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变迁：直选社区九道湾

　　直选社区九道湾

　　2002年，北京九道湾社区因为试点直接、差额选举而提前一年进行换届选举。从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到居民代表，全部海选产生。作为中国城市基层民主选举的先行者，九道湾一时名声大震。

　　6年过去了，远离了镁光灯的聚焦，经历了第二次直选、“弹劾事件”和“评议风波”，这个位于北京老城区的社区依然在民主自治的道路上探索。

　　选举只是个开始

　　在挂满红灯笼、人声鼎沸的簋街上，几乎正中的南侧有一个胡同口，拐进这个仅容一辆小车通行的胡同，不用走几步，城市的喧闹声就已隐约不闻了,这里就是九道湾社区。

　　6年前的夏天，北京首次进行的社区自治组织直选的试点，就放在了九道湾。全社区1900多人，投票选出了包括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居民代表的居民自治组织。

　　“2002年8月17日直选那天，来了五六十个记者。”九道湾居委会主任曹建军回忆说。在那天选举中，曹建军击败竞争对手———原居委会的文教主任———高票当选居委会主任，2006年的换届选举中，她已仅失百票的“高分”，获得连任。

　　虽然此前，全国一些城市也进行了居委会直选的尝试，但由于九道湾位于首都，这次基层民主自治的实践，显得异常重要。

　　曹建军当选后不到两个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的夫人造访北京，第一站就来到九道湾。“通过她那次来，（九道湾）在国际上的影响又大了些。”曹建军说。

　　曹建军作为北京第一个民选的居委会主任，成为一名公众人物，担负了更多的压力。

　　事实上，在此之前，她和其他居委会主任一样，是“上面派下来的”。

　　1999年，北京市开招第一批社区事业编制干部。已经在家相夫教子多年的曹建军参加了应聘，并在北新桥1000多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32名社区干部之一。2000年5月，曹建军被派往九道湾社区担任书记。不久居委会原主任因为年纪大退了下来，曹建军接任。

　　曹建军说，如果现在她中途离开九道湾，接任者至少要经过居民代表的选举才能当上居委会主任。

　　作为九道湾社区直选指导委员会成员的专家周鸿陵对那次直选有更大的设想。“我们当时有两个想法，一是主任和副主任组合竞选；还有就是选什么就是什么，不能主任落选了去当副主任。当时有反对的声音，认为这样的话，竞争就会太激烈了。”

　　这两个设想都未被采纳，最终的选举结果是，原先在居委会任职的人员全部当选———这个结果也很正常，一些参加竞选的居民几乎不为人所知。对于这个结果，周鸿陵也并不感到失望，作为一名致力于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学者，他很明白渐进的重要性。

　　九道湾首次直选后，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一时间各地基层政府、社区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有上海、沈阳、河南的，那些年，来了解选举过程的比较多。”曹建军说。

　　民主选举只是一个开始，民选带来的民主思维，对这个传统的社区开始产生更大的影响。

　　“弹劾”副主任

　　选举之后，民选出来的居委会所有成员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一度也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曹建军在当时接受采访时也说：“现在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特别重，压力大责任更大！你对工作不负责，以后人家就不再投你的票，甚至‘弹劾’，所以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必须尽心尽力地把社区工作做好，才对得起社区居民的信任。”

　　当曹建军说出“弹劾”二字时，也没有想到，“弹劾”真的会降临居委会。

　　被“弹劾”的不是曹建军，而是居委会副主任，发起“弹劾”的是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的权力机构。

　　事实上，2002年直选时，关注点虽然主要落在居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们的直选上，但在那一次，居民同样直接、差额选举出了23名居民代表，她们所组成的居民代表会议，是这个社区的“人民代表大会”，这群胡同“人大代表”具有“弹劾”“行政长官”的权力。

　　58岁的高凯女士当选为居民代表会议主席，当她最初发现自己选出来的居委会副主任并不称职时，她并不知道，她们还有权提出罢免建议。

　　“弹劾风波”发生在2004年非典时期，那个所有人精神高度紧张的日子里，九道湾出现一个疑似病例，整个社区干部都动了起来。一些居民代表却发现，副主任和一些低保户一起吃吃喝喝拉关系，还因为个人原因跟人发生了斗殴，连110都赶来了。

　　“她的私人生活我们并没有必要介入，但是如果因为私人问题影响了整个社区工作，影响了你在抗击非典中的正常表现，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高凯回忆说。虽然社区内已经有了批评的声音，但被批评者并没有出面承认错误，双方陷入了僵局。

　　一些居民代表向周鸿陵求教。“有代表问，要是对这个人有意见怎么办，我们说，要看是什么意见，如果很严重，你们可以建议罢免她。”周鸿陵回忆说。

　　于是，建议罢免居委会副主任的事情被提了出来，在舆论中，副主任没有等到罢免来临，就主动辞职。后来，她被北新桥街道办事处调到了其他社区工作。

　　民主选出的副主任，并没有赢得最终的民心，补救的“弹劾机制”也让居民们明白，民主并非投票选举就完事了。“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弹劾’副主任，比选举的价值更大！”周鸿陵说。

