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相说不尽的张学良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的著名诗句，之所以隽永，在于他道出了人生的辩证法。

　　在中国，虽不是伟人，却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都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这个人物当张学良莫属。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而且大起大伏，可以说他的一生浓缩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还是中华民国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制造者。

　　张作霖的孙子张闾实说：“我大伯是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人，但他不合适搞政治，也不合适当军人。他本来是学医的，他应该去救人，而不是去杀人。”

　　2007年10月20日，我在沈阳见到了张作霖的孙子张闾实先生，他是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浚的儿子，其名片上印着“张作霖直系后人”一行黑体字。所有头衔都与沈阳汤公馆有关，他是汤公馆的历史顾问，是汤公馆食府名誉企划总监，“公馆菜”的私家名誉顾问；还是汤公馆高尔夫教学顾问，《汤公馆报》的名誉总编等。

　　这是位个头不高，体型敦实，神态和善的中年男子。谈话中才知他已经是一个做了外公的人。

　　他1962年出生在澳门，1967年到台湾。他说，自他爷爷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家的后人就不再受到庇荫。张学良那一辈，8个兄弟都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到了“闾”字辈，在台湾，他们作为叛将的后代，根本不可能在政界、军界谋发展。他说，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苦，他14岁就出来打工，半工半读，挣学费读大学。今年46岁的他，已经有了32年的工龄。他在酒店当过夜间柜台的值班；在旅行社里做过旅游部的经理；在杂志社做过编辑、广告部的部长，后来做到了社长；他还在花旗银行信用卡部当过主任、人事部的训练科长及放款部的经理；再后来，他到泰国，做了三年高尔夫球场主任的特别助理，对高尔夫行业颇有兴趣与研究；而后又回到台湾，发行了一份《高尔夫新闻报》和一份《高尔夫之旅》杂志。

　　2007年5月，他回到故乡沈阳，他说：“七十六年都没回来故乡，一切的故事起源都在沈阳，我必须回来做个完整。”

　　他在写一本书，是关于张家第二代（“学”字辈）和第三代（“闾”字辈）的故事，准备隐去真实姓名用小说的形式来写。

　　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将爷爷张作霖的墓，从现在的锦县驿马坊迁到抚顺的元帅林。他说：“元帅林的那个空墓穴已经放了快80年了，如果能将爷爷迁过去，就是给张家做了一件大事，而且书里故事的结局也就完满了。”

　　“他本来是学医的，他应该去救人，而不是去杀人。”

　　张闾实眼中的大伯张学良与外人的观感不同。因为亲近，感受的就更真实。当然，视角的不同，评价也自然有差异，但他是多棱镜中张学良的一个侧面。

　　张闾实回忆道，张作霖从来没有正面骂过他，造成了他自我认同感特别强的个性。

　　张闾实说：“我大伯是一个有民族责任感的人，但他不合适搞政治，也不合适当军人。他本来是学医的，他应该去救人，而不是去杀人。”

　　他讲了一个细节，说张学良从小就有个奇怪的习惯，当他出去打仗的时候，如果在路上看到兔子他就不打了，收兵。不知道他心里嘀咕的什么，但这是他的习惯。

　　我认为，其实在骨子里张学良是个和平主义者，但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最厌恶战争的人却当了军人，而且是那种奔驰沙场置死不顾，见惯流血且制造流血并能直面鲜血谈笑自若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所以，我深信张学良的内心是有过挣扎的，他不愿意打仗，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他是大军阀张作霖的长子，要子承父业。父亲就是一路打杀过来，从土匪做到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在当时可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

　　1927年春，张学良、韩麟春率三、四方面军驻扎在河南郑州，奉军与武汉的北伐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据晚年张学良回忆，有一天，在铁路边上，他看到一个饿得可怜极了的老太太趴在地上，给钱她不要，他们便把剩馒头扔给她，馒头扔在了地上，老太太连土带什么抓着就吃，其状令人不忍目睹。

　　张学良问道：“你怎么这样？家里没人了吗？没有儿女吗？”

　　老太太答：“连年在这打仗，都给抓去当兵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老的不能走，弄得没有饭吃呀。”

　　当时张学良与之相对流涕，老人的故事，触发了他潜在的良心。他扪心自问：谁做的孽？我们军人做的孽呵！那时便开始盘算撤兵之事。

　　1928年4月，张学良到北京后面谏父帅张作霖全师出关，内战绝对不能再打了。张作霖大怒，他说：“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中国还没有统一，你就想撤兵不打了，你小子是要拆我的台！”他对张学良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统一中国的话嗤之以鼻，咆哮道：“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叫三民主义、孙大炮把你小子的胆吓破了！我是四民主义，我还有大炮呢！他有吗？”

　　张学良在他父亲面前痛哭流涕，他说：“中国打内战，日本最高兴，日本对各方都支持，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张学良后来在《口述历史》里说：“我21岁就作战了，对这内战我是恨透了。”

