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党建迎接创新时代

　　《瞭望》文章：党建迎接创新时代

　　近86年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

　　进入21世纪，执政近60年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两个重大挑战：一方面，在全球舞台上，中国不仅面临全球的经济竞争、文化竞争，而且面临激烈的政治竞争。

与世界各国比较，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否更有生命力，政权是否更巩固，社会主义是否更受人民拥护，政党是否更有凝聚力，对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提出重大考验。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人民群众的政治诉求日益增强，党员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等等，党的建设需要不断解决新问题、经受新挑战。

　　针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日前指出，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的建设工作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富有实际成效。

　　十六大以来，党建创新进行了多个试点，内容涵盖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江苏公推公选、公推直选试点；南京白下区实行“党代表经常性到选区”试点；湖北罗田县在试行党代会常任制过程中，进行“取消县委常委会、实行全委负责制”试点；湖北荆门市实行“统筹城乡党建资源”试点；四川宜宾实行“委员结构制”试点；四川自贡实行“村级组织书记直选”试点；四川雅安在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中进行“政协会和党代表开套会”试点；台州椒江区近20年试点“党代会常任制”，等等。

　　这些试点，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基层党组织适应变化、破解矛盾的积极选择，显示出各地党组织的勃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并为进一步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选择。

　　这样上下一心的探索表明，有7000多万党员，有广泛的组织，有严明的纪律，因而有着无穷潜力与创造力的中国共产党，将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瞭望》文章：党建创新枝繁叶茂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工作方法，迎来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新时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郭奔胜

　　日前结束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央提出，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工作更富有时代气息、更富有实际成效。

　　此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于去年底先后在江苏、湖北、四川、浙江等地专门就党的建设进行了深入采访研究，明显地感受到，基层干部、群众、专家对十七大后党的建设、组织创新、党内民主发展等重要议题的态度乐观积极，认为十七大之后，党的改革创新一定会迎来一个“枝繁叶茂”的新时代。

　　30年经验培厚创新土壤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接受采访的干部、专家认为，总结梳理好党的建设30年的有益探索，将为新时期党建创新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持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谷安林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但主要政策是一以贯之的，比如改革开放政策。反映到党的建设上也是如此，比如党的建设总体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届代表大会都有措辞不同的表述，这反映了我们党在不同阶段对党的建设的最新思考，再比如，党内民主建设问题，党在不同阶段的文件中都有所涉及，十七大关于党内民主建设的表述，既有最新的实践成果，也有历史变化的轨迹。

　　谷安林认为，在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全党同志掌握这些变化的脉络，有利于全党在党的自身建设上达成更广泛的共识，更加自觉地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党的建设新任务。

　　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国生等同志认为，沿海发达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取得了在多元经济条件下巩固执政和创新自身建设的成就。如：外向型社会对执政党建设带来哪些挑战？新产业工人、私营业主对党组织认同度究竟如何研判？党的基层组织如何始终站在引领社会发展的“最高点”？执政党的公共形象如何在对外开放中得到切实维护？等等。这些经验成果对全国的党建创新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外，十六大以来，各地党建创新试点逐渐增多，具体包括干部监督、组织建设、干部制度改革、干部教育、人才建设、高校党建等各个领域。

　　来自基层干部群众的建议是，中央可以由有关部门牵头，对十六大以来党建领域内的试点进行集中梳理，把一些成熟的试点形成的基本经验上升为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推开，为党建创新明确方向。

　　提高党内民主“示范”意义

　　受访的党建专家认为，以党内民主示范引领人民民主，关键要在示范上做文章。他们认为，既然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党内民主具有示范作用，今后就应该花更大力气推动党内民主发展，让党内民主更加生动活泼。

　　一些基层同志认为，党内民主首先要处理好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的关系，三会关系从法理上来看是清楚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没有普遍推行党代会常任制，党代会及党代表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党代会作为党内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尚未充分体现出来。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当人大代表而不当党代表的情形。

　　一些地方全委会与常委会的关系还需要理顺。一些地方“三重一大”决策没有通过全委会，对“三重一大”的界定也不是很清楚，基层操作仍取决于“一把手”的认识。少数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地区，尝试取消常委会，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全委会负责制，但目前只有湖北罗田县坚持下来，浙江椒江区曾经试行过，但没有坚持下来，又恢复了常委会。

　　一些基层同志对江苏、四川直选乡镇党委班子很赞赏，认为这让党内民主往前前进了一大步。另外，一些基层同志也建议，乡镇直选可以引入高校、国企等领域。

　　民主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保障，本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凡是进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地方，党内民主的气氛就浓厚一些，党员对党代表的监督、党代会对全委会和常委的监督、党代表对委员的监督都有一定的渠道，由此还产生了代表辞职制、委员述职制、委员结构制、党代表述职制等党内民主监督制度。

　　不少基层同志建议，当前要对党代表任期制、党代表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基本思路是，在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地区加大探索党代会与政协会、人代会的关系以及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的关系。没有试行党代会的地区围绕党代表任期制探索党代表发挥作用的行之有效办法。另外党务公开的力度也要加大，围绕“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思想，丰富和完善党务公开的途径、层次和保障体系。

　　关注少数干部心态的“亚健康状态”

　　从地方四级党委换届观察，党的干部队伍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受访的基层干部建议，在今后干部选拔任用中，应格外关注干部工作之外的操守、心态，旗帜鲜明地谨防那些热衷吃喝、排场、小圈子的干部被提拔重用。

