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法律服务对外开放，世界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纷纷抢滩中国。目前，已有200多家外国律师事务所获准在中国内地开设代表处。
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外国律师对中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成就自有他们的感受。
两会期间，几家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的首席代表或合伙人发表了他们的见解。
中国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
艾文（美国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合伙人）：
“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罕见的成就，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实在难以想象。”52岁的艾文操着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概述了他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感受。
艾文的感受源于他近20年中国生活的经历。1982年，刚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他，作为志愿者来到中国，在沈阳、北京两地大学教授英语。1987年艾文回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1990年毕业后进入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两年后被派往北京筹建代表处。
1993年，中国司法部批准首批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贝克·麦坚时榜上有名，并荣幸地获得“0001号”批准号。
谈起“0001”批准号，艾文一脸自豪。不过，转瞬间即显得有些“无奈”。“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外国律师可以很轻松地基本掌握当时中国所有的涉外法律，而现在则变得根本不可能。”
艾文说：“2000年以来，中国立法步伐明显加快，专业化越来越明显，涉及投资、商业、贸易、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所以一个律师肯定掌握不了所有的中国涉外法律。”他说，美国建立起比较成熟完善的现代法律制度用了上百年时间，而中国仅用短短20多年就基本建成自己的法律体系，世所罕见。
艾文特别赞赏中国在制定法律过程中研究借鉴外国相关立法经验的做法，他所在的律师所就曾接受过商务部对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立法情况的咨询。
艾文认定中国具有非常活跃的环境。他自诩喜欢挑战，而中国不断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正符合他获取新知识的性格。
看好中国改革开放光明前景
阎兰（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合伙人）：
“具有近90年历史的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看好中国改革开放会有光明前景，所以我们来到中国。”阎兰开门见山地道出来中国的初衷。
与其他外国律师所进入中国“路线图”有所不同，基德所1993年获准在北京设立代表处，9年后又在上海设立代表处，直至两年前才在香港地区设立分支机构。
这位基德律师事务所首位外国女合伙人对中国近年来法治建设取得的长足进步感受颇深：“短短10年，中国法治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外商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很多地方做到与国际接轨。”
阎兰说，在中国做律师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修改、废止的更多，逼着人不得不去学，及时更新知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法治建设步伐加快。
阎兰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立法已与国际接轨大加赞赏，同时希望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她认为，制定法律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十分重要，但一定要符合中国具体国情。
作为新一代华人，阎兰对正在举行的两会很是关注。“我最关心政府机构改革和新的发展政策，因为这和我们的业务有关。”她还关注中国下一步宏观经济发展和调控措施，更关心中国的环保政策。
“看到这次两会上年轻人和基层代表委员增多，表明中国民主政治有了可喜的变化。”阎兰说。
中国企业应积极应对国际纠纷
舒玉晶（美国高盖茨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合伙人）：
“近年来中国法治建设是发展最快的时期，经济领域法律形成体系并日臻完善。同时，更多的法律列入立法规划，具有前瞻性，必将有力推动中国各方面的对外交往与合作。”曾在国内有过多年律师执业经历的舒玉晶说。
舒玉晶现在是美国律师，此前她作为中国律师，在中国执业多年。她十分关注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商业往来和产生纠纷时的应对态度。
舒律师提到，有很多的中方企业因不了解美国的法律，进入美国市场之前没有对其产品的市场风险进行调查，待到成为被告后，又因种种原因不愿应诉或不知道聘请什么样的律师，导致败诉。以前美国企业大多以反倾销为由针对其竞争对手提起审查请求，现在更多以专利侵权提起审查请求。反倾销无非是提高关税，产品还能卖到美国，而如果被认定为专利侵权，就会失去美国市场。
所以，她建议，“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应该了解美国1930关税法案第337条款，出现专利纠纷时应积极应诉，参与答辩并填写问卷调查，不要怕打官司麻烦，以免丢掉来之不易的产品市场。”
舒玉晶还特别提醒中国企业，一定要事先详细考察产品出口地的法律风险，与外商订立详尽完备的合同，以防不必要的纠纷出现。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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