　　张作霖决定撤回东北与张学良的苦谏有关，但日本人的逼迫更是关键。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统一，按照当时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如意算盘，以长城为界，南方可暂由蒋介石统治，东北由张作霖把持，他们先把满洲变成日本的属地，解决了满蒙问题，再向南扩展，这就是他们侵略棋盘上的蚕食政策。

　　日本不希望奉军与北伐军在华北决战，是怕如果奉军溃败，北伐军一鼓作气追过了关外而占据了东北，那么他们吞噬满洲的梦想就泡了汤。

　　日本对张作霖的不满，是因为张作霖在满洲铁路问题上一直在跟他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虚虚实实，虚与委蛇，答应的事情不真办，让他们感觉眼看到手的肉包子就是吃不到嘴里，心急火燎。日本关东军的计划是杀了张作霖，乘东北群龙无首混乱之际占领东北，于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的遗言之谜

　　皇姑屯爆炸案发生在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7分。张作霖的专车开至奉天（今日沈阳）皇姑屯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处之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置的电控炸药炸毁。凶手们计算得相当精确，与张作霖同一车厢的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被当场炸死，张作霖身负重伤，而其他约四五百人都幸免于难。

　　关于张作霖的遗言，各家有各家之言。据当时张作霖的卫士温守善回忆，将张作霖抬进小汽车后，在飞驶大帅府的途中，他不止一次用低微的声音问：“逮住了没有？……到底是谁干的？”温守善为了安慰他，说：“逮住了，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温守善说，昏迷中的张作霖还痛恨地说了个“打”字。

　　张学良在花甲之年写的《杂忆随感漫录》里说，其父临终之前说了两句话，一云我要走了！一云不要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

　　但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张作霖抬回大帅府后对二太太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不久就断了气。

　　张闾实说这都是演绎，实际情况是张作霖的喉咙被飞片切断了，小汽车直接开进了大帅府寿夫人的小青楼。他听他奶奶说，他爷爷抬回来后安置在卧室的床上，一句话也没说就死了。当时为了封锁消息，除了寿夫人和贴身丫环，谁也不许进去。

　　张学良得知父亲去世后并没有立刻返回沈阳，而是在事发13天后的6月17日自滦县动身，化装成士兵秘密潜回沈阳。

　　为什么张学良没有及时回沈阳，对这一点也有不同的版本。

　　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陈大章在回忆录里写到，6月4日上午，张学良在北京接到老帅被炸的电报，知道事情不妙，但没和别人说，在中南海的万字廊剃了个光头。陈说：“张学良从来没有剃过光头，全是背头，当时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觉得剃这个头多难看呀！”

　　张学良当时给张宗昌打了长途电话，告诉他老帅遇险了，在皇姑屯被炸了，受点轻伤不要紧，已经到大帅府了。

　　陈说：“张学良知道张宗昌身边有日本人，他打电话是为了稳住张宗昌，迷惑日本人。”

　　陈还说，当天晚上，张学良、杨宇霆一行秘密离开北京，乘专列去了滦县。他们于17日夜化装成士兵乘闷罐子兵车于18日到沈阳。

　　而何柱国在回忆录里说：“皇姑屯炸车案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关内督率三、四方面军两个军团，在邯郸以北与山西阎锡山、商震的部队鏖战方酣。闻变后，将军把指挥权交给杨宇霆，自己把头发剃光，着灰色士兵服装，乘普通兵车出关。”

　　爱新觉罗·溥杰则写文章回忆道：那一天张学良在中南海举办他的生日宴会，参加者有孙传芳、杨宇霆等几名军政要人和阎锡山派来的代表。张学良的神色如常，只是不像平日那样爱开玩笑。他说在席间听到张学良在电话里说：“大元帅在皇姑屯遇炸，平安无事，吴督军负了伤。”溥杰在震惊的同时也钦佩张学良的镇定自若。

　　溥杰说，宴会之后，张学良悄悄地对他说：“冯玉祥的军队进来之后，你们全家最好暂时离开北京，看看风头再说。”而且第二天还派人送来1000元钱，于是溥杰全家乘最后一列兵车到了天津。

　　将事情过程叙述得最细致的是张学良当年的随从朱海北。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6月3日（农历四月十七）是张学良的生日，那天他在临关。他们是6月5日听到大帅被炸的消息，立即回到北京，收拾了行装于当晚离开北京。随从们在前门车站登上专列，张学良为防不测，在崇文门上车，而他的专用小汽车开到了东便门才装上火车，送行的只有鲍毓麟一个人。

　　还说：专车在黄坡稍停后直驶北仓，那时天色已明。苏格兰人伊雅格（其父老伊雅格曾任北宁路机务处总管，后来由他继任），驾驶着由专列上卸下的小汽车进入天津，下午4时返回专列时带来了通过英国通讯社证实的大帅被炸的确讯。

　　当即张学良下令立马将车直开军粮城，路过天津时不停留，并交派给朱海北任务，用他的汽车到天津送人、送信并采购食品罐头。朱完成了任务后，又买了几份登载有张作霖被炸消息的英文《明星报》赶回军粮城。朱说，张学良是在专列上让随侍的理发员把漂亮的“背头”剃光，也不再刮脸，模样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