　　本刊记者从基层听到反映，现在干部处在两个文化圈中：一个文化圈是体制内的，比如组织学习、听报告、开会、学政策，等等，这个文化圈内的活动往往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形式的东西多一些，入脑入心的东西少一些，总的感觉是形式大于内容；

　　一个文化圈是体制外的，比如小道消息、手机段子、哥们义气、追求安逸和奢华，等等，这个文化圈内的活动往往更能真实反映干部的心态、状态。

　　总的感觉是，少数干部的思想和心态处在“亚健康”状态。表现的极端形式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8小时内一套、8小时外一套。有的还表现出极端的自私，对群众冷漠，对组织说谎，思想信念消极。

　　基层的普通公务员还反映，一些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浪费惊人。有的干部家里有几套住房甚至还有豪华装修的别墅。有的干部把当地最高档酒店当成了自家厨房，天天有人请吃饭，而且有请必去。一些干部甚至公开说，没有老板参加的饭局不去，没有老板跟着的出国不去。

　　在基层采访中，基层同志谈的比较多就是干部队伍问题，一些同志担心，对党的执政宗旨、执政风险的认识，是自上而下衰减的，即中央一再强调为民、亲民，省里也强调发展、富民，关心群众疾苦，但到了基层这样的声音就减弱了，一些基层干部虽然也做事，甚至也很辛苦，但却十分迷恋吃喝、排场、小圈子，甚至以权谋私。

　　因此，党建创新应注意对干部理想信念建立动态预警机制。强调执政党干部的执政品格和道德修养，更多一些监督的眼睛来监督干部的行为、作风和思想动态。用鲜明的用人导向来约束和规范干部的成长。对那些不干事、图享受，边干事边享受的干部要及时给予警醒，甚至严厉的组织处理。

　　统筹各方党建资源

　　记者在基层采访还发现，党建资源犹如城乡二元结构一样，存在城乡不平衡、城市单位与社区不平衡、传统领域与新领域不平衡、基层组织与高层组织不平衡等问题。

　　党建资源主要包括人才资源、组织资源、阵地资源，还有资金、活动、学习教育等。当前优质党建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市、机关、高级党组织等领域，相对而言，农村和城市社区以及非公经济领域党建资源比较薄弱。

　　农村党建的主要问题是阵地还比较薄弱，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城市社区成为新时期城市党建的重心，但组织资源、人才资源比较缺乏，尚没有形成资源共享的格局。非公领域还没有建立起一支像国有企业那样专业的党建干部队伍，非公企业的党建文化如何与企业文化融合，也需要继续探索。高校党建的难点在于针对性和有效性，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不大受学生欢迎，加上一些教材僵化教条，增加了学生的逆反心理。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对统筹城乡资源、统筹各个领域内的党建资源进行探索，比如重庆、成都在启动统筹城乡的同时，提出以统筹城乡党建资源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湖北荆门市已经在组织资源、干部资源、人才资源等方面进行城乡全面对接，实现城乡互利。江苏苏南等地，城乡一体化发展比较快，农村传统党建向社区党建转变，党建形态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沿海地区的非公党建覆盖面大幅度提高，当前正在提高影响力上下功夫。因此，新时期党的建设既要放手让基层去创新，又要创新工作思路指导帮助薄弱领域内的党组织发挥作用，从干部资源、人才资源、资金、关怀机制等方面加大对基层党组织扶持，上下联动抓好党建一盘棋。

　　党员主体地位亟待制度保障

　　在调研中，本刊记者观察到，在党内民主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党员较好地享有了选举权、选择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党员的参政议政意识比较强。

　　但由于党内民主发展还不够平衡，更多领域内的党员主体意识需要提高，特别是党员比较集中的领域，如机关、高校、事业单位等。一些党员认为，自己除了缴党费、听报告，与一般群众没有什么区别，作为执政党党员的主人翁意识不强。

　　在农村，年龄大的党员要比年龄轻的党员更关心政治、关心党内事务、关心群众事情。而在非公领域，党员的主体作用体现得比较好，比如南京沃尔玛店，自从2007年成立了党组织后，党员从开始的6名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十几名，全部在企业的重要岗位上，资方对党员的作用和品格十分认同，对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较为认可。

　　提高党员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需要改善党的活动方式、选举方式、学习方式。还要通过制度载体来保证。

　　在这方面，四川、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做得比较好。比如，江苏凡是进行公推直选的乡镇，党员的主体意识通过直选大大增强，党员非常在意这样的选举，大部分外出打工党员纷纷自费回家乡选举。在深圳、南京、苏州、上海、北京等地，党员志愿者队伍蓬勃发展，这给普通党员发挥先进性作用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渠道。湖北、浙江、四川等省凡是进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地方，党员的主体作用就能够经常性发挥出来。

　　种种趋势表明，十七大后，围绕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方面的党建创新必然要加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党内真正形成一切相信党员、一切依靠党员、一切为了党员的氛围，增强党的凝聚力。□

　　《瞭望》文章：“这里的党代表有职有权”

　　——椒江党代会常任制激发民主活力

　　通过党代会常任制建立起党委集体决策制度化体系，初步实现了从“以人治党”向“以制治党”转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张军郭奔胜傅丕毅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通过19年坚持不懈的试点探索，初步形成了以“党代表任期制、党代会年会制、全委会负责制”为内容的党代会常任制制度框架。

　　《瞭望》新闻周刊调研发现，随着“党内三会”制度不断完善，“这里的党代表有职有权”，椒江区的党员主体地位得到体现，党代表作用得到发挥，党员代表大会职能得到落实，并且开始形成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好势头。

