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奥运破解“垃圾围城”

奥运鸟巢

环卫工人

居民不愿垃圾场建在小区附近

　　绿色奥运破解“垃圾围城”

　　与部分西方国家乐于将奥运政治化不同，中国公众显然抱有更为切实的想法——希望奥运会带给北京乃至中国的不止是17天的变化。

　　其实，每个奥运问题背后都是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奥运会只不过把这些集中呈现在17天而已。绿色奥运的背后，难道不是如何建设一个绿色中国的更艰巨的挑战吗？

　　据专家预计，奥运会期间将产生1万吨以上的垃圾。

垃圾处理是绿色奥运的重要一环，北京曾庄严承诺：“到2008年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30%，分类收集率将达到50%。奥运会垃圾全部分类收集、集中处理，回用率达50%。”

　　然而，这17天的垃圾总量，也不过与偌大一个北京城的垃圾日产量相当。而中国2006年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48亿吨，2/3的城市被垃圾环带包围。

　　政府在解决垃圾问题上不可谓没有教训。在民众中开展环保教育、推广垃圾分类，结果人们却找不到分类垃圾箱，而运输车更是把所有垃圾一股脑装进车厢，原来整个城市的垃圾分类系统全靠外地拾荒者支撑。再者，城市规划未能充分考虑垃圾处理的环保需要，置环保部门的意见于不顾。循环经济说到底是一门技术活，不但要求科技实力，更要求精细管理。而中国一旦要解决“垃圾围城”的困境，首先被民众感受到的改变，仍然是收费增税。作为垃圾处理系统工程的一揽子计划与未来资金流向，民众仍未知情。

　　随着中央政府对循环经济的倡导以及城市土地价格的攀升，与兴建传统的垃圾填埋场相比，地方政府更有动力建设垃圾发电厂。目前该行业在全国已呈遍地开花之势，相关的统一标准却付之阙如。

　　希望北京绿色奥运关于垃圾处理承诺的践行，能够为中国更广大的地区提供良好的范例，无论在系统处理、标准制定还是与居民的平等协商谈判上。

　　——刘 阳

垃圾处理场

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垃圾，优美的风景将会受到破坏。

荒地

　　六里屯垃圾电厂“叫停”之后

　　本刊记者 田 磊 发自北京

　　北京西郊的颐和山庄小区会所里，赵章元正在给居民们上课。“如果有条件，就离开这里，把家安在远离垃圾场、化工厂、加油站这些大型污染源的地方。”他把密布着垃圾场和加油站的北京城区示意图摊在讲台上，引起一屋子人一片哗然。

　　退休前，赵章元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自从去年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专家论证会上对组织者事先拟定好的专家意见书表示异议，并拒绝签字之后，他就成了六里屯附近居民心目中的英雄。

　　从1999年开始，六里屯就成了海淀区生活垃圾的填埋场，北京市政府还打算投资7.5亿，依托填埋场建起一座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是市政府在落实《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中提出的2008年奥运会前解决处理生活垃圾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在奥运会开始前完工，但现在，这里仍然是一片荒地。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成了笼罩在居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从2006年10月份开始，当地上千居民先后两次穿着印有“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字样的文化衫，前往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环保局门前集体请愿，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6月12日责令该项目缓建，进一步组织论证，听取公众意见。

　　专家论证会上的冲突

　　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陷入停顿至今，北京市政府虽然并未重新组织环评，却也没有放弃继续建设这座焚烧发电厂的努力，去年11月7日，北京市颁布了新制订的《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焚烧厂厂界距离居(村)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类似建筑物直线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引起了居民们的不满。

　　“这分明就是为六里屯这个垃圾场量身订做的标准。” 垃圾场附近百旺茉莉苑小区居民黄世平说，300米正好是垃圾场距周围最近小区的距离，把300米写进即将执行的地方标准，分明就是为了在居民区建设垃圾场人为创造条件。他把政府公布的标准文本前后研究了几十遍，参照各种国家相关法规，指出该标准一共有5大项，20小项错误和违规之处。

　　标准颁布后，北京市政府也曾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作为居民代表，黄世平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没有让我发言，主要是听专家们讲。”黄世平说，没有想到专家们分成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工程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教授为首的“主烧派”，一方是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士刘洪亮、赵章元为主的“反对派”。“到最后，专家之间的争论都到人格侮辱的地步了，差点没有打起来。”黄世平说。

　　赵章元是论证会上冲突的主角，“我们争论的焦点就两个问题，一、垃圾焚烧到底是不是最成熟、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二、300米的防护标准是否合理，应不应该写进地方标准。”赵章元说，这两点他都持反对意见，冲突也由此而起。

　　“聂永丰和他的学生说300米距离足够，我就追问，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他说是自己带着学生们在实验室多次模拟试验的结果。我说，别靠你那几个学生做几个试验，就说成熟。他就指责我说，你要做我的研究生，我还不收呢。”赵章元把论证会上所谓的冲突向记者复述了一遍。

　　“说实在的，聂永丰的实验室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可我始终认为，这距离真正的国家标准还很远，在处理这么重大的公共事务时，显然公信力不足。”赵章元说。

　　在那次论证会上，赵章元显得孤立无援，在座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大都是赞成建设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或者就是沉默不表态，支持他的人不超过5个，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拒绝在最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字，在后来公布的论证意见书上，也因此没有出现300米标准这条。

　　散会之后，赵章元赢得了当地居民极大的尊敬，他们把赵章元视为老百姓自己的专家。赵章元说：“我是搞环境研究的，现在退休了，只是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实事，不会去考虑什么学科建设、产业发展。”

　　当“科学”遭遇民意

　　对于专家们的冲突，当天参会的北京市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空谈，理论一定要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能被社会实践所验证，学术也不能太理想化。”对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王维平有着更系统的看法。

　　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的王维平对东京的垃圾处理有过深入研究，回国后，为了研究中国城市垃圾，他吃住在垃圾场，与那些靠垃圾生存的“拾荒大军”一起，并且要求自己带的博士生也同样如此。“东京的城市垃圾大部分都是焚烧发电的，全城一共有2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王维平说，北京也应该这么干，走向垃圾综合管理，否则，北京总有一天会被垃圾包围起来。

　　对于北京这座日益膨胀的超级大都市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可如今，由于当地居民反对，计划中要在2008年建成的3座垃圾焚烧厂全部陷入停顿，唯一建成的高安屯焚烧厂也迟迟不能点火投产。

　　居民们并不关心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世界上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他们只是被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所吓倒，这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经把二恶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作为工程组专家，聂永丰始终认为，二恶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标准，就不会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他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中，设计要求采用欧盟标准，即二恶英含量0.1纳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国国家标准为1纳克/立方米以下。

　　虽然在西方国家大力鼓吹垃圾焚烧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

　　但和所有事情一样，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困境和走过的弯路，中国似乎都要重走一遍，对于“垃圾围城”困境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来说，垃圾焚烧即使不是最科学的方式，或许至少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垃圾场该建在哪里？

