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现在农民工夫妻一般都是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双双出来打工，希望我们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妻儿在老家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留守儿童的问题也希望政府能够给予更多关注。”
———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
康厚明
本报特派记者
王小波
“我国有2000万留守儿童，我在调研中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政府至今尚无清晰的思路应对，这一问题亟需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3月5日，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姚凯伦这样建议。
姚凯伦委员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政府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令人堪忧。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有2000万留守儿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留守儿童的数量还会剧增。由于留守儿童短期或长期失去直接监护人，在缺乏父爱母爱的环境中成长，大多数生活在事实上的“单亲家庭”或“隔代家庭”中。长期情感缺失和心理失衡导致许多留守儿童心理不能健康发展，出现厌世自闭、社会逆反、空虚、自卑、胆怯、没有精神寄托等心理问题。
姚凯伦委员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一些父母往往重视儿童的人身伤害，忽视孩子的心理伤害，殊不知心理伤害对孩子的影响更大，会造成孩子今后面对生活的困难。
一些家长在认识和观念上也存在偏差，认为只要打工给孩子留下更多的钱，让孩子有条件接受教育，就是对孩子负责，这种观念是片面的，须知“留给子女财富，不如让子女成为财富”。
姚凯伦委员建议，应该给家庭、学校、社会、政府都界定相关责任，让留守儿童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具体来说，家长应该经常和孩子、学校保持密切联系，让孩子感受到关爱，全面了解孩子的动态。
学校应该对留守儿童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教育、生存教育、安全教育，细化留守儿童的寄宿管理，充实孩子的业余生活，同时建立留守儿童的跟踪管理档案。
社区和村级组织应充分利用假期或春节家长回家的时机，召开留守儿童家长会，与家长交流，指导家长在外出务工期间和孩子经常联系。同时利用基层党政机关大量的富余人员、中小学校大量的退休人员，做好中小学生的监护和教育工作。由基层教育部门牵头，联合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相关群众性组织，共同构建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化教育和监护体系。
政府也要用政策激励以及支持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联合起来，解决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
◎记者踏访 肥乡一个村庄的“留守”状态 本报驻邯郸记者
陈正
一个21名学生的班级，家中父母在外打工的就有9人，几乎占了全班学生的一半。肥乡县杨庄小学老师杨丽萍表示，“留守儿童的留守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状态。”
杨庄是一个普通的村庄，每年春节刚过，村里的青壮劳力都会选择外出务工，其中就包括9岁小森雨的父母，小森雨个子在同龄人中比较高，一件褐色的毛衣破旧得不成模样，两个小手沾满了泥土和污垢。他告诉记者，家里还有哥哥和弟弟，刚刚过完年父母去北京挣钱了，如今他们兄弟三人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我不太想他们，他们一年中在家里呆不了几天。”小森雨说，他现在每天就是上课、下课、做作业，然后约一帮伙伴玩耍，“我的学习成绩，呵呵，一般！”当记者问起成绩时，小森雨有些不好意思，由于父母都不在家，都是12岁的哥哥辅导他功课，但是许多功课哥哥也不会。
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像脱缰的小马奔出教室，三五成群，纵情嬉戏。“家里父母有没有在外打工，从孩子的穿着就能看出来，父母在外的孩子身上衣服比较脏，玩儿心也大，父母在家的就好许多。”杨丽萍对记者说。
杨老师任课的班级是小学二年级，一个班共有21名学生，前几天她进行了一次摸底，父母都在外务工的学生有3名，父母有一人在外务工的有6人，留守儿童占了全班学生的近50%。“这些孩子都很聪明，但是由于在学习上缺乏管束，成绩一般。”杨丽萍说。
记者以前在杨庄采访过一个特殊的留守儿童———小月增。在小月增10岁时，母亲因肺癌去世，父亲外出打工，小月增和大他四岁的姐姐相依为命。2007年年初，小月增的姐姐也前往保定打工，这个13岁的孩子只好自己在家生活。这次见到小月增，他似乎长高了些，但身体还是显得瘦弱不堪。13岁的孩子，在普通的家庭正是玩儿的年龄，小月增却不得不独自艰难生活。“爸爸和姐姐春节时回来，我可开心了。”小月增如今的愿望就是早日长大，像父亲和姐姐一样外出挣钱。
据肥乡县妇联不完全统计，该县学生父母连续6个月以上外出的留守儿童共有300余名，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孩子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有的缺乏进取、有的孤僻任性，有的胆小自卑，部分孩子还存在着学业失控、心理失衡、生病得不到照顾等问题，留守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