　　从“会议代表”到“任期代表”

　　1988年12月，经上级批准，台州市椒江区（原椒江市）率先在全国开展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

　　椒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詹朝晖认为，党代表任期制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前提。19年来，椒江区围绕如何发挥党代表作用这条主线，对“党代表任期制”进行了探索，使过去的“会议代表”成为“任期代表”，党代表的作用得到发挥。

　　为与党代会常任制相适应，椒江通过减少代表名额、改善代表结构、划分代表选区等改革，形成代表选举和代表动态管理机制。目前全区共划分78个选举单位，每个选举单位产生1～3名党代表。在兼顾代表界别的同时，保持党代表合理数额，便于议政。并建立了代表辞职、代表罢免、代表资格暂停、代表资格终止和代表补选等制度。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党代表的权力、职责。椒江区明确规定：党代表具有优先知情权、参与决策权、民主选举权、提出议案权、批评质询权、视察调研权等10项职权。

　　椒江区把党代表作为一种“职务”，在考察时间、调研经费等七方面提供保障。对妨碍、阻挠党代表行使代表职权的行为和个人，也规定了相应的党纪、政纪和法律处分。

　　党代表发挥作用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平台。椒江区先后建立了党代表活动日制度、党代表民主听证会制度、党代表询问质询制度等14项制度，为党代表行使职权、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椒江区党代表经常围绕党的建设和党员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调研，仅1995年以来就组织各类专题调研141个，形成调研报告146篇。

　　椒江区下陈街道办下陈村党员陈敏法说，我们这里党代表有职有权，区党委的重大决策都要听取我们的意见。过去一些村支书对参选党代表不积极，现在许多人积极报名，就是想寻求发挥作用的舞台。

　　“年会制”让党代会迸发决策活力

　　椒江区在长期的试点探索中，初步形成了党代会“年会制”。“年会制”使党代会告别“一月选举、一周开会、五年沉睡”的历史，其党内最高权力机关、监督机关、决策机关职能得到切实体现。

　　椒江区将“议事”与“议人”作为党代会“年会”的两大内容。“议事”主要是听取和审议区委、区纪委的年度工作报告，以及政府、人大、政协党组的年度工作报告，听取上一次“年会”决议事项的落实情况，听取党代表建议、意见办理情况等。

　　“议人”主要是选举出席上级党代会的代表，对届内新增的区委委员、纪委委员票决追认，对区委、区纪委，及区委委员、区纪委委员进行民主测评。

　　据台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沈宛如介绍，椒江区党代会“年会”还要讨论和决定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作出决定和决议。据统计，实施“年会制”以来，椒江区党代会上先后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等8个重要决定。

　　党代会“年会”对民主测评、人事安排等重要事项进行表决时，采取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原则。

　　椒江区规定，届内新增的区委委员、区纪委委员在“年会”上票决追认时，如果应到会代表半数以上表示反对和弃权，要提请上级党组织重新考虑人选。2004年以来，椒江区已对届内新增的6名区委委员、2名纪委委员进行了票决追认。

　　椒江区第七届党代表李红顺告诉本刊记者，区本届党代表中生产一线党员所占比例上升到45%，来自基层的党代表们借助“年会”这一平台，参与党内重大决策，选举党的领导干部，评议政策成败得失。

　　“多数人说了算”广为辐射

　　为与党代会常任制相适应，椒江区探索建立了“区委负责制”运行机制，扩大了党内民主，完善了全委会内部议事和决策机制，切实发挥了区委全委会的领导职能作用。

　　为与“区委负责制”相配套，椒江区建立了“重大决策事先征求意见制度”，注重决策程序的科学性；建立了“党代表列席区委区政府联席会议制度”，注重决策的公开性；实行了“区委全委会‘三重一大’事项票决制”，注重决策方式的规范性。

　　椒江区将全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重大改革方案等议题，都提交区委全委会进行票决。一些议题由委员提出，区委书记确定，区全委会集体研究决定。

　　早在1988年，椒江区就开始施行干部任免票决制，对区委管理的干部任免全部实行票决，有效地规范了干部任免决策机制。19年来，椒江区委先后进行了148次干部任免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被缓议的有90人次，因未超过规定票数被否决的有6人次。

　　椒江区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副主任汪兴友认为，以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党代会常任制在椒江区经过19年试点，已形成较为固定和规范的制度体系，值得在全国县区一级推广。

　　椒江区党代表、区老干部局局长赵仙斌认为，党代会常任制的试行效果，显示出党内民主强大的辐射和示范作用。目前，椒江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代表大会也开始试行常任制。

　　民主决策推动“以制治党”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持续19年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出新形势下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新机制。记者近日在椒江区采访了解到，普通党员、基层群众和领导干部均对这一制度取得的初步成果表示满意。他们认为党代会常任制是扩大党内民主、落实党内监督、增强党的团结统一的好形式。

　　椒江区自1988年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以来，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1988年到2006年，椒江区国内生产总值从7.21亿元提高到203.4亿元，财政总收入由0.62亿元提高到23.6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006年达到8447元。

　　经济高速增长期，领导干部决策容易急躁冒进。但椒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詹朝晖告诉本刊记者，椒江19年来从未发生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的典型事件，关键就是完善了区委议事和决策机制，充分发挥了区委全委会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领导职能，以民主决策推动科学发展。

