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50多年里，福特基金会对有关中国的项目资助，累计达3亿美元左右，在国际关系、法制建设、公民社会、环境、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推动力”。
一个诞生于美国的基金会，为何如此关注中国的发展？他们的作为，对中国有怎样的意义？从2004年开始，本报记者就查阅了大量文献，数次走进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透明玻璃门，拜访过首席代表、项目官员和其它工作人员。今年，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已经成立了20周年。本报推出这组文章，希望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这个基金会的特色。
华安德：“慈善中国通”的背影
■ 本报记者 程 芬
40多年前与中国的亲密接触、30多年的汉学研究和近10年的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经历，使他成了慈善的中国通。
2008年，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向北京的时候，华安德教授(Andrew Watson)准备向北京说再见了。
华安德是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第四任首席代表。2008年3月，他将花三个星期的时间与新任首席代表交接工作。然后，他要回到阔别已久的澳大利亚老家。
离开北京并不意味着割断与中国的关系。华安德说，回国后，他要写三本与中国有关的书，参加一些研究中国的课题。
从事汉学教育30多年的华安德似乎割舍不下“学术”。但是，不管他愿不愿意，中国同仁对他的记忆，“首席代表”远远超过“汉学教授”。
这是他连续9年连任三届“首席代表”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和公益界求“钱”若渴的时代，他所在的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给中国带来了超过17亿元人民币的捐款，以及无法用钱衡量的机会、经验和建议。其中，超过一半的资源是华安德在任期间带来的。
这样的时势，成就了华安德在中国公益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多场合，他都容易成为人们追逐的焦点。某次聚会上，一位青年研究者曾对记者说：“你猜我在金钱豹看见了谁？华安德！国际狮子会举办活动，在那里包了半个场子，他也被邀请了！”其激动之情，不亚于一个“粉丝”“偶遇”了他所崇拜的超级明星。
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性质，决定了华安德必须安排出相当多的时间，坐在会议室里，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听他们阐述自己的想法和需求。然后，委婉而明确地说出yes,or no。
华安德很忙，日程表常常安排到了两三个月以后，每一天，每个时段都安排了不同的人面谈。他是一个很好的交流者，重视信息的反馈。在采访过程中，他就不断地问记者：“你懂得我的意思吧？这些故事有没有趣？对你有用吗？”
华安德对中国的“亲密接触”始于40多年前。1965年到1967年，他应外国专家局邀请到中国教英语，有机会学了汉语，在“大串联”中还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后来学生造反不能教书，他就回到澳大利亚从事汉学教育。1972年后，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考察研究农村经济的发展。至今，他的足迹已经踏遍中国所有的省份。
1999年1月，“靠中国吃饭”的华安德从70多位竞争者种脱颖而出成为福特基金会首席代表，他特别高兴——终于可以帮助中国人去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了。
华安德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比许多中国人还要深刻。他入乡随俗，喜欢吃辣，他的夫人做得一手好菜，饺子也包得很漂亮；他酷爱瓷器和青铜器皿，也很喜欢明代家具的古朴简约；他爱看中国的古典文学和历史作品，通读过《史记》，看完了《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有人说他是慈善的中国通。他笑着应了一句：“半通不通吧。中国地大人多、历史悠久，我活到老学到老，还有很多东西没学到。”
算起来，华安德在中国住了13年。现在，这位须发皆白的中国通要像传统的中国人一样要“叶落归根”了。在澳大利亚南部的老家，他的儿子和亲戚在等待他，阿德莱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也有一份“访问教授”的职位在欢迎他。
再见，北京！
再见，福特基金会！
再见，华安德时代！
访谈
时间：2006年9月18日；2007年10月18日；2007年12月4日 地点：福特基金会办公室
加入福特
记者：1967年，你回到了澳大利亚，后来为什么又到北京加入了福特基金会？
华安德：来这里之前，我主要在澳大利亚的一所大学里教书，研究汉学，也研究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问题。我觉得参加福特基金会的工作，能改变我和中国的关系。原来，我是研究中国的，教中国学生，可以说是靠中国吃饭。来福特基金会，我可以帮助中国人去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记者：当时有多少人竞争你这个职位？我听说福特基金会在全球招聘项目官员，1个职位有好几百人竞争。可以说说您在竞争首席代表职位的故事吗？
华安德：1998年，我在《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英国出版）上面看到招聘广告，我就申请了。我记得是8月份申请的，两三个月没有消息。一直等到12月，圣诞节之前，纽约总部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去面谈。1月中旬，我去了纽约，有两个人参加面谈决定最后的人选。
有两次面谈，第一次是一个面谈委员会，大约10个人，包括其他国家的首席代表和总部的人。面谈后，他们让我去跟副会长谈。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当天下午，我在宾馆，他们来电话跟我说，选择你了。我特别高兴，马上就去福特基金会拜访会长。
后来我听说有70多个人申请这个工作。他们除了参考我以前的工作经历，还向熟悉我的人打过电话，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记者：两三个月没有消息，感觉还有希望吗？
华安德（笑）：我知道自己有希望，但是不确定他们的决定怎么样。