　　但是，具体到每个公民头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建垃圾场。“我不反对焚烧垃圾，但是反对在我们这里烧。”黄世平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态度：六里屯垃圾场的选址不科学。他们也确实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找到了足够的依据，比如，六里屯地区处在北京的上风口，垃圾场离北京的水源地京密引水渠只有1100米，周围有国防大学、部队驻地、两个别墅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基地等等敏感单位。

　　事实上，早在1995年选址时，北京市环保局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环评审批时就曾明确指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不采取妥善防治污染措施直接填埋垃圾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将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坑开辟为垃圾填埋场，在六里屯建设垃圾填埋场已势在必行。”

　　现在看来，当初垃圾填埋场选址于此，主要是由于当地一座解放前就存在的砖窑厂几十年的取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用来填埋垃圾，既省钱又省力，而对于环保的认知，那个年代几乎毫无意识，现在要继续在此地建设垃圾焚烧厂，考虑的则主要是此地已经是多年的垃圾处理地，这显然比重新选址要容易得多。

　　当年，建设垃圾填埋场时，六里屯地区周围分布的是西六砖瓦厂、六里屯、亮甲店、屯佃这些北京郊区贫困的农村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工厂，把垃圾场建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总是相对容易些。

　　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变了，虽然建设之初，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填埋场界外500米之内不宜兴建永久居住设施、现有设施应予搬迁”，然而10年来，当地政府对此规定从未放在心上，反而在附近接连新建了中海枫莲山庄、秋露园、百旺茉莉园等小区，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京郊山水环绕的别墅区，房价已经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方米，还有用友软件等著名的高新企业。

　　垃圾场不建在这里，应该建在哪里？对于这样的反问，居民们给出的答案多是京西更偏远的农村，但是，政府要做出回答却艰难得多。2006年底，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节目中，在市人大代表和市长见面会上，回应代表们的问题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表达了垃圾场选址的难处，他说：“现在在建垃圾焚烧场三个，说实话，我在北京找不到那么大的坑填埋那么多的垃圾，而且你把垃圾填埋场放到哪个村，哪个村也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所以不管是垃圾填埋还是垃圾焚烧，我们都还是在反复论证和测评阶段。”

　　如何走出垃圾困境？

　　北京市垃圾处理有一个内部原则，除了中心四个城区外，其他各区谁的垃圾谁处理。这项政策被不少人批评为产生垃圾选址矛盾的一大原因，很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统筹考虑，在合适的地方建设垃圾场？

　　“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对垃圾处理的不了解。”王维平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海淀不适合建垃圾场，把海淀的垃圾运到朝阳去处理，这就意味着每天几千台垃圾运输车绕着半个北京城跑几趟，这样的状况，政府财政承受不了，交通压力更承受不了。”

　　在王维平看来，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遭遇民意的阻挠，不是垃圾处理的科学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行政出了问题。事实上，从1999年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启用以来，因为臭味扰民的问题，周围的居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垃圾场和市政管委会的投诉。

　　“当时建这座垃圾场的时候，政府也是组织了一群专家，向我们解释并承诺100米之外都不会有臭味。”离垃圾场最近的西六建居委会主任白尚华说：“可后来根本不是这样，这么多年了，臭味经常能飘到1公里外，把我们熏得窗户都不敢开。”

　　“这些问题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同样的垃圾填埋场朝阳区的就好很多，没有人来投诉他们。”王维平说：“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管理上确实很大问题，为了省力、赚钱，他们甚至把垃圾交给拾荒大军去处理，而不是严格按照处理工艺做。”

　　去年，当居民们闹得最激烈时，市政府终于做出反应，并拨了7000多万到垃圾填埋场，加强管理，改造工艺，专门解决臭味扰民的问题。“这个月终于好点了，没那么臭了。”黄世平说，“可是，几年下来，在这个垃圾处理厂上，政府可谓失尽民心。以前的填埋场都搞成这样，现在你就是把焚烧厂说成一朵花，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面对反对垃圾焚烧厂的汹涌民意，西方城市管理者有自己的解决方式。“给垃圾场周边居民一定程度的补偿，比如免费供电、供暖，免费收垃圾等等现实好处，这些是普遍采用的有效措施。”王维平说。

　　但这些需要政府和公众平等坐下来谈判的方式是否能在中国实现，却还是个未知数。对于北京来说，更紧迫的压力来自奥运会。垃圾处理是绿色奥运最重要的一环，北京市曾庄严承诺：“到2008年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30%，分类收集率将达到50%。奥运会垃圾全部分类收集、集中处理，回用率达50%。”这一连串的数字需要面临的挑战，不仅有技术上的壁垒，更有汹涌的民意。

　　北京垃圾的出路在哪

　　本刊记者 阳 敏

　　有人问：什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罢工？

　　答案是：环卫工人罢工。如果城市无人清扫，人们将生活在垃圾城堡之中，情状不难设想。

　　人们随处制造着垃圾，却常不以“垃圾”为意。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曾打出“绿色奥运”的旗号，承诺届时“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30%，分类收集率将达到50%”。如此庄严的承诺，让公众开始关心“垃圾”话题。

　　实际上，不论2008年之前，还是2008年之后，垃圾问题都是困扰中国城市生活的重大难题。那么，北京垃圾处理的现状如何？“垃圾减量”的根本出路，是否在于征收传说中的“垃圾税”呢？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言，“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标准”，看来所谓征收“垃圾税”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早在2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环保厅局长会上，已要求各地配合有关部门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标准。

　　“农民游击队”的角色

　　北京城里每天总有一些人踏着三轮板车，或走街串巷，或静待一隅，收购各样废旧物品。他们正是数以十余万计的北京回收大军中的成员，这支队伍虽不是正规军，却编制有序，分工精细，“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北京城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的重头任务。

　　从1952年，北京成立国有废品回收公司，到1965年，北京二环内已有站点2000多个，随着国有企业的式微，到1998年站点仅剩约5个。 数十年来，“拾荒大军”把“国退民进”这个词演绎得活色生香。

　　王维平，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两大著名的“垃圾教授”之一。1988年，在环卫局任职的王维平给四川人许际才开了张条子，允许他到丰台区的义和垃圾场捡垃圾。后来，据此发家的许际才成为了控制城北的拾荒大王，而追随许际才来到北京的杜茂献则成为占据城南的垃圾大佬──其间故事纷杂，无法一一赘述，讲来活似一部“川国演义”。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王维平从日本回国，他依托政府资源和江湖关系完成了震惊一时的《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1999年，王维平的调研数据说明，20世纪末，北京捡垃圾的外来人数近8.2万人，其中四川约4.6万人，河南约1.7万人，河北约1万人，江苏约1700人，此外还有安徽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在这8.2万人中，有3.1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万人，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的人约2.1万人，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上；散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万人。

　　收捡出来的“产品”，几乎都运到河北：塑料，运到河北文安；金属，运到河北霸县；玻璃，运到邯郸；纸，运到保定；鞋底胶皮，运到定州；轮胎，运到玉田。比如河北文安，当地财政收入的93%，都来自于再生塑料制造。