　　专列抵达滦县后，张学良和杨宇霆住在车站不远处的山上的小庙里，警卫部队在山下搭帐篷安营。在滦县停留了约两个星期，主要是部署撤军事宜。其间，鲍毓麟旅在6月8日由北京撤经通州准备取道古北口回东北时，被冯玉祥的军队缴了械，使张学良大伤脑筋。另一件事，则是安排阻拦张宗昌、褚玉璞的直鲁残部撤进奉天。一切就绪后，张学良让杨宇霆留下指挥三、四军团与北伐军对峙，自己则在6月17日赶回沈阳奔丧。

　　另外，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的笔供，说张作霖被炸后，张学良对日本军阀的阴谋深感不可预测，心有警惕，所以留在了保定不肯出关。这时，由曾经同张学良有过密切交往的日本人荒木五郎策划，经过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说服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同意让张学良担任张作霖的后任，于是秦真次前往保定见了张学良，张对秦提出的日本一定给予援助的诺言深信不疑后，才化装成苦力回到奉天。

　　张闾实是另一种说法。他说：“真实的情况是找不到他。部队都慌了，是寿夫人出来安抚部队。并派出人到所有能找到他的地点去找。他根本没有在岗位上，否则他当天就可以回来。因为日本还没有正式打，根本没有兵力进犯沈阳，他随时要进来，部队都在。而且日本人并不会杀他，觉得他比老帅好合作。皇姑屯事件发生时，他在天津。”

　　历史的真相真是扑朔迷离。

　　张闾实还说：“爷爷去世，对他的打击最大。他没想到日本人会杀我爷爷。我大伯经历了这件事后，从一个少公子变成了一个大人，他心里一定是很挣扎，我们能感觉得出来。”

　　“非常优柔寡断”的张学良

　　在张闾实的眼里，晚年的张学良还是过得蛮开心的。他说：“我们几十年相处下来，其实张学良是一个非常感情用事的人，是非常优柔寡断的，他的命运是他的个性决定的。”

　　张闾实说：“他对我大妈赵一荻非常疼爱，到了晚年还相敬如宾，每天在一起。大伯心情不好时，大妈都能化解。所以大妈去世以后，虽然他年纪也到了，但失去的痛苦，我们都能感觉得出来，我们都知道，他很快就会走了。”

　　其实，虽然同住在台湾，张闾实他们并不是很方便看望他大伯的。特别是在张学良行动还不自由的时候，那时每年的年三十，张家在台湾的亲戚都要到张学良家吃顿团圆饭，进门的时候很麻烦，要拿出身份证一一对照核实后才放进去。

　　过年对孩子们是欢乐时光。张闾实说，我大伯喜欢打牌，我们没事就参观他的花园。他的花园里养了许多兰花，还有射箭场，但他放字画和古董的房间是不许我们小孩进去的，说：“这里面都是机密、宝贝。”

　　张闾实的感受是，他大伯非常疼小孩，只要张家出现一个年纪最小的孩子，他都特别喜欢，总是跟他玩。但他只喜欢三、四、五岁的孩子，只要一长大，他就没兴趣了。

　　在张闾实的印象中，大伯很喜欢说话，每次到他家里，满屋子的声音都是他的，他不断地说笑话。而且他对新事物很有兴趣，可能是被封闭的太久了，他逛街看到一些新玩意会问得很仔细，从哪儿来的，是做什么的，云云。

　　在张闾实的眼里，老年的张学良自从被他大妈赵一荻拉去信了基督教就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们吃饭都很累。每次吃饭前他都要祷告，我们就借机偷吃上一口。”

　　在政治上，张闾实认为他大伯是一个悲剧英雄。他说：“虽然很多荣耀都给了大伯张学良，但是我大伯他喜欢这些荣耀吗？他确实觉得这是荣耀吗？也可能这是他觉得最难过的一件事，因为他在我们面前从来不提"西安事变"。”

　　说到晚年张学良为什么不回大陆的问题，张闾实说：“我们长期跟他相处下来，我们都知道他如果回东北他会更难受。因为这是爷爷的地方，他完全丢掉了。他怎么回来面对他父亲留给他的一切呢?”

　　“而且，他自己觉得他没有战死在沙场是他欠了其他人。所以我们去服兵役的时候，我大伯对我们说，必须要很勇敢去面对所有的一切，不要怕苦，这样出来以后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张闾实透露，张学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写了一些资料留在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该是在2008年4月公布出来，其中说了“九·一八”当时他是怎样做的决定；说了“西安事变”谁答应了他，承诺了什么，什么没有实现。

　　张闾实说：“因为到了2008年，当事者都死光了，没有人再出来指指点点了，所以他才愿意公布。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别人帮他转述的。”

　　我们拭目以待。

　　人民日报《大地》杂志(2008-02-01第三期) (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