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梁晓声

　　“他们有理由受到文化关怀”

　　——访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梁晓声

　　得知我们想就一些文学现象采访他时，梁晓声显得有些犹疑。他说，两会期间，大家都在热议民生问题，关于文学并没有讨论太多。我解释说：“正因为是两会期间，对于委员的观点大家才更关注。作为读者喜欢的作家，我们希望听到您对文学方面的一些见解。”于是，不轻易拒绝别人的梁晓声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梁先生所住宾馆的登记处，当我们向负责登记的大姐道明来意说要采访梁晓声时，她一脸惊讶，用手指着放在桌上的一本书，在封皮上的“梁晓声”这三个字下面轻轻敲了敲说：“是这个梁晓声么？”“您也在看他的书啊，我们要采访的正是他。”这位大姐喜出望外，说她还真不知道梁先生离她这么近，并拜托我们务必把桌上这本《未死的沙威》带过去让梁先生给她签名。这也许是巧合，但我却知道我们来对了。因为，确实还有很多读者钟情于梁先生的著作，有些问题还需要从他的口中寻求答案。文学有两种功能

　　两会期间，梁晓声把自己关注底层老百姓命运的创作理念带到了会场，提出了“空巢老人”现象这一问题。当谈到他为什么不仅在两会上，而且在文学创作中都特别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时，他说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归结于两次思想解放，归结于这30年社会的相对稳定。还有一点谈得比较少，那就是也归结于我们的民众识大体，顾大局。”他说，我国财富的积累正是建立在人民勤劳流血流汗的基础上的，他们的贡献很大，工资却并不高。“仅仅受到政府的关注还不够，他们有理由受到文化关怀。”所谓文化关怀，就是他们有理由在新闻、舞台、电视屏幕和书籍上看到反映他们命运的内容。如果文化中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还谈什么文化关怀，还谈什么公平和公正。”

　　梁晓声所谈的文化关怀不仅包括文学中对底层人民艰辛的揭示，还包括对他们人性中真善美的表达。当问到为什么要兼顾两者时，梁晓声说这是由文学的两种功能决定的，“一种功能像猫头鹰一样，对社会的负面现象发出警报，发出关于正义、公正的诉求；还有一种功能，像蜜蜂采蜜一样，当公平和正义不能像雨点那么平均落在每个人身上的时候，要让苦难的人得到抚慰，看到希望。”“不可能完全只为社会问题写作”

　　“以前在两会上我拍过桌子，以后会要求自己不再拍桌子。”梁晓声在谈到自己在两会中的变化时举了这样的例子。的确，梁晓声曾是一个非常有血性的人，遇到不平就拍案而起，如今他已经变得平和多了。当问到有读者认为他现在的作品不像以前那么尖锐时，他说：“所有的读者对我都有一种寄托。”他列举了《从复旦到北影》、《京华见闻录》等几部长篇杂文，说在这几部作品中，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是非常尖锐的，而现在读者往往觉得梁晓声的文字中少了点锋芒，这也许是读者不满的原因。他坦诚自己确实有了一些变化。梁晓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会更多地考虑把锋芒放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更有用。他说以前自己是更尖锐些，但是现在，“我考虑的是怎样让提出来的问题更容易被接纳、被接受、被重视，更容易产生有利于老百姓的抉择。”

　　“我的创作理念没有改变，我是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我觉得能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底层人的生活状况，使他们觉得在文化上得到了关注，使不是生活在底层的人被唤起一种关注的情怀，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方面的意义。”当问到写作的另一方面的意义时，梁晓声接着又说，任何一个作家进行创作，都不可能像上班下班一样固守不变，就如同看电视不可能只看一个频道。“写作不可能完全只为社会问题写作。”他表示，他还会关注其他的社会现象。“不要把文学文化的作用归结到一个方面”

　　针对时下一些作家，尤其是“80后”的年轻作家写作时往往以个人感受为出发点，而对底层老百姓关注不够的现象。梁晓声指出，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不同年龄的人读不同的书，阅读兴趣不同。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在不同的年龄他的写作倾向也不同，这主要是由年龄来决定的。他们“80后”不过20多岁，那么多人愿意读他们写的书，他们也就愿意这样写。再过15年他们40岁了，让他们这样写他们也不这样写。这些读者再过15年30多岁了，让他们读这样的书他们也不读了，因此，没有必要把这些当做重点去考察。”他说，不能要求“80后”的作家像他那样去写知青小说，没有这种经历，他们是写不出来的。

　　谈到现在一些读者功利性的阅读倾向时，梁晓声显示出一种平和的心态。他觉得书籍和人类的关系从来就是这样，“有些书籍很重要，提供一些人生的指南，提供各方面的指导，在西方这方面的书出得比中国还要细致。”因此，他觉得公众的阅读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把文学文化的作用归结到一个方面。”他说，阅读靠的是自觉，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人性没有问题，因此就没有读赞扬人性这类作品的需求。对于如何求职、如何长工资这样的书，公众觉得对自己有用，喜欢阅读完全是正常的。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自然到一年要分四季，文学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

　　对我们提出的长篇小说高产下的低质量问题，梁晓声这样表达了他的观点：任何好的东西都不是自然产生的，都是在无限多的情况下产生的。每年有那么多的歌曲，但人们记住的只有那么几首。每年全世界生产那么多的电影，评出来好的也只有那么几部，并且还有争议。所以，应把这种现象放在历史的框架下考察。梁晓声指出“把高产和低质对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

　　通过采访梁晓声，使我感到，他具有一个大作家的情怀和风范，时时记得为底层人民说话；面对读者对自己的质疑和不满也都能接受；对年轻的作家有着充分的理解和宽容；对公众的阅读取向也同样采取尊重的态度。真应该感谢梁晓声，他给了我们最本色的完美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