　　2006年，这支队伍已经达到13万人，而今，恐怕已至16万人左右。 北京市政管委会提供的资料表明，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厨余、果皮)占44%，废纸张、废塑料和废金属的可回收利用垃圾约占37%──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如此庞大而活跃的拾荒队伍，占垃圾总量近四成的可回收垃圾是相当充分“资源化”了的。

　　如何收编

　　不过，正如另一位“垃圾教授”、嘉兴学院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欢政所说，民间拾荒队伍已经基本完成了垃圾回收的“价值流”和“物质流”，只有“环境流”还没有兼顾。

　　有关“环境流”的问题，王维平的感触也很深。他在调研中发现，首先是“回收人群”本身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社会治安，北京的刑事犯罪中有62%与他们相关；二是卫生防病形势严峻，71%的人都有传染性肝炎，梅毒、艾滋病也不鲜见；三是计划生育问题严重，72%以上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其次，民间的回收产业容易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比如河北文安的再生塑料污染，以及绿色和平曾呼吁公众关注的广东汕头贵屿镇电子垃圾污染。

　　要破解上述难题，回收大军“正规化”势在必行。不过，如何正规化却是个恼人的问题。为此，北京曾试图以“公司化”的方式对十余万的农民回收队伍进行“收编”。

　　为了巩固阵地，拾荒大佬杜茂献等人纷纷成立了资源回收公司，并与许多小区签订了“合作协议”。同时，原来北京原有的资源回收系统也纷纷进行改制，希望重振往日雄风。而北京宣武、海淀、朝阳、丰台等各区也陆续成立了由各区政府控股的资源回收公司。一时之间，北京的垃圾回收业版图呈现诸侯割据的局面，各种资本竞相争夺利益，而遗忘了改革的初衷。

　　北京“收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新的游戏规则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而改革的成本又分摊到了拾荒“个体户”身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具体地说，譬如某个体户与某回收公司签约，每年上缴费用竟高达1万多元，当然里面已包含了进贡给居民小区物业公司的抽头。

　　实际上，北京的废品回收行业为民间控制的局面不过是中国拾荒业的一个样板戏，许多地方都面临着放任或收编农民游击队的两难之境──为此，由杜欢政主导的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设计出一套方案，在以循环利用废旧金属为主导产业而有“五金之都”之称的浙江省永康市试行。

　　在改革之前，本地人口不过50余万的永康市大街小巷游走的“农民回收游击队”将近有4000多人。新方案推行后，物华回收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将原有的数千散兵游勇收归旗下，实行 “七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标识、统一着装、统一价格、统一衡器、统一车辆、统一管理，改编经费由龙头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在杜欢政看来，这是为拾荒农民正名的重要举措，他们将不再被视为二等公民。同时，这4000名农民又分别挂靠在120个收购站点，这些收购点再分属4个回收基地，基地直接与交易市场挂钩，进行交易。

　　“永康模式”的精髓在于，它强调政府应当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主张“市场化”与“公益化”并重的原则，并且尊重了过去20余年来形成的既有利益结构链条。“永康模式”已试行一年多，比较成功，现今浙江省已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试行。

　　而今，北京正在部分小区试点的“资源回收体系统一化”工程，似乎受到“永康模式”中“公司加个体户”理念的影响──海淀区的再生资源回收物流配送体系于2006年10月9日正式启动，回收垃圾的小贩、板车，将逐步被封闭式运输货车取代，首批13辆运输车开始对紫竹院、八里庄等8个街道共110个社区回收试点网点的再生物资进行统一收取和物流运输，而试点的“社区回收站”所有“回收员”都是外地进京务工人员，其中八成就是以前的拾荒人。

　　垃圾税是绿色税种吗?

　　城市中庞大的农民回收队伍，的确为北京环卫部门减负不少，但所剩生活厨余垃圾数量依旧庞大，令管理者大为头疼。

　　1991年，北京利用世行贷款建成了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并投入使用，这标志着北京的垃圾处理进入无害化阶段。此前，北京的垃圾不过是采用简易堆放的方式进行处理。

　　所谓“无害化”，很长时间国内主要指“填埋”。据北京市政管委会介绍，截至2005年底，北京对垃圾的处理中，3.1%进行了焚烧处理，8.4%堆肥，制作成垃圾肥料，88.5%则填埋。预计到2010年，北京的垃圾日产量将达到1.6万吨，这对于北京城是个巨大的挑战。而现实的情形恐怕要更加悲观一些，因为规划中的焚烧及综合处理设施均建设进程缓慢──北京计划建设南宫、高安屯、六里屯、阿苏卫4座生活垃圾焚烧厂，但其中高安屯和六里屯因为环保问题遭致周边居民及企事业单位强烈反对，一度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然而，在王维平看来，过去政府的一些法律和政策都在被动地接受垃圾，强调末端无害化处理实际上是“下策”。那么，何为“上策”呢？自然是“源头减量”。要实现“源头减量”，自然要从制造厨余垃圾的家庭入手，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

　　要解决这个问题，“日本经验”值得借鉴。日本的家庭垃圾分类极为精细，最早分为可燃和不可燃两类，后来又增列出资源垃圾和粗大垃圾，以及电池、灯管和油漆等有毒有害垃圾。常常访问日本的杜欢政教授说，哪怕一个普通的酒瓶，日本的家庭主妇也要把它分解成瓶身、瓶盖和复合膜单独存放，积蓄一定数量再交给垃圾车。

　　如此精密的垃圾分类适合中国国情吗？杜欢政认为，这在中国还不太可行。原因在于，中国和日本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只能学习它的精神和理念，然后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出在发展中国家切实可行的方法。“举个简单的例子，日本的女性多数不用上班，在家专门管理家务，中国女性有这个条件吗？”杜欢政说。

　　既然精细垃圾分类在中国目前尚不可行，那该怎么办？于是，有人提出以征收“垃圾税”的方法来扼制家庭垃圾产量。不难理解，这同为控制白色污染而进行塑料袋收费的思路如出一辙。

　　“垃圾税”这个提法听起来还有点新鲜，不过，征收垃圾处理费在中国却已有年头，无论《中国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还是1997年六部委联合发文，都对收取“象征性”垃圾处理费作了相关规定。以北京为例，每个家庭每月需缴纳3元垃圾处理费，每年仅36元。

　　“一个3口之家每年大约产生垃圾1.6吨，即使按照120~125元/吨的垃圾处理成本，36元也过低，”王维平说，“尽管增收垃圾处理费用可能连带产生收费是否公平的问题，但它是目前切实可行的方法。”

　　不过，杜欢政认为增收垃圾处理费并不是治本良方，“垃圾量与居民消费结构密切相关，与垃圾收费并无直接关系”。

　　对于垃圾收费的问题，国内外一直存在争议。 譬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2001年审议通过《广东省城市垃圾管理条例》时，曾否决条例草案中原拟的“征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规定。

　　去年，英国政府曾提议引进“垃圾税”这一新税种，对扔垃圾这一行为收税，而这一设想却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其后，下议院下属的一个跨党派委员会表示，由于正在讨论中的“垃圾税”征收计划程序过于复杂、表述令人费解，政府开征“垃圾税”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据了解，在已经实施“垃圾税”的爱尔兰，越来越多的居民为了“合理避税”，在自家后院焚烧垃圾，造成了许多火灾隐患，并产生了更多难以处理的废气。还有些居民为了逃税，竟然将自家的垃圾偷放在邻居的垃圾箱里。

