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照门”：赶明星下神坛重塑偶像观

　　3月6日，有媒体报道：正在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任郗杰英说，青少年群体是“艳照门”事件的最大受害者，要借机重塑青少年的新偶像。

　　作为青少年研究专家，郗先生的言论道出了许多人的隐忧：视觉时代与消费主义的双重背景下，该为孩子们树立起怎样的明星偶像？

　　在我看来，重塑新的偶像，倒不如重塑青少年的偶像观。换句话说，是要正确地认识“偶像”这一个行当，特别是艺术领域的明星偶像。否则，就会讶异于，为什么昨天刚打倒了一个陈冠希，今天又有无数个李冠希、吴冠希站起来呢？

　　与政治、体育等方面的明星偶像不同，艺术领域的明星偶像有着其内在的特质——娱乐大众。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艺术明星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巫师：围着篝火，手舞足蹈，边跳边唱，时而癫狂，时而搞怪，引来众人欢呼追捧。只不过那个时候，除了娱乐功能，还夹杂神秘主义的天启因素。

　　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神秘因素不断剔除，明星的娱乐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旧社会，明星被称为伶人戏子，地位低下。到了新中国，中央政府重视文化艺术，明星艺人也跟许多劳动者一样，翻身做了主人，而且因为掌握技艺，受人尊敬。

　　市场经济时代，明星被当成了商品，形成了从挑选、包装、推广等一整套的产业链。明星不仅在舞台上娱乐大众，而且，他们的隐私，通过主动爆料，或者被动“揭发”，成为娱乐大众的衍生产品。所以，如果苛求公众不应该过多关注明星的隐私，这也是徒劳的。

　　大致勾勒出明星的历史轨迹，就可以发现，明星偶像从来与道德是无关的，它只是一种为他人提供娱乐的职业而已。甚至说，许多技艺精湛的从艺者，在其他方面可能是一个下流坯，道德水平比普通人更要低下。

　　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Gardner）一项对演员的研究表明，他们中许多人很难拥有正常的家庭关系，离婚率比一般人也要高得多，而且对他人的感情表现得相当冷漠，认为那是被娱乐、被取笑和被操纵的东西——通俗来讲，这是职业病，从艺者，或多或少都是有着病态的。

　　这也是艺术规律使然。在柏拉图看来，明星所操控的艺术，与真理相去甚远，充其量只算一种运动或者游戏，能够激起信众悲伤流泪与反复无常。明星对激情的鼓动，与人类灵魂的理性原则是针锋相对的。

　　“艳照门”正是以一个极端的案例，将艺术与道德的关系凸现了出来。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除了网络监管、法律惩戒等方面缺席以及媒体的炒作，更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对艺术明星的道德预期过高。

　　我们总要求明星如何“多点善，少点滥”，其实，这是对明星道德观的误判。所谓德艺双馨，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而已。艺术明星尽管是公众人物，但他们本质上并不具备、也并不必然担当道德教化的功能。

　　如果苛求艺术明星撑起道德与理性的星空，则更是南辕北辙，弄不好某天就出现个什么“门”，让信徒们尴尬在“门”中央。须知，明星虽然光鲜照人，但其道德精神模仿与引领作用，仅限于娱乐，限于舞台。走下舞台，回到现实生活，他就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比普通人更脆弱。让青少年认识到这一点，将“偶像观”纳入课外教育，十分必要。

　　明星好比就是现代的巫师。只有祛除明星的“魅”，打破明星崇拜的泛化，才能摆正明星偶像与自己现实生活以及道德判断的关系。如果对明星不再寄寓太多超出舞台之外的美好想象，自然谈不上失望，从而让法律归于法律，让明星归于舞台，道德归于各自的内心评断。

　　毕竟，每个人的生活都还得继续。

　　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只代表署名作者的个人意见。本栏目为原创稿件，任何媒体如欲转摘或选用，都须取得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