　　记者在椒江区采访中了解到，椒江19年间换了8任区委书记，但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并没有出现“张书记画图李书记改”，关键就是通过党代会常任制建立起党委集体决策制度化体系，初步实现了从“以人治党”向“以制治党”转变。

　　由于实行了党代会常任制，椒江区过去每五年才召开一次的党代会，变成每年都要召开“年会”，这样就可以及时对重大问题、重要事项作出科学决策。通过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代表列席区委区政府联席会议制度，椒江构建起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在今年开展的“我为椒江发展献金点子”活动中，仅全区党代表就献出“金点子”219个。

　　民主监督带来清明形象

　　从椒江的采访看到，椒江区试行党代会常任制19年来，区四大班子领导成员没有一人因违法违纪被查处，党内政治清明，政府形象良好。其关键是建立了多层面、立体式的党内监督制度和制约体系，本刊记者在椒江采访中感受到，上到区委书记、区委常委，下到区委委员、区党代表，都被置于不同的监督制度之下。

　　在一些地方，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甚至开闭门会。但在椒江区，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真正成为党员监督、批评领导干部的舞台。试行党代会常任制19年来，椒江区委每次召开区级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时，都要提前一个月发送“征求意见表”，目前累计收集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意见、建议3143条。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是群众对个别地区干部选拔任用中腐败现象的辛辣讥讽。但在椒江区，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小圈子研究干部”被全委会票决制所取代，过去“位高权重”的区党委书记和区委常委，与30多位区委委员一样，只有一票的决定权。19年来，椒江区委全委会通过票决制任免干部4438人次。

　　“民有所呼党有所应”

　　椒江在试行党代会常任制过程中，通过委员联系代表、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建立起畅通有序的信息传递渠道和利益表达渠道。

　　19年来，椒江区5届党代表共联系党员5800人次，区党代表近3年在会议期间提出建议意见123条。在党内，党员的意见和呼声可以及时传递，在党外，群众的所急所盼也能迅速为党组织所掌握。这样，就消除了党委决策与公共需求脱节的矛盾，实现了“民有所呼，党有所应”。

　　椒江区党代表赵仙斌在与自己联系党员交谈中了解到，群众对居住的社区治安意见较大，就在区党代会上提出议案，要求重视社区治安建设，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椒江区党代表邱继宝告诉记者，代表既是荣誉，更是责任，党员选我当代表，我就要向选我的党员负责，为他们代言。

　　椒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詹朝晖告诉记者，由于党代会常任制中代表资格实行任期制，党代表与广大党员和群众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明显增强，代表已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与纽带，帮助党及时掌握和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消除社会矛盾，既有利于党内和谐，也促进了社会和谐。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认为，椒江持续19年的实践与探索，证明党代会常任制是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好机制。党代会常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党内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党员主体地位得到发挥，增强了党内和谐程度，实现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新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王长江认为，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发展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环节。近年来不少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常任制试点，特别是椒江区能够坚持19年不间断难能可贵，取得经验有必要进行系统总结，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扩大县（区）一级试行范围。□

　　《瞭望》文章：四川探索“委员结构制”

　　委员结构制可保证全委会委员的广泛代表性和相对稳定性，提高履职能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郭奔胜张军杨三军

　　日前，本刊记者在四川宜宾、雅安等市采访时了解到，这些地方在试行党代会常任制过程中，针对全委会委员变动频繁的实际情况，探索实行党委委员结构制，建立委员资格动态退出和定向增补机制，保证全委会委员的广泛代表性和相对稳定性，较好地发挥了党代会闭会期间全委会的决策作用。

　　委员变动频繁结构出现失衡

　　四川宜宾的长宁县、高县，雅安的雨城区都是较早推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地区，并建立了党代会年会制。这些县市在试点过程中发现，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全委会组成人员，因工作变动频繁而引起了委员分布和结构的不合理。

　　据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聂洪康介绍，宜宾市十个区县的书记，从二次党代会到去年12月的三次党代会，当选市委委员中只有一个委员还在原岗位，其他人员都因调动离开了原岗位，而新任书记大多不是委员，导致市里开全委会参与决策多是在其他部门工作的委员，而在县区一把手岗位上的书记只能列席会议，难行决策权。

　　其他县市也存在类似情况。据介绍，长宁县、高县县委委员一个届期下来只有几名委员还在原岗位。雅安市雨城区一个届期内所有领导干部委员都发生了工作变动，导致有的部门委员多达3个，而有的部门一个都没有，委员结构失衡。

　　这种情况在省委委员中也普遍存在，四川省在去年换届前的一个届期内，21个市州一把手的省委委员中，有18人调动了工作，而新任的市委书记大多不是省委委员。

　　四川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黄林说，全委会是党代会闭会期间的重要决策机构，其委员的代表性十分重要。上述情况各地都普遍存在，但由于没有试行党代会常任制，难有纠正的机制。而部分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县市采用委员结构制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委员分布结构化动态平衡有保障

　　本刊记者在雅安雨城区采访了解到，雨城区在2008年1月初召开的党代会年会上通过竞争性选举，调整6名区委委员。

　　据雨城区委组织部长杨仕成介绍，按照《雅安市雨城区委员会委员结构分类管理试行办法》，委员发生工作变动，到新的岗位上如果符合委员条件的，要在党代会年会上进行选举增补，委员调到了区外或辞职出缺，也要进行选举增补。