　　王维平认为，爱尔兰的情形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现阶段中国垃圾费将按人头收取。不过，一旦条件具备，按照每个家庭实际产生的垃圾量来征收垃圾处理费是一个努力的方向。

　　从证券交易印花税，到塑料袋收费，再到加大征收垃圾处理费，这一系列的税费政策真的能够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吗？

　　(感谢《光明日报》记者、环保作家冯永锋为本文撰写提供的支持，本文写作亦参考冯永锋专著《不要指责环保局长──从北京看中国城市环保出路》)

　　应对垃圾新思维：从处理到管理

　　王维平

　　人类历史与垃圾同行

　　垃圾始终伴随着人类，见证了社会的兴衰发展，据《汉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23年，就有了环卫工人。但同时，垃圾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困扰，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迈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美国人从1924年开始填埋城市垃圾，到了1980年代，到了无处可埋的地步。

　　1972年以前，城市垃圾大部分都被运往农村做肥料，那时候的垃圾里极少金属、塑料，大都是些烂菜叶、剩饭，顶多有些脏土，所以，农民很欢迎城市的垃圾。可到了1970年代前后，城市垃圾的成分日益复杂，塑料袋、玻璃、电池、有毒金属等构成了垃圾的主体。

　　在国际上，1972年是个分界线，农民从那年开始拒绝再接收城市垃圾。中国大概是在1979年，开始出现农民拒收垃圾肥料的事情。从那到现在快30年了，城市垃圾只能堆放到城郊空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垃圾围城的局面。就连首都北京也不例外，几年前同样处于垃圾环带的包围中，只是最近两年才有所好转。

　　垃圾一方面扼杀、吞噬着城市，改变着城市风景，同时也启发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循环经济。据国际相关权威机构统计，2005到2007年，3年间全世界主要的工业原料有40%来自于废旧物资。2005年一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回收的废旧物资总量价值2500亿美元，欧洲是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最好的区域，单是用纸一项，全欧洲再生纸占了消费总量的70%。

　　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米其林轮胎。他们著名的“371承诺”，每条轮胎能够翻新3次，使用7年，行驶100万英里。废旧的轮胎使用3次之后，即使最后彻底不能再奔跑，仍然能够做成橡胶粉被利用。

　　为什么欧洲会这样呢？在当代世界格局中，资源争夺是国际斗争最重要的议题，欧洲地域狭小、缺乏资源，历来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废旧物资是跟石油、天然气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

　　而在全球范围内同样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废旧物资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议题中早已是共识，只是在中国我们还认识不足。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问题，迟早大家都会明白，垃圾绝不仅仅只是垃圾，它是一堆宝藏，重要的是看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些宝藏。

　　走向垃圾综合管理

　　把垃圾当成资源来对待时，我们就应该用“管理”这个词，而不是“处理”。如今，欧美国家最先进的主流思想就是走向垃圾综合管理，结合中国垃圾实情，对于垃圾管理，主要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一、合法性。在中国，我们管理垃圾目前要遵循的最重要法律是2005年出台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部法律的基本思想是先进的，主要提出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减量化。目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发达的欧美日，城市垃圾每年都能做到负增长，东京从1989年就开始了负增长，至今已持续了19年。欧洲除了希腊和土耳其外，全部城市都能做到垃圾负增长，这是人类社会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中国来说，资源化则是更加现实的问题，研究垃圾的学者都会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这个就不用细说，单是垃圾管理带来的就业大军就是很可观的数字，在中国，600多座城市，一共有230万垃圾产业大军，光北京就有17万之众。

　　无害化则是一个基础性原则，对于垃圾的各种处理方式，主要目标就是避免污染环境。

　　二、系统性。垃圾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产品生产开始，就应该给予考虑，在垃圾管理先进的国家，有各种法规，在新产品出厂时，就对废弃后的回收和利用做了规定，主要由生产厂家承担这项工作。当垃圾产生后，从前期的垃圾分类到厂内分拣、再生产品的制造、销售以及重新使用都需要系统安排，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准备好，都于事无补。

　　以北京为例，前几年搞垃圾分类，到处宣传环保，制作分类垃圾桶，前后花了一亿元，最后却换来老百姓骂声一片。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听政府的话，加强环保意识，小心翼翼地把垃圾分类丢，可垃圾车一来，一股脑把所有垃圾都堆进去了。其实，北京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垃圾分类处理手段和设施。这样就既浪费资源，又欺骗了民众的信任和感情。

　　东京也曾经有过没有系统考虑垃圾问题而带来的城市管理教训。当时日本人找到了垃圾焚烧发电这个处理法宝，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投入25亿美元，在东京城区各地建设了25座最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可是刚刚开工没多久，其中10座就停了，因为没有垃圾吃了。市政府在设计之初，根本没考虑过垃圾负增长的情况，现在，东京的垃圾越来越少，这些焚烧发电厂大部分都面临被拆除的状态，这个事情让东京市民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了强烈质疑。

　　三、经济性。垃圾管理同样也要遵循经济学的最优原则，要用最少的钱来获取最大的收益。这里的收益不单指经济收益，更包括环境收益和社会收益，要将环境、经济、社会三方收益综合考虑，平衡处理，决不能为了省钱、挣钱而危害环境，更不能漠视垃圾处理场地周边居民的利益，为了处理垃圾而造成居民成天投诉，这同样是得不偿失。

　　建立系统操作体系

　　要实现垃圾的综合管理，只靠政府远远不够，甚至，主要的工作也不能由政府来承担，而应该遵循责任分担的原则，政府、企业、公众都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其实，建立这个系统并不是很难，很多企业都愿意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日渐高涨，政府应该只从立法、监督、处罚三方面努力，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企业去做。

　　另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差异性原则。垃圾成分与地域、气候、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每个城市的垃圾都是不一样的。以北京为例，海淀区跟丰台区的垃圾成分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跟青海的垃圾差异就更大了。

　　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在管理垃圾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实行统一的标准和工艺，一定要分类对待，摸索出最适合本地的垃圾管理经验。也因此，中国管理自己的垃圾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的学者和技术人才在实地调研中国城市垃圾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出本土模式。

　　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垃圾管理思想体系和实际操作经验，所以在垃圾问题上，中国的600多座大小城市一定会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香港，即使他们的垃圾热值已经达到每公斤8200千焦(4200千焦即可直燃)，也因为缺乏系统的垃圾管理思想而时常被垃圾问题困扰。

　　总体来讲，中国的垃圾管理事务，这两年在不断进步。仍以北京为例，虽然系统管理的操作体系还没有建立，但至少在政府决策层的头脑里，垃圾问题已经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系统管理的思想已经初步建立起来，接下来就是怎么操作的问题了。

　　人类与垃圾的关系分为四个阶段：自然净化、堆放污染、末端治理和减量化资源化阶段。如今的中国城市正处在第三阶段，这是现实困境所决定的。但我们应该提倡迅速地进入第四阶段，起码在中国的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香港、广州这样的地方应该率先进入第四阶段，而不是大量修建焚烧炉，在末端治理阶段徘徊不前。