　　在这次风波中，居民代表会议的强势，也符合了周鸿陵一直鼓吹的在基层民主建设中要推行的“议政分离”的构想。

　　第二次直选

　　居委会换届每三年一次，2002年，九道湾因为试点直接、差额选举而提前了一年换届选举。2003年的正式换届年，包括东城区藏经馆社区等更多的社区，按照九道湾经验，也进行了直接、差额选举。

　　2006年，九道湾再次迎来了居委会换届，与2002年一样，九道湾依旧直选。

　　2006年8月，曹建军高票获得连任。她在2460张选票中，获得2360票，仅失百票。与2002年选举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直选，主任和副主任都是等额选举，只有委员是5选4的差额选举。据了解，整个东城区在2006年的居委会选举均为等额选举。

　　等额选举，意味着竞争大为减弱。“至少不是进步。”周鸿陵对此评价说。事实上，对于基层民主制度，他一直认为政府的主导性不能过强，“还没有把社会的事，完全交给社会。”

　　虽然没有竞争对手，但曹建军对失去的100票仍然不太满意，“毕竟不是满票，咱们还要努力地去争取，把工作做到更好。”

　　曹建军得票如此高与她四年来的努力工作分不开。

　　2002年到2006年的四年任期，“民选”一直是居委会主任曹建军促进自己对居民更为负责的动力。

　　“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2000年到2002年期间，我来到社区，我只是觉得领导把我安排到这里。我呢，要完成好领导交办好的任务，没有说设身处地真正地说我要为这一片的老百姓要有一个什么样宏伟的设定。被选举上以后，我就觉得老百姓这么信任我，我应该怎么样带领老百姓更加地干好。这个责任意识就远远超过以前领导指派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有这么个想法，我要把老百姓的事给干好。”曹建军说。

　　曹建军和她的同事的努力，也被居民们认可。在邮局工作的王申，平时工作繁忙，虽然家离居委会不到20米，也很少去居委会，但他还是能经常见到曹建军。“晚上七八点了，还见她背个双肩包在胡同里串，特精神。那个钟点，以前的主任这时候可都不见了。”2007年，王申为妻子生孩子的事到居委会咨询办准生证、生育服务证的事情，工作人员的态度和效率也让他非常满意。

　　“拒签”年底评议

　　2006年年底，九道湾居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7名成员和一名专职副书记照例需要向居民代表会议述职，接受居民代表评议。与往年不同，这次评议要求给每个人都打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的结论，并上交北新桥街道办事处。

　　居委会成员的述职持续了两天。

　　23名居民代表推举出包括高凯在内的3人，详细记录了所有委员的述评、代表对委员的评价，最后由高凯执笔，给每个人打了分，并写下评语。

　　结果是，除了曹建军和一名副主任得到优秀，其他人均为合格。这一结果，一时让不少委员无法接受。

　　“评议前，我就定了基调，九道湾居委会的干部，就是干得再不好，也比其他社区的干部付出的多。我们要从关心、培养、监督他们的角度进行评议，起到居民代表会议的作用。”高凯解释说，在她看来评议结果应该呈现“枣核”状，不可能都是优秀，优秀和不合格的都是少数，多数人能做到合格已经足够了。

　　而对其中一些人，高凯也不讳言，认为她们的工作方式和认识有待改进。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选举区人大代表时，居民们认真地投票选举3名代表，居委会的专职副书记却把这种严肃的事情说成是闹着玩的事。

　　按照程序，这份评议结果将在2007年1月，先交给每个被评议者签名，再上交街道办事处。6名获得“合格”评议结果的人，选择了集体拒签。

　　“没想到，她们对我们的评议不买账。”虽然已经时隔一年多，但回忆此事，高凯仍神色黯然。

　　拒签那天，曹建军不在居委会，她听说此事后忙赶了回来。虽然也对同事没有得到更好的评价觉得委屈，但仍然劝说同事们理性看待结果，动员她们在评议结果上签字，并附上自己的解释。

　　这一“政府”和“议会”的小冲突和平解决，居民代表们坚持了自己的评议，委员们在评议上签了字。

　　2007年夏天，高凯辞去了居民代表会议主席的职务。

　　早在2005年，高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就表达了这样的困惑———“对我自己来讲，（居民）代表会议是监督居委会工作的，这一点清楚了。但是，社区民主自治，究竟自治到什么程度？监督居委会，究竟监督到什么程度？都监督哪些方面？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具体标准，这个尺度把握起来有些困难，也是我现在最困惑的地方。”

　　直到她辞职，她依然没有完全想清楚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