　　此次年会选举的6名委员，有5名是工作变动，有一名是出现了委员空缺。据介绍，区委去年换届共设委员35名，不设候补委员，其中33名委员分属党的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委员11名）、经济事务（委员10名）、社会公共事务（委员7名）、法制建设（委员5名）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区委书记、区长等2名委员不专属固定的专门委员会。5年届期内委员结构分布数量相对固定。

　　宜宾下辖的长宁县和高县也开展了县委委员结构制试点，即县委委员按县级领导、农业、工业、财贸、政法、综合部门等9个结构类别，分类设置委员职位，并在每个结构类别设置1到2名候补委员。

　　据长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刚介绍，县委委员分成了固定职位委员（市管干部的委员）和结构职位委员两大类，按照有关办法，担任县委常委的固定职位出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由上级党组织直接任命，其余固定职位委员出缺，由县委常委会提议，党代表大会授权全委会决定新任人员递补。结构职位委员出缺，由该结构类别的候补委员递补，候补委员递补为委员，由县委常委会提议，全委会决定。届中结构职位委员出缺较多或候补委员缺额，不能足额递补，视情况在党代会年会上进行差额补选。据调查了解，雅安市和其下辖的天泉县也在进行委员结构制试点。

　　职位引入竞争委员责权清晰

　　在进行委员结构制试点的地区采访中，本刊记者发现各地普遍引入了竞争性选举的办法。

　　长宁县在2006年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中，全县各级党组织共推荐出9个结构类别的委员初步人选116人，竞选产生了35名结构制县委委员。高县、雅安雨城区等委员差额选举比例都在10%以上，改变了过去委员选举竞争性不强、荣誉性安排的现象。雨城区还规定，在结构制委员出缺时，增补委员同样要采取差额性竞选，扩大委员产生的民主公开程度。

　　试点地区还通过机制创新保证委员能决策、会决策，增强党代表对委员、委员对常委会的履职监督。

　　雨城区相关办法规定，建立党代表质询委员制度，党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对委员提出质询；委员个人或联名，可对常务委员和有关党组织提出询问和质询，被询问和质询的对象要认真负责地作出说明、解释或答复。

　　另外长宁、高县、雨城等地还健全述职评议制度，每年年末，全委会委员要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述职和评议，对述职评议中不称职票30%以上的委员，党代会启动罢免程序，对其进行罢免。对不称职票超过20%而未达30%的委员，由相关部门进行诫勉谈话。

　　试点地区的全委会运行机制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长宁县把常委分工制与委员结构制对接，分结构类别设置若干委员小组，由分工负责该类别的县委常委任组长，通过“1+5”定点联系形式，即：每名委员联系一个村（社区）、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代表团、一批党代表及党员，广泛收集基层党员群众意见。

　　高县全县8个委员议事小组一年中共收集并处理各类意见、建议86件，开展专题调研8次，向全委会报告重大事项5次。高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彭华清说，结构制进一步整合了常委会成员、全委会成员和党代表的决策力量，调动了县委委员参与县委议事决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长宁县委组织部长盛小平认为，过去县委委员有一定名誉性，委员该做什么、有哪些权利义务，不是很清楚，全委会的功能没有真正挖掘出来。试行委员结构制后，在各个系统结构中确定委员人选，并确定了委员的具体职责，因为他们熟悉本系统的事情，决策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

　　黄林认为，在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三会”关系中，加强全委会自身建设、创新全委会运行机制十分重要，目前这方面的探索还比较少，建议有关部门对试点地区进行跟踪，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帮助试点与现行政策法规衔接，逐步形成一套可借鉴的经验。□

　　《瞭望》文章：“党代表要对选民负责”

　　党代表是由党员分选区选出来的，党代表对选他的选区党员群众负责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机玲郭奔胜张军

　　南京市白下区近年来针对城区党建重在选区、社区的新特点，在积极推进党代会常任制的过程中，突出党代表的主体作用，以“党代表进选区”为载体，促进党代表真正联系选区党员群众，“对选民负责”，走出一条推进党代表任期制的新路。

　　围绕党代表履职推进“常任制”

　　南京市白下区地处老城区，党建工作有较好基础。为积极探索党代会闭会期间发挥党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白下区从2004年开始试行党代会常任制，重点是把党代表资源激活，使得党代表成为任期内活跃的执政资源之一，发挥参政议政、密切联系党员群众的作用。

　　2007年9月开始实行的“党代表进选区”活动，是白下区党代表在党代会年会之外的重要履职事项，目的是促进党代表与基层党组织、党员、群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白下区规定，217名党代表每年进社区开展工作或活动至少4次，并明确了党代表进选区的主要职责：向选区党员群众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选区党组织结合实际贯彻区党代会精神；积极参加选区党组织的重要工作，了解选区党组织的建设情况，为党组织建设出谋划策；经常深入选区党员群众中，倾听呼声，反映党员群众的意愿，维护党员群众的正当权益；提高选区党员群众政治素质和文明素质，为选区党员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围绕本职工作开展情况、发挥参政议政作用、联系选区党员群众，每年向选区党员报告工作，接受党员群众监督。

　　代表与选区结成“鱼水情”

　　白下区月牙湖街道是最早进行“党代表进选区”的试点单位。据月牙湖街道工委书记邹建国介绍，街道19名党代表分成8个工作小组，平均每个选区有2到3名党代表。

　　由于实行“党代表进选区”制度，党代表与选区的联系更加紧密，有条件的党代表为选区服务的意识显著增强。

　　在公安机关工作的党代表戚长云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是党代表的岗位职责，而做好“进选区”工作是党代表的社会政治职责。她听说群众对两区交界处的蓿苜园东街道路坡度较大、汽车停放管理混乱意见较大后，就主动与交通、市容部门多次协调，多方筹措资金，终于在坡度段安装了防滑条，设立了交通管理电子监控器，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混乱状况。