　　(作者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 本刊记者田磊采访整理)

　　奥运垃圾处理进行时

　　吴 那

　　奥运会把数量庞大的人在短时期内集中到一个不大的区域内，产生的巨量生活垃圾是一件让历届主办方都非常头疼的事情。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道理好说，但如何把这些资源放到合适的地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专家预计，2008年奥运会期间，将产生1万吨以上的垃圾。随着奥运会一天天迫近，中国的奥运垃圾处理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处理厂的新建与停用

　　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主要是餐厨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将收集的餐厨垃圾经过固液分离机，将大体积物料挤压脱水并提出。在北京，污水得到处理可达到《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三级排放标准。由于分离出的固体物质有机物含量很高，可作为堆肥原料。处理餐厨垃圾，需要专门的垃圾处理厂。

　　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北京将建设4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日处理能力将达到1200吨，于奥运会前建成投入使用，力争100%处理北京餐厨垃圾。2007年10月13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投资2133.79万元，历时1年建成的北京市首座餐厨垃圾处理厂投入运行。

　　这座餐厨垃圾处理厂位于大兴区赢海乡南宫堆肥厂内，占地面积0.39公顷，年处理餐厨垃圾7.3万吨。具有每天处理200吨餐厨垃圾的设施，主要处理北京市122家奥运签约饭店、31个奥运场馆和部分餐饮单位的餐厨垃圾。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市部分大型餐馆、学校、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餐厨垃圾也将统一收集处理。据测算，北京市每万人日产生餐厨垃圾约1.22吨，全市餐厨垃圾日产生量约为1200吨。

　　除了这些新型的餐厨垃圾处理厂，原有的焚烧、填埋等处理方法依然使用，但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等原因，一些原有的垃圾处理厂在改造中。

　　昌平垃圾综合处理厂位于昌平区东沙河上段东岸，属于规划昌平新城中部，是昌平新城的景观建设中心。但因为这个垃圾综合处理厂紧邻2008年北京奥运会铁人三项赛比赛场地，对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昌平区关闭了垃圾综合处理厂，将焚烧车间改为垃圾密闭转运站。位于昌平卫星城范围内的昌平垃圾综合处理厂现已停用。

　　昌平辖区内有18个街道及乡镇，日产垃圾在1000吨以上，其中城区日产垃圾300吨，街道乡镇及农村地区日产垃圾量约990吨。全区将新建16座密闭垃圾转运站对垃圾进行压缩处理，然后送到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填埋。

　　根据《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卫专业规划》，北京在“十一五”期间将投资75.6亿元，建设48个大型环卫基础设施。其中，包括投资70.9亿元建设27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7座垃圾转运站，投资2.8亿元建设9座粪便销纳站，投资1.3亿元建设4座建筑垃圾处理场。

　　高科技的运用

　　为了更好地解决垃圾处理问题，垃圾处理工作中引入了大量新技术。国内首套专门用于接收、处理已经居民分类过的垃圾精分选系统——小武基光谱分选系统开工建设，并将在奥运会期间投入使用。

　　光谱分选系统是根据不同物质对光谱形成的反射不同的原理，实现不同物质之间更为精细的筛分。仅塑料就能按原料不同分出8种，分类回收，更好地实现再利用，提高分选和处理效率，处理精度比现在大幅提高。该系统还能分辨纸张等轻质物质。

　　光谱分选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垃圾分选技术之一。建成后，小武基大型固废分选转运站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实现光谱分选的垃圾分选站。届时，奥运中心区场馆产生的大量分类垃圾将通过此系统进行精细分选，为北京实现“绿色奥运”提供技术保障。

　　据悉，该系统建成后还将配套建立全透明的空中参观通道，届时参观者可以零距离观看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垃圾分选设备运行过程。

　　由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小武基分选转运站渗滤液处理工程，已通过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该工程总投资550万元，日处理渗滤液能力可达60立方米。经过该工艺处理后的渗滤液和污水可达到国家二级排放水标准。

　　5种新型环卫车辆去年正式“上岗”，这些车辆具有道路清扫、吸扫、清洗以及餐余垃圾处理等功能，有的环卫车辆可自动吸扫落叶、树枝、污水沟内杂物等垃圾。专门用于城市道路清洗的清洗车，其出水水压较强，一次作业就可呈现道路本色，洁净度可达到“席地而坐”的程度。这些新型环卫车辆效率可达目前同类设备的10倍左右。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将为奥运场馆提供优质服务。

　　中国自主研发的餐余垃圾车，车箱体内采用推板压缩方式，车身底部安装有大容量的污水箱，在餐厨垃圾压缩装箱过程中，能将残渣和液体初步分离。抵达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后，餐厨垃圾通过车辆后门，直接卸到处理设备处，能够避免二次污染。这些餐厨垃圾收运车将主要用于奥运场馆和签约饭店的餐厨垃圾收集清运，然后将餐厨垃圾统一运送到环卫集团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北京环卫集团称，公司采购了30部多功能餐厨垃圾收运车，主要用于保障奥运场馆和签约饭店的餐厨垃圾收运处理。

　　奥运场馆周边将配置800多座移动公厕，大客车式的移动公厕也正在研究中。

　　垃圾处理能力增强

　　随着垃圾处理厂的兴建和高科技的不断应用，北京的奥运垃圾处理能力不断增强。北京市的垃圾管理工作，也已经逐步从末端向源头转化，从被动的接受垃圾向主动的消减垃圾和资源化利用垃圾转化。

　　去年，100多家奥运场馆、奥运签约饭店作为首批试点，餐厨垃圾开始启动规范化管理，有关部门将建立起餐厨垃圾排入申报管理制度，试点单位将每天申报餐厨垃圾的日产量、委托收运单位及最终处理去向等。

　　在进行试点后，从今年起，北京市将在总结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餐厨垃圾规范管理范围，初步建立专业化收集、运输和处理的管理运行体系。在今年6月前，所有奥运场馆、奥运签约饭店的餐厨垃圾都将实行单独收集运输和处理。122家奥运签约饭店、31个奥运场馆和部分餐饮单位的餐厨垃圾纳入规范管理和安全处置。

　　200余家以奥运场馆，奥运签约饭店、宾馆为主的社会单位已与北京环卫集团签订餐厨垃圾集中收集清运处理合同，其餐厨垃圾都将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随着环卫集团与奥运场馆，奥运签约饭店、宾馆签约的增加，从1月至2月中旬，集团的餐厨垃圾收集处理量明显增加，达到6250吨。其中2月上旬10天的收集处理量2050吨，相当于去年一个半月的收集处理量。去年环卫集团共收集清运处理餐厨垃圾9040吨。

　　“申奥时的承诺，比如污水处理问题、水源保护、垃圾处理等，北京已经完成了，从趋势看，北京具有兑现全部承诺的能力。北京奥组委此举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奥运村是以人为本、健康、舒适和节能的居住环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北京2008奥运会环境审查报告》这样评价。

