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中的剑道

　　周泽雄

　　批评业的发达，不仅昭示着文化的兴旺和媒体的昌盛，还是社会健康发展的突出标志。万马齐喑与众口一辞，实质是一回事。在大量人间事务上，万众无需一心，和谐专赖多元。人们早就发现，凡是批评声浪汹汹不止的，反而是国富民安之地，凡是举国大跳忠字舞、万众齐赞“吾皇圣明”的，不用问，一定是民生凋敝、残暴专制之邦。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批评业兴盛与否，即使不是衡量高下的唯一标尺，也是最为可靠的标尺。言论自由不是民主精神的全部，却是直通民主的秘钥，而判断言论自由的依据，往往就是批评的自由。——区别于讴歌圣上的自由。

　　作为一种公民权利的批评，重要性人所共知，故本文不再涉及。本文感兴趣的，是批评中的道与术。所谓左道，即歪门邪术之意，与批评中的正道相对。正道，我也喜欢说成“剑道”。

　　批评乃文字之剑，伟大的批评家与高明剑士，必有心心相印之处。无论铸铁为剑还是以笔为剑，都得力争合乎剑道，以使剑身上闪烁出的，不尽是金属之泽，还有日月之光。当批评的权利已然成为共识，剩下的课题便是研磨批评之道了。剑道有正邪之分，批评同样如此，如何避免让批评堕入旁门左道，正是每一位当代批评者的必修课。我们习惯人云亦云地说什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就批评而言，“嬉笑怒骂”绝对是有前提的，该前提不外“尊重事实，运用理性”八个字。只有先把这八个字视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再从“术”的角度恣意“嬉笑怒骂”一把，才是值得怂恿的，毕竟，就像鲜花有权绽放一样，文章也有追求生动、拒绝平庸的自然需求，在文字判官面前，作者纵情文字声色的权利，凛然不可侵犯。鲁迅先生强调过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也可视为一块批评禁区。鲁迅先生本人这方面的行文是否堪称典范，且存而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精神却合乎批评剑道。古人推崇“为文放荡”，也不忘以“立身谨重”为前提。古人的说法虽有概念含混、界定不清之嫌，但它至少告诉我们，缺乏预设条件的“为文放荡”或“嬉笑怒骂”，不在批评剑道之列。

　　批评的传统，国人历来缺乏。以文学批评为例，朱东润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里指出:“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四库总目》始别有诗文评类。”古人从事的文学批评，要么专注于风雅，要么集矢于道德，后者牵连着一个“文以载道”的中国式传统，前者往往体现为琢磨文气、把玩空灵、雕镂文字、摩挲意境、耽迷田园、寄兴禅味，故所言所思，虽文词极尽妍丽，却又仿佛一种书斋清供，与今人倡导的知识分子批评，风马牛不相及。反观西方人，他们甚至可以骄傲地在古希腊人那里找到文学批评的源头，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则被公推为西方文学批评的鼻祖，其剧作《蛙》的主题即与文艺批评有关，还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罗念生先生告诉我们，“伯里克理斯执政之年(公元前443－前429年)是雅典民主政治最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旧喜剧由于享有充分的批评自由，因此能对政治、社会、宗教、道德、文学、哲学等采取讽刺和批评的态度”，伟大的亚里士多德不仅撰写了《诗学》，据说还写过一篇《论荷马史诗中的疑难》。该文虽已失传，但观其题旨，亦可揣知此类批评，古典中国与之无缘。西方的古典批评与当代民主政体下倡导的展示公民责任、体现社会良心的批评，潜伏着一条若隐若现、不绝如缕的时空曲线，而我们的批评传统里，却难以找到类似的精神资源。

　　在一个民主思想的萌芽都觅不得几许、而专制传统却磐石般稳定悠久的国度里，肯定不会培育出健康美丽的批评之花，中国可以追认为批评始祖的人，竟然是具有太子和帝王身份的魏文帝曹丕，说来也有点讽刺。所以，正如大多数传统型中国文人在赏鉴式批评中都会显出相当教养一样，在注重责任而非道德、强调理性而非诗心、捍卫真理而非人情的针砭式批评中，绝大多数中国文人都有一种宿命的寒酸。

　　观中国知识分子或文人的批评，经常让我沮丧。当然我也一刻没有忘记，身为一介中国文人，我自己并不是局外人，虽然我无数次被各类左道批评激怒，但我深知，自己也是此类批评的带菌者，那些让我反感并坚定地判为左道的批评方式，一不留神即可能在我笔下还魂。所以，当我决心较为深入地清算中国式左道批评之时，在我未必形诸笔墨的内心深处，也时刻抱定着检讨自我、清算自身的意志。只有这样，批评中的剑道，才可能在我们笔下闪现。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诚然，但不是说，知识分子只要整天高举道德的大纛、声称或泣诉自己如何有德，就能水到渠成地成为社会良心。不，只有恪守知识分子的责任，任何情况下都不违背“尊重事实，实践理性”的内在律令，他的“社会良心”身份才能得到确认。一旦这两条遭到违背，那么，他的道德高义张扬得越频繁，其“道德戏子”的身份反而暴露得越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