决了教育经费的“支出流动”问题，就不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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