　　重庆的环保名片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重庆

　　犹如国际大片里的撼人情景：坐在透明玻璃窗后的操作员利用电脑控制，让两个巨大的“铁爪”轮番探入20多米深的垃圾池，抓起垃圾投入旁边的焚烧炉。

　　这家24小时不停运转的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童家溪镇，工厂外貌犹如一座漂亮的小型公园。技术人员廖国勇说：“每吨垃圾可发电230度，我们每年可以处理约50万吨生活垃圾，同时解决3万多户人家一年的用电量。”

　　重庆市在2008年初决定垃圾处理场未来发展方向是采用焚烧方式处理，并将择机关闭主城区现有的垃圾填埋场。重庆的情况预示着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的改变。

　　垃圾抢夺战

　　重庆主城区每天产生3000吨左右城市垃圾，目前主要有两家垃圾处理场正式运营。一家是隶属于市政部门的长生桥垃圾卫生填埋场，另一家就是同兴垃圾发电厂；前者于2003年7月正式运营，后者则为2005年3月，属BOT(建设-运营-移交)项目。

　　同兴垃圾发电厂建成后，双方即展开了一场著名的“垃圾抢夺战”。2005年4月，由于所需垃圾量缺口大，同兴垃圾发电厂开始到江北区、高新区及大渡口区和九龙坡区等地“抢垃圾”。按设计，当时同兴每天需要1200吨生活垃圾才能“吃饱”，但当时每天最多只有800吨垃圾入场，仅为总需求量的2/3。该厂的技术人员廖国勇说：“垃圾供应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甚至生死，所以那时候的竞争非常激烈。”

　　鉴于“垃圾抢夺战”愈演愈烈，最后重庆市政府不得不出面协调，“在照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组织重庆主城区垃圾的调运”。“两家企业一直在争夺垃圾资源，实际上是争夺垃圾处理费。”重庆市的一名官员表示。

　　按照重庆市的政策规定，每处置1吨垃圾，市财政补贴长生桥填埋场48元处置费；而给同兴发电厂的处置费是每吨69.9元，原因是“焚烧发电更环保，而且同兴是由企业投资”。

　　长生桥垃圾填埋场投资4.87亿元，占地1037亩，设计能力是每天处理垃圾1500吨，设计寿命20年；同兴垃圾发电厂投资3.15亿元，占地150亩，其使用年限却不会像填埋场那样随着垃圾库容的减少而“寿终正寝”。虽然垃圾发电占地少、污染少，但是目前垃圾填埋仍然具有费用低廉的优势。

　　但是，垃圾填埋的本质决定了其二次污染的可能。2004年8月13日至15日，长生桥垃圾填埋场所在地南岸区长生镇的村民认为垃圾场散发的臭气难以忍受，加上污水排入河流，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因此阻断交通，导致垃圾无法运入。堵路持续，重庆全城迅速被4000吨垃圾围困，主城区有的主干道一半堆满了垃圾，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味，引发了著名的“都市生态危机”。

　　而让同兴发电厂一直自豪的是，“从来没有人因为污染问题来到我们厂门前抗议”。同兴发电厂的技术人员廖国勇说：“我们还经常主动邀请、组织周边的干部、群众到厂里参观，让大家充分了解生产的真实情况。”

　　廖国勇表示，1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后只剩下20%的炉渣和20公斤的废灰；炉渣可制成砖、路沿石等建材，并能用作高速公路铺路，作稳水层；而只占原垃圾容量的1~3%的废灰也正在进行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另外渗滤液通过生化、超滤和钠滤处理后，用于厂区花园浇灌实现回用，“可以说进入同兴垃圾发电厂的所有垃圾，不会有什么污染和浪费”。

　　2007年，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共接收垃圾52万吨，与2006年接受垃圾43万吨相比提高20.9%，处理量已近重庆市主城区的1/2。

　　“垃圾研究院”

　　“我们不但在技术上领先填埋式的垃圾处理场，也在投资、生产成本上远远低于国内很多垃圾发电厂。”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综合部副部长杨洋说，“因为我们的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这样成本就被大规模降下来了。”

　　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是国内第一座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然后消化吸收创新并完全实现关键设备国产化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其业主为重钢集团旗下的重庆三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也是国内唯一有能力生产大型垃圾焚烧发电核心设备的企业。“三峰环境”与法国阿尔斯通(2002年因阿尔斯通业务调整，技术转移至德国马丁公司)签订了垃圾焚烧发电中国独家引进技术《许可协议》，同时签订了合同价格550万欧元的同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和技术服务协议》。

　　“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都是全套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由政府投入巨资建设而成的。”杨洋说，“例如上海浦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完全使用进口设备，投资达6.7亿元，而同兴依靠重钢既有的设备制造能力，实现关键技术的国产化，项目总投资仅为3.15亿元。”

　　“在三峡蓄水以前，为了不使被淹的沿江垃圾对水体直接造成污染，且时间紧迫，重庆市垃圾绝大部分是采用填埋方式，这种办法见效快且成本较低。” 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说，“但现在却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如在垃圾填埋中对渗滤液的处理未过关，且填埋占用了土地，市政府出于对环保和减少土地占用的考虑，已经把垃圾发电作为将来发展的方向。”

　　2006年11月，集垃圾发电产业的技术研发、培养全国垃圾焚烧发电技术人才等为一体的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于重庆科技学院新校区内。该研究院是由重庆市科委、重庆科技学院和重庆三峰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三方合作成立的，届时将建成一个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垃圾焚烧发电装配、集成、调试基地。

　　随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工程中心中国分中心(EEC-CHINA)也于2007年10月落户重庆科技学院，主要与重庆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研究院合作，共同致力于垃圾焚烧发电新技术的研究。

　　2007年末，重庆市建委有关官员透露，将再建一座日处理垃圾能力2000吨的垃圾发电厂，总投资约5亿元，目前正在进行设计，选址工作也即将展开，力争在3至5年后主城区生活垃圾全部用于焚烧发电。杨洋说：“重庆的第二座垃圾发电厂肯定由同兴去承担建设，因为我们是已经成功的先例。”

　　除了在重庆本地的成功运行，同兴及上级“三峰环境”已经将竞争的触角伸向国内外：分别在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和中国福州红庙岭以BOT方式建成了生活垃圾发电厂，均预计在2008年内投产；分别参与重庆万州三峡垃圾发电厂、成都二期垃圾发电厂的投标。

　　“垃圾焚烧装备的国产化，正在推动中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杨洋说。

　　现在，同兴每年平均发电1亿多度，其中9000万度进入国家电网销售，其余供自身生产使用。杨洋说：“虽然赚钱不多，但我们也算是个赢利企业，而且员工收入在重庆也不算低。”

　　“我希望同兴垃圾发电厂能够参加明年的世界垃圾焚烧发电技术评选。”2007年10月，美国工程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资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经济评估专家赛米尼斯一行到中国考察垃圾焚烧发电领域的现状，重庆同兴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他的第一站。

　　未来之争

　　由于中国一些城市环卫部门一级垃圾分拣较为粗糙，造成一些建筑垃圾中的塑料等材料和少部分医疗垃圾也进入垃圾发电企业的垃圾处理场，使得焚烧中二恶英等有毒气体超标造成二次污染，这也是目前对焚烧垃圾的最大争议。