　　白下区实行“党代表进选区”不是一般性地号召党代表做实事，而是结合相关的工作平台形成合力。首先是把党代表与选区和社区内的党组织很好地结合起来，党代表依托党组织开展服务工作，党组织把党代表作为重要的党建资源利用起来。

　　白下区各个街道结合已有的工作平台深化“党代表进选区”工作：月牙湖街道利用已有的“社区党建工作指导团”制度，邀请党代表定期对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者进行党建知识培训及社区建设的业务知识培训；朝天宫街道成立“党代表社区服务站”，发挥党代表在宣传教育、联系沟通、服务帮扶社区党员群众中的作用；止马营街道成立了党代表三讲团，听课的党员群众已达600人次；先生路街道实行选区党组织与党代表会商工作制度，形成社区党建合力。

　　党代表对选区负责

　　白下区朝天宫街道党代表张晖对“党代表进选区”活动深有体会，她认为要发挥好党代表的先进作用、参谋作用、监督作用和纽带作用。

　　张晖所在的社区少数民族群众多，她与多方联系成立了“民族驿站”，开展技能培训、维权保障、文化娱乐等活动；经过努力使得社区内原本较为紧张的邻里矛盾得到化解。

　　白下区为让“党代表进选区”活动形成氛围，规定每名党代表每年要签订“党代表进选区服务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作为党代表向选区述职的主要参考依据，承诺书由党代表、党代表团和选区党组织分别保留。

　　党代表向选区述职，在白下区已经成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首批向选区党员述职的党代表接受党员群众的评议结果显示，平均满意率达90.3%。

　　白下区委组织部长杨学忠说，当前要围绕党代表联系选区、联系党员群众来推进党代表任期制的落实，教育党代表“当选不是单纯的荣誉而是政治责任”。党代表是由党员分选区选出来的，党代表对选他的选区党员群众负责。白下区把党代会常任制和党代表任期制有机结合起来，依托“党代表进选区”这个平台，使党代表的身份亮出来、旗帜飘起来、形象树起来。□

　　《瞭望》文章：新城区“开放型党组织生活”

　　“开放型党组织生活”，为社区凝聚各方力量，平衡各方权益、调处各种矛盾、满足各种需求搭建了平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勇张军

　　吸收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社区居民、流动党员等一起参加“开放型党组织生活”，并征求党员意见，围绕法律服务、医疗保健、劳动技能培训等群众需求确定组织生活主题，是西安市新城区党建工作的一个创新。近年来，这里的党组织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也找到了“载体”。

　　组织生活“开放”“独唱”变“合唱”

　　新城区中山门街道群策巷社区党支部原有党员30名，平均年龄61岁。过去党组织生活只限于支部党员，基本上是党支部负责人唱“独角戏”。读读报纸、念念文件。党组织生活单调、枯燥，没有引吸力。

　　群策巷社区党支部书记魏军说，2006年3月，社区支部在区委指导下改革党组织生活，让驻社区单位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社区居民、流动党员等参与“党组织生活”。

　　在内容上，则广泛征求党员意见，把为社区居民服务作为组织生活的主题，群策巷社区先后围绕法律服务、医疗保健、劳动技能培训等开展“党组织生活”。新颖的形式、实用的内容，把社区居民、入党积极分子吸引到党组织生活上来。

　　这一活动在新城区迅速推广。据新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陈立民介绍，目前这里71个社区均已全面开展“开放型党组织生活”。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开放型党组织生活”主要有三种活动形式，一是社区大讲堂，二是主题实践活动，三是零距离直观活动。

　　社区大讲堂主要是围绕社区居民最迫切、最现实的需求，邀请相关专家到社区进行专题讲座，为社区居民解疑释惑，提供服务。比如长乐社区专门邀请中医专家进行了糖尿病防治知识专题讲座，前来参加活动的党员和群众300余人。

　　群策巷社区下岗人员较多，社区支部得知群众对政府再就业扶持政策不了解。专门邀请劳动保障部门的同志来进行政策解答，并把活动时间和内容提前通知给每个下岗职工。社区居民陈宝珍夫妇双双下岗，在参加这次“开放型党组织生活”中得知可以申请政府小额贴息贷款，在社区支部提供担保下很快申领到贷款，开办了彩扩服务部。

　　2006年7月，群策巷社区组织的“观老影、忆革命史、树立荣辱观”零距离直观活动，累计吸引社区内3000多名群众和党员参加。

　　陈立民介绍，“开放型党组织生活”开展以来，全区共吸引3万多名党员群众参加，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1300多件。

　　记者走访了长乐、西一路、咸东等社区。居民反映，现在是法律知识有人讲，医疗保健有人问，弱势人群有人帮，下岗职工有人管，矛盾纠纷有人调处，社区党支部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党组织、党员与普遍群众的距离拉近了，关系融洽了，社区党建在群众广泛参与下由过去的“独唱”变成了“合唱”。

　　咸东社区七十多岁的居民徐宝老人因家庭出身原因未加入党组织，一直向往能参与党的活动。社区实行“开放型党组织生活”后，老人每次都积极参加活动。72岁的老党员李治明退休后在咸东社区居住，虽然党组织关系不在社区支部，但社区支部每次活动都邀请他参加。老人说，原来党开党的会、群众开群众的会，这种新型党组织生活实现了党心、民心统一，是党与群众鱼水关系的回归。

