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话语权”两会交锋 体现我国民主政治进步

　　富人该怎样说话

　　新华社记者引述《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指出，“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因此关于富人话语权的交锋，“是我国民主政治进步的体现”

　　熊剑锋

　　自从2006年荣登胡润百富榜中国首位女首富之后，玖龙纸业（2689.HK）董事长张茵还没有像今天这般成为全国焦点。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提交了三份提案，内容分别是降低高收入群体的税负、减少对进口环保设备的关税，以及修改劳动合同法、取消无固定期限合同。

　　三份提案一经报道，舆论哗然。普遍的观点是，张茵作为政协委员，却只为富人说话，“不可以这么做”。也有人站出来为张茵“撑腰”，直言“政协委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他们代表各阶层和领域对国家政策方针提出意见和主张，本是很自然的事，这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体现，也正意味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联系之前地产富豪任志强多次“祸从口出”的例子，“富人说话”似乎一下子成了十分敏感的事情。富人该不该说话，他们究竟该怎么说话？

　　警惕富人“话语权”？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关于“富人话语权”的第一次争论，在此之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言论就引起过较大争议。

　　去年7月，茅于轼在媒体上发表了《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评论文章，认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原因是为穷人说话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即使说错了也只是技术性的错误，而不是立场的错误，而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为富人说话则恰恰相反，所以都为穷人说话，没人为富人说话。

　　茅于轼因此表示，现在的情况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此文一出，反对、质疑之声顿起，茅于轼也被迫继续写文章辩解。为什么公众对富人的话语权反应如此激烈，如此警惕和担忧？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种激烈的反应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当前确实存在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以权谋私的情况，由此导致和强化了社会不公，尤其是贫富差距过大现象。民众对此十分反感，他们对于富人为自己说话的反应，正是这种情绪的一种宣泄。

　　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贾春旺在此次两会所作报告指出，从2003年到2007年五年来，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79696件209487人，已被判决有罪116627人；2007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较2003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

　　2008年2月下旬的《瞭望》周刊载文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用于衡量收入差距的主要指标）已经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高于中国的历史高点。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了目前的0.47，已经超过了国际0.40的警戒线。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在去年5月完成的一份报告中披露：“中国居民收入中的隐性收入可能高达4.8万亿元，按现有统计数据约相当于2006年GDP的26%。灰色收入可能占其中的主要部分。”

　　毛寿龙认为，国内由于各种原因存在“仇富”的土壤，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更加剧了这种情绪。茅于轼也在文章中表示，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由于大众受传统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

　　此外，在最近学术界对相关话题的讨论中，“民粹主义”这个词被频频提及。毛寿龙表示，民粹主义的外延非常广泛，但是在当前国内，其核心特质是“用不思索的民意来削弱正在形成的有利于自由、权力、法治和发展的制度”。

　　以此次“张茵事件”为例，毛寿龙认为，张茵并非是为富人说话，而是为大家说话，为大家考虑制度选择的问题。张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其并非为自身说话，而是站在自身阶层的角度上提出对国家有利的看法。

　　毛寿龙表示，之所以会出现民粹主义的现象，一方面与社会整体受教育程度欠缺、知识不够普及有关，另一方面与当前社会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也有关。

　　毛寿龙表示，民众的情绪找到了发泄口，却弄错了对象。茅于轼在文章中也表示，他所说的为富人说话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

　　“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

　　与上次茅于轼发文引来几乎一边倒的指责相比，此次公众对“张茵事件”的反应有了很大不同。

　　在“张茵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后，公众明显分成了两个阵营，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寿龙对本报记者表示，对此次两会的观感是“开始变得有点意思了，辩论开始了”。

　　批评者指责张茵为自己的利益阶层说话，是在逃避企业社会责任。他们引述贾庆林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所作报告说：“各级政协委员是各界群众的代表人士，应该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因此张茵的表现偏离了一个政协委员的本职。

　　他们同时质疑，政协委员中的富人往往对自身阶层的情况更为了解，如果让富人为穷人代言，富人能够真正代表穷人说话吗？能说好吗？“与其让富人为穷人代言，不如改善政协委员的构成，让穷人也有自己的代言者。”一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

　　与此同时，尽管张茵否认自己是在为自己的阶层、为富人说话，但大量的民众包括政协委员都参与到了辩论中来，支持“为富人说话”的行为。

　　律师出身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指出：“一部新法律出台，总会影响利益各方，不论是站在自身立场提出要求或者作什么调整，只要是合法的，都应该是正常的。”全国政协委员、华侨大学校长吴承业也表示，政协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能发出各种声音。

　　张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没想到自己的提案会引起如此大轰动，但是作为一个老政协委员，“像今年这样的情况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会议越来越进步了，委员发言都很自如，甚至针锋相对，讨论很激烈，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大家都可以持自己的观点来讲话。”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此次两会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增量民主向社会底层的倾斜”——高官代表明显减少，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一倍以上，基层农民比上届增加七成以上，农民工代表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是一个进步，不过问题在于，全国1.5亿名农民工，仅仅3名代表，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富人又有多少呢？在富人代表有权为自己阶层代言的同时，农民工也应该有数量相对平衡的代表发言。

　　或许正如新华社记者在评述这场交锋时，引述《人民日报》今年2月22日评论地方两会的文章所言，“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因此这样的交锋“是我国民主政治进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