　　“经过焚烧，垃圾中的细菌、病毒比其他处理方式消灭得更彻底，各种恶臭气体被高温分解、烟气经过处理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几率很小。”重庆同兴垃圾发电厂的杨洋说，“事实上人们普遍担心的‘二恶英’只要温度保持在850度以上的燃烧，停留两秒时间就会基本消失，我们厂执行的是欧盟低于每立方米0.1纳克的标准，而且这些技术指标都是送到欧洲比利时测试达标的。”

　　杨洋表示，他们一直都“以国际标准要求自己，而不是中国标准”。现在，同兴已经成为了重庆市的一张环保名片，每次有贵宾光临，政府有关部门都会邀请到同兴参观考察，“一次又一次获得喝彩”。

　　近年来，随着中央政府对循环经济倡导和宣传力度的加大以及城市土地价格的攀升，与兴建垃圾填埋场相比，中国地方政府更愿意建设垃圾发电这样循环经济的“政绩工程”。于是，垃圾发电行业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

　　中国“十一五”规划倡导循环经济，最重要一环就是鼓励开发可循环再生的新能源，而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垃圾发电是公认的三大清洁新能源，“其中垃圾发电的综合效应最为突出”。专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新增垃圾发电装机容量330万千瓦左右，按每千瓦4500元的设备造价计算，中国垃圾发电市场容量为149亿元。东部沿海及南方经济较发达地区，许多民营企业十分看好该行业。

　　蒲勇健指出，垃圾焚烧发电的重点是垃圾处理而不是发电，要防止一些地方以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为名，新建小型火电厂，使垃圾处理产业化走入歧途，“因此中国必须尽快规范完善技术政策”。

　　垃圾发电的中国版图

　　本刊记者 胡家源 发自杭州

　　浙江大学工程热物理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有句名言：废弃物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在国外，1公斤垃圾平均热值是2000千卡(接近每千克标准煤实际热值的1/3)，这个数值在中国是1300到1400千卡。”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池涌告诉记者。

　　目前中国有661个大中型城市，这些城市人均年产垃圾以8%~10%的速度增长；对垃圾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并将占用大量土地，从而制约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据统计，2006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48亿吨，全国城市有2/3被垃圾环带包围。

　　无怪乎，今年2月19日，城市垃圾处理技术作为4项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中的环境保护关键技术之一，被清晰地列入发改委发布的《“十一五”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规划》之中。处理城市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已经成为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很显然，单靠地方政府每年拨出几百万的财政资金，要实现这些目标无疑是杯水车薪，那么，面对堆积如山的垃圾，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是如何做的呢？

　　被卖掉的“样板工程”

　　每天清晨4点多，位于杭州市区西北半小时车程的乔司垃圾发电厂就开启了大门，从城区各环卫所开来的近百辆载重8吨的垃圾车，穿越不过六七米宽的伸缩门陆续开进这个香樟、冬青树密布的工厂，中午时分，更有来自附近乡村的几百辆垃圾三轮车鱼贯而入。据了解，这些垃圾车，每天运到公司的都有100辆次左右，垃圾总量超过500吨。

　　杭州的八大城区加上下沙、西湖风景区，目前每天产生生活垃圾3000多吨，在夏天，这个数字还要略高一些。春节、 五一及十一节假日，垃圾的总量也比往常要多。这些垃圾被运到乔司垃圾发电厂的材料区后，就被直接倾倒在垃圾堆放区一侧的预处理平台上，然后随着机械传送带，被带进了流水线操作的发电程序中。

　　首先，是工人的分拣，拣出铁桶、大砖块等不易燃烧的垃圾，然后袋子被切开，使垃圾散开，再用磁性带吸走铁盒、啤酒瓶盖等，经过传送再除铁，然后进入垃圾成品库。一架吊车，每隔七八分钟，就会从这个成品库里，吊走1.8吨左右的垃圾，运进焚烧炉。在整个预处理过程中，每天都会拣出2吨以上不能燃烧的东西。

　　接下来，垃圾、以及一部分助燃物(主要是煤粉)被鼓风机吹到锅炉里的半空中进行充分焚烧，燃烧后的热量被传输到几台专门的集成发电机组上用来发电，而产生的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半干法烟气处理系统等脱尘、脱硫、脱酸、除去二恶英后达标排放。最后，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约5%的废渣，被运到几公里外的砖瓦厂，制作成铺人行道的路面砖。

　　这就是杭州郊区乔司垃圾发电厂的一幅典型生产图景。

　　该厂是1999年由当时的国家计委批准，杭州锦江集团固定投资2亿多元，依靠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的垃圾焚烧技术新建起来的“大规模清洁焚烧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高技术产业化示范项目”，日处理垃圾800吨，而且，这个示范项目完全采用的是国产化设备，被业内看作是中国垃圾发电的国产化“样板工程”。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副所长池涌告诉记者，全部采用国产化设备，设备投资比依靠进口的同等规模垃圾发电厂要少一半，有的甚至要少2/3。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02年6月建成并运行的乔司垃圾发电厂有两台发电能力各为0.6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每天发电量近30万千瓦，“其中的80%，即约24万千瓦的电并入华东电网，这个数量是杭州(当年)夏季缺电量的1/5”。截至2004年，乔司垃圾发电厂共已发电1.6亿千瓦，按80%的并网量计算，锦江已获发电收益6000万元左右，收回固定投入还要6年时间。

　　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了解到，这个前景看好的环保能源项目，已经在两年前被杭州锦江集团整体转让给了浙江省电力公司，后者在2004年的浙江“电荒”危机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目前国内垃圾发电项目多采用BOT模式(建设-经营-转让)，服务期限大多为25年左右。”一名证券分析师告诉记者，垃圾发电项目具有前期投资大、运营成本低的特点，加上优惠上网电价和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能给后来者带来稳定、高额的回报。

　　亏损的余杭热电厂

　　作为目前全国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民营企业，杭州锦江集团在全国已经建设和正在建设的垃圾焚烧项目有近 20个，分布在山东菏泽、河南郑州、安徽芜湖以及湖北武汉等地，但媒体报道称，这些项目目前很多尚处于亏损状态。“该公司进入行业较早，但由于早期国家尚未对垃圾发电的补贴和上网优惠电价作出明确规定，公司早期投资的部分项目盈利能力欠佳。” 国金证券的一名分析师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距离杭州市区西几十公里远的余杭镇上有座余杭热电厂，现在已经改名为“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不过这里的老百姓只认得去热电厂的土路，对于新的公司名称显得非常陌生，颠簸的三轮小汽车拐来拐去，中途竟然误停在一个叫“锦江木业”的小作坊门口。

　　3月4日，记者来到了这个10年前投产的全国首座国产流化床垃圾焚烧电厂，这座上世纪90年代初投资6000多万元建造的以煤为主要燃料的火力发电厂，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垃圾焚烧项目的介入，很可能早就因耗能太高而进入国家限令停产的“黑名单”中。