　　盘活党建资源提升组织形象

　　“开放型党组织生活”还有效整合了社区资源，实现了培训有人才，活动有场所。过去社区内驻区单位、企业党组织互不往来，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特别是社区支部，人员老化，资源奇缺，作用得不到发挥。

　　以群策巷社区为例，驻区单位10家，在职党员160人，图书室、体育室等资源丰富。在传统党建管理体制下，这些资源社区党组织都无法利用。通过“开放型党组织生活”这一载体，目前群策巷社区党支部共组建起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等三支志愿者服务队伍，人员近200人，其中党员志工增加到76人。社区支部人才不足情况也得到改变，党员“人才库”由最初的不足10人增加到40多人。

　　新城区西一路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吴选印说，开放型党组织生活使社区党建形成了合力，现在西一路街道办辖区内178个各类党组织、9800名党员成为一个整体，社区党组织活动要人有人、要场地有场地。

　　陈立民介绍，为促进社区党建资源整合，区委计划将269名离退休和下岗党员纳入社区管理，把168名未安置的复转退伍军人也纳入社区管理。

　　西安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副处长张少纯认为，把社区群众、流动党员和本支部以外的党员纳入党组织生活是社区党建一大创新。它顺应时代变化，使社区支部党组织生活有活力、有动力、吸引人，是对党的组织生活方式和党员教育方式的一大贡献。□

　　《瞭望》文章：地方党建创新大平台

　　地方党建创新，是地方党委及其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建工作现状分析、时代发展变化趋势把握和责任感使命感使然的综合体现

　　文/张晓燕

　　创新，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党建工作的一大亮点，也是地方党组织适应变化、直面矛盾、破解难题的积极选择。其中许多探索，对直面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新课题新考验，对焕发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党建创新有鲜明时代特色

　　地方党组织处在社会发展变化的最前沿，深切地感受到党组织所处的环境、担负的任务、工作的条件以及自身状况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些重大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企业、城市街道社区、学校、机关、新社会组织等社会基层组织内部，建立了新的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和利益实现途径多样化，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

　　面对这些压力和挑战，地方党组织惟有用发展的办法解决新问题，创新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结合方式、与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的结合方式，才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地方党建创新，是地方党委及其党员领导干部对党建工作现状分析、时代发展变化趋势把握和责任感使命感使然的综合体现。

　　综合来看，地方党建工作创新，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从创新的层面上看，各地以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为侧重点。二是在创新的方法上，大多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做法。三是在创新的思路上，主要是探索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建设、和谐社会条件下，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作用的具体做法。四是在创新的领域上，与农村党建工作相比，城市党建创新亮点更多。五是在创新的内容上，从组织体系设置、组织功能定位到活动方式，都有创新。六是从创新的效果上看，创新为基层党建工作增添了生机与活力，增强了党员的组织归属感，提高了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度和满意度。

　　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宁波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快速向城市聚集，人员流动性日渐增大，外来务工人员急剧增加。对此，原来农村党建的思路和做法用不上，原来的城市社区党建又不能容纳和应对。

　　中共宁波市委在研究探索和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率先总结和提出了“城市党建”这一命题，形成了独特的城市党建模式，使城市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向开放性的区域化方向转变。按照“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设施共享、活动共搞”的原则，以党员服务中心为平台，在以人居为主的社区、城市商贸活动区、大型商务楼宇、产业集聚区、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建立区域性党组织，负责区域内党建工作，加强横向联动，强化对区域内“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统筹功能，实现区域内党建工作“整体推进、全面覆盖”。

　　区域性党建模式突破了单位党建模式的党员管理思维定势，克服了非公党建对企业主的过分依赖，各类党组织的资源难以整合等突出问题。区域性党建模式产生了三个方面的突出效果：

　　一是社区内的机构和单位通过事先预约，免费使用社区党员服务中心的会议活动室开展党务活动和业务活动，使城市党建工作力量和资源得到了有效整合，实现了优势互补，共享共用，集约利用，提高了党建设施的配置水平，降低了城市党建工作成本。

　　二是“两新”组织中的所有在职党员不管所在单位有无建立党组织，都要到社区或区域性党组织登记报到，并接受他们管理，参与相关活动，完成相应任务，形成了一种“关系在企业、活动在区域、奉献双岗位（企业职责岗和社会义务岗）”的“两新”组织党员管理方式。

　　三是贯穿党组织尊重党员和服务党员的主线，改变了只进行教育和管理的做法，增强了服务党员的功能。以党员服务中心为依托，通过为广大党员提供工作咨询、政策解释、思想解惑、困难帮扶和技能培训等服务。余姚市党员服务中心提出要让每位党员“惑时有人解”、“平时有人访”、“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探”、“终时有人送”的工作目标，把有形的组织生活与人文关怀结合起来，使党员切实感受到组织温暖，增强了党员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再比如，实现执政党的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效联接，北京市东城区委进行了有益探索。

　　为了发挥人大代表在街道和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加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在北京市东城区委的领导和支持下，东城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建国门街道工作委员会试点成立了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并任命该委员会主任由建国门街道工委书记担任，副主任及委员由四名区人大代表担任。

