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沉寂一段时间的“恶搞”之风随着《天下第二》和《大电影2》的播出为08年的到来增添了一份“恶”气。胡戈的《一个馒头的血案》引起了我国的一股“恶搞风”，恶搞名人，恶搞经典，甚至恶搞红色经典，广电总局明文规定要求网上恶搞短片传播须领许可证，“恶搞”与“反恶搞”的争论在过去的07年彻底的火了一把。
当很多人在反恶搞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解构恶搞。
“恶搞”这个名词是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后经由网络传到了香港，继而红遍全中国。“恶搞”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而是在近年来才这样称谓的。之前，电影和电视剧里的“恶搞”现象早已屡见不鲜了，不论是九十年代的《戏说乾隆》还是近年来的《太祖秘史》等都是在用一种调侃、戏虐的手法来解读历史，这样的电影、电视剧是“恶搞”最原始的状态。同样的影视表现手法有不同的称谓，这跟它们所处的时代有关，上世纪9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还主要是由上到下的单向传播，信息传播渠道少，互动性不足，鉴于传媒把关人的关系，搞笑搞怪的影片也只能用戏说秘史等词语来修饰。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互联网得到了普及，传授双方的互动性也得到了加强。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和互动性，使得任何信息只要上传于网上，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该信息，网络传播的特点虽然符合了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时效性，但是网络比较起传统媒体，缺少了权威机关的规范。因此，搞笑搞怪、甚至“颠覆”社会的影片在网络上十分流行。也正因为如此，用调侃、戏虐手法拍出的影视作品被当代人称之为“恶搞”。时代特征决定了我国传媒传播的基调，因此，我们对于“恶搞”现象应该有一个全面而理性的认识。
“恶搞”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虽然它的恶搞手法在某些方面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但我们也要考虑到“恶搞”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求。事事不可只考虑一面，而应尽可能全面考虑。“恶搞”兴起于网络蓬勃发展的消费时代。人们处在以宣泄为目的的社会中，部分粗制滥造作品的泛滥，为“恶搞”的兴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恶搞”在很大程度上运用夸张等手段把一些严肃的东西平民化，生活化。“恶搞”是在生存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对现实的逃避，为大众提供了某种宣泄和释放心理压力的渠道，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焦虑，释放压力。美国学者赖特在“四功能说”中提出：大众传播中的内容并不都是务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中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的。受千百前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老一辈表现出的话语方式往往是严肃、认真、内敛、不苟言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给了年轻人多元化的文化，他们更加的活泼，更喜欢在“乐”中生活与学习。传统话语方式与年轻一代的话语方式不一致，势必造成他们对传统话语方式的反抗。年轻一代的外在压力很大，会迫使他们找到一种最便捷、不同于传统的话语方式进行释放。受众对“恶搞”信息的需求为其广泛传播提供了土壤。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兴起为“恶搞”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思路，诸多“恶搞”作品得以被迅速传播并广为人知。如今，Photoshop、premiere等图片和视频编辑软件都逐渐普及，这些都为“恶搞”流行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随着网络的迅速普及，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明显地增多了，网络以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优势逐渐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受众从这种便捷的媒体中获取有关信息，既可当作与朋友的谈资，也可作为与他人和社会沟通的桥梁。“恶搞”作品之所以受到热捧，是因为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社会里，它充当了人们调节自身心理平衡的“药剂”。被繁重的工作和生活所累的人们，在短暂的休闲时间里习惯了“浅阅读”，而慢慢的远离了传统的“深阅读”，他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只希望能彻底的放松紧张的神经。“恶搞”文化反映了人们追求快乐的心态。从这种意义上看，绝大部分年轻人都是以一种很健康、无恶意的方式进行“恶搞”，且恶搞作品中充满智慧和创新，它反映了年轻一代特有的“话语”方式和价值体现方式。“恶搞”是一种借助于网络发展起来的互动性“草根”文化，它利用颠覆等表现手法表达一种“娱乐精神”。多数“恶搞”作品最初的创作目的，都是创作者为了自娱自乐。然后通过网络传播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恶搞”的娱乐功能显得异常突出，不仅制作者在制作的过程中享受着“恶搞”的欢乐，受众在接受“恶搞”作品的过程中也在进行着娱乐。恶搞从传播者的角度考虑，传播者常常出于一种发泄情绪的心理，采用不同于传统的无厘头的解构方式，通过调侃的手法表达自身情绪，从而进行心理上的情绪发泄。恶搞者抓住了网民对一些人的不满心理，便去制造笑料，构成了一种表达样式，以承载一定的内容，从而获得受众的青睐。传播者在恶搞过程中，也是在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