　　目前杭州共有4个垃圾发电厂，分别位于乔司、余杭、萧山和滨江，其中被列为2007年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的萧山垃圾发电厂，几乎更是杭州锦江集团按照乔司电厂的模式复制出来的，余杭热电厂则是杭州锦江集团在垃圾发电业务上的老基地。不过，这个老基地眼下状况堪忧。

　　“100人不到的发电厂，(锦江集团)总部已经投资将近2亿元了，2007年亏损是400多万，今年煤价上涨，估计亏损会更厉害。” 锦江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成福告诉记者。煤是该电厂用垃圾发电的重要助燃剂，目前是0.2吨煤和0.8吨垃圾混合，投入焚烧炉里燃烧发热，最高时煤和垃圾的投放比例能达到1∶9。

　　余杭热电厂一共有3个锅炉，其中一个是只能以煤为燃料的，现在已被关闭，另两个是浙江大学研制的流化床焚烧锅炉，里面有一层被烧得通红的石英沙，焚烧炉内的温度控制在850℃到950℃之间。但目前有一个锅炉正在改造，今年7月才能投产。“一套锅炉设备价值几千万元，每年的折旧费就要300到400万。”徐成福表示。

　　鉴于未分类压缩过的垃圾燃烧效率不高，余杭热电厂还需要投入新的垃圾收集分类和压缩装备，这使得垃圾预处理环节的成本增加了20%，这还不包括最终的废气处理和脱硫装置要面临严格的环境评价。当然，垃圾焚烧后的废渣是制水泥和制砖的绝好原料，余杭热电厂每天垃圾量的10%都变成了这样的原料。

　　目前只使用了一个锅炉的余杭热电厂，在正常情况下如果24小时满负荷运转，每天的发电量将近15万千瓦，由于是资源循环利用，并网电价比一般热电厂每千瓦要高出3分多钱，达到5.336元/千瓦；与此同时，这里每天还能为周边企业和居民区供热将近400吨，供热价格是152元/吨。当然，也是在热电厂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通常时候，厂里负荷大时用电量也大，发电这块基本是亏损的，仅仅依靠供热的收入，远远不够。”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华伟表示。

　　按照徐成福的说法，包括用煤在内，余杭热电厂处理一吨垃圾的平均费用是65元，而现在杭州市规定的垃圾处理补偿费用是每吨不到20元。不过在这一点上，有业内人士判断，“只要补偿费达到每吨40元到50元，杭州的一些垃圾发电厂就能活得很滋润了。”

　　中国国情下的“垃圾发电”

　　自1985年深圳建设了第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以来，“十五”期间，国家已经在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大城市建设垃圾焚烧厂20多座，而按照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拟建和在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还将有近60座。

　　尽管垃圾焚烧相对于垃圾填埋处理方式来说占地少，相当于节省了70%的土地，并能够产生新的能源，但垃圾焚烧也同时存在许多弊端。

　　环境的二次污染是公众所担心的一个问题。专家表示，如果垃圾没有在820℃以上燃烧，将会产生对人体非常有害的二恶英，与此同时，尾气的脱硫和除尘处理如果未通过达标排放，也会产生很多污染源。今年两会前香港居民对当地拟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一片质疑之声，正是基于此一因素。

　　最重要的还是成本问题。据媒体称，我国拥有成熟垃圾焚烧技术的单位有中科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温州伟明集团等几家单位，绝大多数项目都是从日、法、德、比利时等国引进设备。上海虹桥生活垃圾焚烧厂引进德国设备9亿元，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引进日本设备7.5亿元，而深圳7座焚烧厂中有5条是引进比利时和日本的设备，总金额高达20亿元。而一个垃圾焚烧厂除去设备投资外，还需要土地占用费、运营费等等，动辄几亿甚至十几亿的投资对于目前的国情不太适合。

　　浙江是国内利用垃圾发电比较先进的省份。浙江省温州市已经建设了4座垃圾焚烧厂，是全国第一个可以实现把全部垃圾进行焚烧的城市，这4座垃圾焚烧厂均是由浙江温州伟明集团以BOT形式建设的。此外，杭州市和金华市也是垃圾发电的拥护者。

　　据国金证券一名分析师的报告称，在中国，垃圾发电投资运营商可以分为三类：政府主导型企业，由地方政府出资建立垃圾发电项目，公司作为政府建设这一项目的平台，如上海环境、泰达股份、北京环卫、中国环境保护公司等；专业投资运营型企业，引进其他人的技术、专注于BOT模式建设运营垃圾发电项目的企业，以运营管理为主，如威立雅环境(中国)、金州环境、桑德环保、合加资源和光大国际等；工程投资型企业，使用自己开发的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对垃圾发电项目提供从工程建设到运营管理服务的企业，以工程建设为主，如百玛士环保、杭州锦江、绿色动力和伟明集团等。

　　“目前垃圾发电产业竞争格局呈现外资试图进入、内资大企业垄断竞争、内资小企业试图以价格战抢夺市场份额的局面。”他认为，目前国内垃圾发电市场主要由上海环境、光大国际和杭州锦江、伟明集团等几家企业垄断竞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资本实力较雄厚、进入行业时间早、具备投资运营垃圾发电项目的充足经验。

　　事实上，在这个竞技场上，拨动天平的不光是市场的砝码，更重要的是国家涉及能源环保以及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完善和执行。

　　政策游走平衡木

　　《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指出，“十一五”期间将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32万吨/日，其中城市建设规模25.3万 吨/日、县城新增规模6.7万吨/日，城市建设规模中垃圾焚烧厂6.66万吨/日，占26.32%；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479项，其中垃圾焚烧厂82座，占17.1%；总投资862.9亿元，平均每年投资173亿元。

　　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电价优惠和垃圾处理补偿费，可以说是垃圾发电的三大经济支柱，但目前这些经济支柱，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达到三方平衡。

　　据记者了解，广州、深圳等城市一些最初引进国外垃圾焚烧设备导致成本过高的企业，政府所给予的垃圾处理补偿费用尽管已经偏高，却仍很难使企业达到盈亏平衡点；与此同时，一些城市的政策导向仍然是“以填埋为主，以焚烧发电为辅”，即使有所调整，但因为旧有的经济利益格局难以在短时间内打破，仍然在焚烧发电的补偿费用问题上有所保留。

　　与此同时，部分项目上网电价偏低也是一个问题，垃圾处理、发电产业链条上各方利益如何补偿、社会成本如何分摊，目前尚缺乏明确界定。

　　为此，有关人士建议，扩大垃圾处理费收取范围；垃圾处理费收取标准要补偿垃圾处理企业收集、运输、处理成本，并合理盈利；改进垃圾处理费征收方式、降低征收成本、提高征收效率。此外，对于垃圾发电上网优惠电价，发改委《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已明确规定：2006年及以后建设的垃圾发电厂，上网电价执行2005年脱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补贴电价，补贴电价标准为0.25元/度。

　　《全国城镇环境卫生“十一五”规划》指出：“十一五”末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要达到60%；“十一五”末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30%。

　　分析人士认为，从2006年数据看，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已完成计划，但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尚有不小距离，因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将成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固废处理的发展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