告诉你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1998年是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建立十周年，他们要开一个会，研讨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邀请我来讲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我很高兴参加，这样我更加了解福特基金会。到现在，我还不确定这是一种普通的学术会，还是一种考试。
记者：当首席代表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华安德：我想有三个要求：首先，要了解中国，我来中国工作过；第二，也考察我的学术情况。我在澳大利亚教了30多年书，有一些著作，跟这方面的学者交流也比较多。第三，他们也考行政管理能力。因为我在办事处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有责任，比如办公室的管理，职工、项目。我以前在大学里做过系主任。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首席代表至少需要这些条件。
除了首席代表，我们每次找项目官员也是这样操作的。在国际有名的报纸/刊物发广告后，我发现每次很快就有两三百个人申请。有些人可能就是找工作随便投的申请书，一般有二十多个人是很值得考虑的。近几年，我们也在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网站上发招聘广告。另外，我们也给那些有过合作的个人发电子邮件。我们有一个list，定期发信息，每个人都能收到的。
记者：可以透露下一任首席代表的情况吗？
华安德：我没有参加面试委员会。因为他是我的接班人，我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知道这一次跟我那时候一样，大约也有七八十个人竞争。
当然，现在，我知道他是谁。他也是澳大利亚人，叫费约翰，之前在墨尔本城市的拉特罗布大学当教授、院长，是当代历史学家，对中国的政治、国家发展很有研究。他跟中国的学者一起合作过项目，是澳中理事会的理事，也是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会的会长。他写了很多书，有一本反映民国时期的书很有名，叫《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九年首代
记者：我听说找福特基金会申请项目的人特别多，以至于有些项目官员都要躲着人走。你面临这样的情况吗？
华安德：躲是躲不开的。首先，我们的地址大家都知道了，人们很容易来找我们。另外，福特是资助型基金会，是一个资源，如果有人提出一些想法、一个课题，不管能否确定资助，我们都要听。
当然，也许当年的预算用完了，我们也会感到很遗憾，觉得不好意思。但是躲着人走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
有时候说不也不容易。比如有一个各方面成果都不错的人到福特来申请项目，可能不是我们的领域，也可能我们已经资助过这方面的项目了，有好几种原因，跟这些人说不，我总会觉得不好意思。
记者：中国人很讲面子。你受面子的困扰吗？
华安德：不仅是面子的问题。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直接说不还是不好。然而，就是不好意思，你也应该告诉别人明确的态度。委婉而明确，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标准。
记者：您是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的第四任首席代表，从1999年到2008年，您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将近十年。为什么您的任期比前三任代表都长？
华安德：福特基金会的制度是三年合同来算的，我的第一个合同就是三年。一般两期就可以了，但是也可以延长，他们也请我继任第三期。
现在，我也可以考虑继任，但是我认为已经够了。中国在变化发展，找一些新人，有新的眼光，经常改变，也有好处。对福特基金会来说，经常换人，可以输入新鲜血液。
另外，从我个人来看，我干了9年，能做到的东西早就做完了，我想回去搞一些研究。在这里，项目管理的事情比较多，我投入研究的精力很少。这些年，我主要就跟朋友一起编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的。2003年，因为非典，3个多月没有人来找我们，没事情可以做，我就在家和办公室里编这本书了。
最近，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但是其他八年就这样忙过去了。
记者：离开福特基金会后，你会不会继续在中国工作？
华安德：我在北京9年了，我要回家看看亲戚和儿子。我要回澳大利亚州，我的老家，adelaide大学请我做访问教授，我可以做一些研究工作，也可以参加教学。我考虑写三本书，第一，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第二，写一本书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重要内容；第三，我考虑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这三本书我希望用五六年时间完成，此外我还希望参加一些研究中国的课题。
记者：离开后，你对下一任首席代表又提建议的义务吗？我从你们的资料中看到，北京代表处的首任代表盖思南先生在国际关系项目上有过建议。
华安德：一个首席代表离开福特基金会以后，就没有权力参加福特基金会的工作了。但是必要的时候可以参考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有经验。但这不是制度。我加入福特基金会以后才通过我的前任认识盖思南先生，是我请他给国际关系项目提了一些建议。
记者：中国现在也出现了少数的非公募基金会，他们想学习福特基金会做资助。但是碰到了花钱难的问题。所申请的项目本身不够好，但是又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将钱花出去，很为难。福特基金会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你对他们有何建议？
华安德：资助型基金会很有意义，但这不是一个晚上就能做好的。我在这里10年，而福特基金会1936年就成立了，有70多年的经验，很多问题很早就遇到了。
首先，你要做什么，每个领域也要具体化。比如帮助老人，有很多方面，去养老院服务，或者帮助他们娱乐。你的宗旨是什么，工作范围是什么，这个要弄清楚。
第二，你要有一套办法。申请项目的人怎么申请，怎么评估，监督。
第三，你的工作人员有什么要求，他们应该是专家。
所以，花好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个社会发展问题，不是一两个项目就可以解决的，需要长远的工作，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新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考虑帮助他们培养能力。他们不需要钱，但是可能需要一些经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