　　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有两项：一是督办区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二是为区人大代表履行职责服务。区人大代表所提的建议和意见，不是办事处职权范围内的，就填写区人大建议、意见表，由人大街道工委转区有关部门解决和处理。凡涉及到本街道管辖范围的，就填写人大街道工委自己制定的人大代表批评、建议、意见表，做到每份代表建议、意见都由街道办事处主任批示，由区人大街道工委办公室督办；对承办部门实行责任制，主管领导为责任人，按办理要求办理后立即答复人大代表；把办理意见、建议情况列入对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工作业绩考核范围。

　　这样，不仅使建国门街道工委能够及时、便捷地通过人大代表了解民意诉求，而且增强了街道工委对街道办事处工作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了人民群众对人大代表的满意度。

　　培育地方党建创新空间

　　地方党建工作创新，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当前和今后的党建工作创新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在全党营造鼓励党建工作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形成鼓励创新的党建文化。党的十七大提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地方党建工作创新，实际上首先是让人们接受一种新观念，而这通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这个观念有明显的可取之处。

　　大量实践表明，许多创新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会被广泛接受。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缺乏鼓励创新的氛围、环境和文化的支撑，任何创新都可能会半途而废，或者前功尽弃，也使继任者不愿意、不敢继续进行创新尝试。有了鼓励创新的氛围和环境，形成了鼓励创新的党建文化，就加快了党建工作创新传播的速度。

　　二是明确党建工作创新以地方为主的思路。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被“逼”出来的，不直接遇到工作挑战、矛盾和问题，是很难主动进行创新的，而地方党建工作则不然。既然党建工作要以地方为主，那么，就需要上级党委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特别是党中央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加强前瞻性研究，加大调研力度，及时总结地方党建工作创新经验，及时加以肯定和认可，以保护地方党建工作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不宜肯定和认可的，要及时提出整改的建设性指导意见。对于一时很难作出结论的一些探索和做法，上级党组织不宜轻易地加以否定，可以采取默许的办法由地方党委自己来决定和权衡取舍。

　　三是逐步提高党建工作创新的层次。从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入手，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可是，党建工作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党的事情，如果党建工作创新长期只停留在基层这个层次上，久而久之，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从这个角度说，可以把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看成是党的建设整体创新的试验和一部分。

　　当然，由于基层、地方和中央党的组织的职能、地位和作用不同，在党建工作创新中的功能和作用、各个层次党建工作创新的思路和策略上应当有所差别。比如，中央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发挥党建工作创新的制度框架的研发和设计功能，出标准，定规则，地方党委在标准和规则下创新具体的执行制度。

　　四是注意把握和处理好党建工作创新与制度规则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容易把创新与突破现行制度规则等同起来，这是对创新的一种典型的误读，往往使创新背上了现行制度规则权威下降的包袱。

　　党建工作创新要想有前途，要想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趋势，必须寻找创新与现行制度规则的共同空间。其方法之一是思考在创新过程中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突破现行制度和规则。在创新做法出台之前，对现行制度规则进行“落日条款”清理，对与创新做法相冲突的规定宣布废止；方法之二是全党范围内通行的制度规则不宜过细，给各地和各级党组织留下发展空间；方法之三是建立党内法规备案制度，便于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级党内法规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这样，有助于各级党组织在进行党建工作创新的过程和实践中，同时养成遵守制度规则的良好习惯和素养。□（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导）

　　《瞭望》文章：理性看待常任制试点成本

　　本刊记者近期采访时听到一些声音，认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成本过高，推行困难。但经记者调研发现，多数地区的试点成本均在财政可承受范围之内，随着试点不断走向规范，相关成本还有压缩空间。因此，试点地区的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理性看待党内民主改革的成本，不要让“成本过高论”干扰试点进程。

　　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每年都要召开党代会。台州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周建业说，年会成本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一些人以成本过高为由，不主张推开党代会常任制。

　　台州地处东部。周建业认为，台州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后，成本并未超出当地财政承受能力。据了解，台州市党代会年会最初支出较高，经过不断改进，目前区一级年会花费为30万～50万元，市本级不超过100万元。而台州县（区）一级平均财政收入15亿元，市财政收入去年达到200亿元。

　　在中西部地区，四川省荣县党代会年会实际支出约10万元，四川省长宁县党代会年会预算约20万元，湖北省罗田县党代会年会花费10万多元，均未超出地方财政承受能力。

　　台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沈宛如说，台州市用党代会年会整合党的组织工作会、宣传工作会等各种会议，既提高了效率，也节约了会议成本。

　　四川省长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刚认为，下一步，党代会年会可以采取与政协会、人代会开“套会”的方式节约成本。也可以采取减少代表人数的方式节约开支。

　　除年会支出外，代表视察、培训也需要相应经费保障。许多试点地区都参照人大代表制度，将党代表经费保障列入当地财政预算。

　　四川省荣县将年会和组织代表活动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为每个代表每年提供70元活动经费，4年来共支出经费30余万元，其中发放代表视察活动补贴10余万元。湖北省罗田县建立县党代表培训制度，每年专项支出4万元，也列入县财政预算。

　　四川省荣县县委组织部长龚焕指说，党代表是兼职，履职要对其生活、工作和身心增添压力，在经济上给予一定补偿是应该的。

　　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组织一科副科长黄学锋认为，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后，虽然增加了地方财政支出，但取得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其所降低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隐性风险是巨大的，不能把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改革试点工作量化核算。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所所长刘世文认为，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理顺党内权力关系，充分发挥党内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如此重要的政治效益相比，一定的经济投入是值得的。

　　周建业说，要使党代会常任制作为一项制度正常运行，需要的投入更多。当前应尽快纠正社会上对党代会常任制成本的片面理解，为试点地区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军郭奔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