传播者恶搞的作品通常是对时下流行的作品或是经典作品的一种调侃，如今视频网站的迅速发展，增加了这种作品的点击率，高点击率也反过来使传播者获得了更大的成就感。对于受传者来说，看恶搞片也是在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与郁闷。互联网的匿名性纵容了恶搞者的行为，这种匿名性也使受传者失去了社会中责任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一种“法不责众”心理的支配下，做出种种宣泄原始的本能冲动的行为。从传播范围上看，“恶搞”经过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过程，鉴于社会状况的制约和时间的特点，人们只能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以其丑化名人等，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信息流通的范围较小，不至于对整个社会有很大的影响，而近年来网络的迅猛发展以及网络管理中存在的漏洞，这种发泄心理不满情绪的短片及信息大量的充斥在网络中，也正是网络传播的广泛性，此类信息更是无孔不入，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开始，经过法国文论家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特的阐述和丰富，文本的互文性理论逐渐成型。“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发生的互文关系，而巴特则把互文性进一步普适化，认为人格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①“恶搞” 是一种互文形式，是围绕深层结构“颠覆”而指涉的一组关键词：幽默、搞笑、效仿、恶作剧、无厘头……你可以从艺术文化去感受后现代的气息，“后现代青睐的是"蒙太奇"而非透视法，是"互文性"而非指称性，是片段复片而非统一化总体。它兴高采烈地沉浸于放纵、嬉戏、狂欢、不对称甚至混乱，沉浸于将意义从其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面对没有阶级意义的现实。”②“恶搞”的解构手法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颠覆，而对于原作品解构后经过拼贴手法重组成另外一部作品，其中不乏有其理性思考和创新之处，它在用一种全新的传播手法缔构一种文化，是将原有作品“碎片化”然后在拼贴到一起，受传者在接受过程中仍会在脑中浮现出原有作品，“恶搞”片之所以使人发笑，从某个角度来看，是拼贴片段所放场景所致，如《大电影1》这部影片，它包含有十部经典作品，台词在剧情中起着烘托剧情的作用，但是一旦放在“错”的场景，“错”的时机里面，它就改变了它的原有姿态，而成为了广大受众的笑料，这就好比把一张图切割成了若干块，把一件具体的东西抽象化了，每一片都能引起受众的一种想法，然后，传播者像是一个“粗心”的编辑一样，把已被切割且散落在桌上的碎片拼贴在一起，重新组成了一幅新画，不过此时它已“面目全非”，但细细看来，它却别有一番味道，另是一种美，让受众根据自身的想象力去解读它。
在人类文化缔构的历史过程中，每个社会不仅有主流文化，还存在着异构文化，如同正史之外还有野史，经典之外还有杂著，正版小说之外还有各种改编本，改写本一样，正宗的社会文化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同质异构文化或不同质的异构文化。本人认为这“恶搞文化”就是一种“异构”文化，它就是一部野史，虽也称其为文化，但它并不是主流文化，只是一种“次文化”，在一部分人之中“疯狂”流传的文化罢了；再者，如今互联网上传播的“聚集效应”，使这种“次文化”迅速扩大，然而在有些时候，这种扩大的力度过猛，对主流文化的冲击力太强，致使了全国上下“反恶搞”活动的兴盛，可当人们理性考虑之后，它又会卷土重来，正如新年伊始，网络上推出的《大电影2》和《天下第二》的一样。因此，“恶搞”其实并不姓“恶”，如何看待“恶搞”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性和宽容的心态去对待。（作者是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级研究生）
注释：
1、王瑾：《互文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
2、约翰·费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3、《编辑学原理论》王振铎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参考文献：
1、“恶搞”文化：凸显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赵新利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娱乐致死》，美波兹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4、《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1版2002年7月第4次印刷
5、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 吴靖黄佩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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