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场之夜
“老板,庄还是闲?”上赌桌前,杨念慈习惯把头发盘起来,涂上珊瑚色的唇膏,掩饰在白天流露出来的娇嗔。
这是一款起源于西西里岛的“追九”牌类游戏。由荷官给玩家和自己各发两张牌,谁的两张牌加起来的总数最接近9,胜出。
“那些傻子相信‘路’。”杨念慈毫不客气地将那些认真做笔记,分析庄闲交替出现规律的人称为“傻子”。“根本就没路可看。那些傻子经常说自己能找到路,其实哪有什么路!赌钱就是心瘾,输了也不走,赢了也不走,最终只能输光离场。”
今晚,她恰好遇上“傻子”。40分钟内连输2万,染火红色头发的干瘪女子踢开椅子站起来,临走不忘撂下一句威胁性的话语。“小心我今晚接你放工!”
“工作而已,无所谓啦!”杨念慈听过比“接你放工”恶毒百倍的咒骂,她颇有自嘲精神地说:“别人问候我妈,我就加倍地对妈妈好。”
“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赌博文化不同,赌钱不是为了消遣,而是搭上命来赌。”监场经理黄国强(化名)对赌客们的暴躁情绪习以为常。
黄国强,19岁半开始在赌场工作。用6年时间从荷官晋升至监场经理,这在按资排辈的葡京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赌场中铺设的大红暗花地毯、老虎机发出的激昂乐章似乎能激起赌客们下注的无穷欲望。黄国强逡巡在百家乐和角子机之间,用黑框眼镜背后的眼睛冷漠地监视着一切。
入行
2005年,初出茅庐的杨念慈并不是“无所谓”。那年她17岁,还是个高二的学生。她成绩中等,不热心课外活动,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看漫画、打工和“拍散拖”(短期恋爱)上。在服装店打零工期间,客人的辱骂使她当场摔门辞职。
大学对杨念慈来说,向来是个遥不可及的名词。澳门现有10间高等院校,但除了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外,其他多是职业性学校或成人高校。据特区政府2006年教育年报,每一千个澳门居民中只有12名大学生,这当中还包括到内地和外国升学的。
“澳门不重视高等教育由来已久。”新青协副会长梁焯庭说。“从社会知识氛围来看,澳门没有内地那种浓厚的读书氛围,而参照葡萄牙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里,没有统一的升学考试,降低了学生升学的意愿。此外,澳门家庭子女多,工薪阶层往往无法兼顾几个孩子的大学学费。”
2005年,金沙效应威力渐显。当年,澳门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中位数为5700元,博彩业的收入中位数高达1.12万元,荷官的月收入从1.2万至1.5万不等,这还不包括小费。由于人力资源紧张、租金不断攀升等问题,城内物价一路飞涨。杨家单靠父亲每月8000余元的薪水,入不敷出。
更直接的刺激来自杨念慈身边的同学。“比我大一点,满了18岁的女同学辍学进了赌场当庄荷。过了几个月回来请大家唱K,浑身名牌,又学会了化妆。”她至今仍记得当时的小男朋友盯着女同学的CHLOE吊带裙目不转睛。“我穿上那些衣服比她漂亮多了。”作为男孩子向来的宠儿,她不能忍受这种客观因素的挑战。
这是深思熟虑的决定吗?
“大人都说什么读书有前途,当荷不能到老……你看社会多少人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反正也没有什么特别向往的工作,找一份赚钱的工作不是很好?”她顿一顿,“况且,当时我也18岁了,有权决定人生。”话毕,她自顾自地点起头来,仿佛再次肯定自己的决定。
杨念慈在3年前参加了澳门旅游博彩技术培训中心举办的培训班,此课程由政府主办,所有培训免费,赌场乐意录用上过此类课程的学员。如今,在培训中心大型模拟赌场内,17岁少年张启铭用心学着Black Jack(21点)发牌技巧。
游戏规则还能勉强应付。在小测验前,张启铭往往需要花上3个晚上来背赔率。“买庄闲是一赔一,买点数是一赔六……剩下的又忘了。”初中毕业的他,数学从来是“第一名”,倒数的。他把筹码压在了“荷官”上,心里却算不清“人生”这个盘口的赔率。
16岁后,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渐行渐远。从少年队退役后,他无法继续坚持了10年的培训。职业足球队人员长期饱和,如果想要继续运动员之路,只能雇用昂贵的私人教练。家里请不起,“我成了‘双失青年’,失学、失业。”
还好,有赌场这条出路。
“在家呆了半年,亲戚朋友见面,老是问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去赌场干?听多了,好像也有点道理。”张启铭于是开始了荷官课程,即将踏上与杨念慈一样的职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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