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男女社会

某个时期，阶级不合、观点、路线有异，夫妻便会反目，便会互相斗争，互相揭发。在婚姻中没有温情和爱恋，只有革命，只有斗争。IC

　　百年婚姻，变于革命中

　　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古松柏

　　一夫一妻制是迄今为止最后一种婚姻形态？或者，人类自始至今都是实行一夫一妻制？中国古代的多妾制度，算不算多妻？只要有关家庭婚姻的事，总是值得人们去思考。芬兰学者韦斯特马克著有《人类婚姻史》，就旨在论证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古老性和永恒性。

在他看来，是婚姻起源于家庭，而不是家庭起源于婚姻。不过不管怎么样，即便总是一夫一妻制，那这个形态也总是变化的。比如中国以前，有几个妾还要有个妻，妻还可以是自己的表妹，表妹呢，还需要是父母规定的。不过，在中国这百年，能维持不变的东西还真少。革命，革命，我们革命了百年，自然也把之前的婚姻模式给革了命了。

　　开始造婚姻的反

　　就从百多年前开始讲。洪秀全，这个野史上也是个风流的人物，他在革满清政府的命的时候，就开始试图改变中国的婚姻与家庭形式。“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辈！”兄弟姐妹们要结合，就要对上帝负责，那自然就搞一夫一妻制，并提倡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男女结婚只要祭告上帝，就算成婚。男女结婚双方向婚娶官申请即可，并发给证书；结婚证书叫做“合挥”，上面只写姓名、年龄、贯籍和行业职业，这与传统婚姻的“礼书帖”截然不同，婚礼在教堂举行，礼拜日由教主祈祷，宣道，联合新人的右手，向他们祝福，婚礼便结束了。

　　太平天国没了后，中国社会在婚姻家庭方面也就整体慢慢恢复了之前的习俗，该纳妾的还纳妾，该媒妁之言的还媒妁之言。不过，这没多久，清政府就垮了。政权不停改，货币经常换，说话都要变，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自然也免不了受到冲击，用原来的观点看那是——乱了，你看看《雷雨》，就够乱的。在这里，特别要提的是那些留过洋的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边宣扬解放，一边确实也身体力行地大胆追求着精神和肉体上的革命。就说鲁迅，也是和许广平携手度过了终生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的爱情生活；郭沫若，在经历了包办婚姻的悲剧后，先是弃妻离家，后东渡扶桑并娶了位日本妻子，回国后又与于立群同居。此外还有徐志摩与陆小曼，梁思成与林徽因，乃至孙中山与宋庆龄，他们的婚姻或离经叛道或浪漫忠贞，无不宣示着情爱的解放、婚恋观的革新。

　　此后，革命力量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的变革也是主动的，积极的。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婚姻条例》。其主要内容包括：男女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实行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红军战士的婚姻。那时，女子在选择丈夫时首先的目标就是红军指战员，这种革命的婚姻观一直都是苏区根据地的婚姻主导。

　　没有恋情，只有革命

　　1950年，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一种新的婚姻时尚开始流行，那就是朴素、革命同志式的夫妻关系。“同志”一词的称呼代表的不仅仅是称呼上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妇女的家庭地位和夫妻关系的深刻变化。

　　1966年5月，一场政治风暴从北京刮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大革命”对于人民的恋爱、婚姻是一场浩劫，从此中国人的婚姻生活走入了一个“禁欲”时代。在整个“文革”十年，婚姻中男欢女爱的感情成分完全被阶级斗争所淹没。“亲不亲，线上分”——阶级不合、观点、路线有异，夫妻便会反目，便会互相斗争，互相揭发。在婚姻中没有温情和爱恋，只有革命，只有斗争。

　　生动具体地表现“文化大革命”对人们的恋爱、婚姻的摧残的还有当时的模式化的结婚程序。城里的婚礼是在晚上进行的，因为白天得用来干革命工作。其基本程序是：新郎新娘共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家长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鞠躬三次；向来宾敬礼；分发喜糖。农村的结婚程序稍有不同：唱《东方红》、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这些程序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农村是讲究“坐席”、“随份子”，还有送贺礼。贺礼主要是“四大件”：脸盆、暖瓶、毛巾和被面。

　　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经历了两次单身潮。第一个单身潮应该是在1950年前后。一个原因是新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否定了一夫多妻制，这就要求必须把原来的妾离掉；另外，抗日战争、国共战争中，死亡了很多男性，也就是说婚配的对象就没有了。

　　第二个单身潮应该说就在“文化大革命”后。“文革”期间，离婚的政治成本相当高，很多人客观上婚姻破裂，但是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气氛，无法离婚。一直到了“文革”结束，才出现了一个离婚的爆发期。

　　爱情？还是说钱吧！

　　“文革”结束，新的革命又发生了，这次要革的是旧有经济体制的命。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条件不一样了，爱情婚姻当然也要变。

　　改革开放后，男的忙赚钱，女的也忙赚钱。经济上也不是谁也离不开谁，而是谁都离得开谁了。另外，计划生育也开始了，现在也没有那么多孩子了。再加上传统观念在国门打开的时候，不再像封闭社会那样从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经过许多外来观念以及支撑商品经济的一些观念冲击，比如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等，这些都成为时尚。再加上政治上不约束婚姻了，就是说，不会因为你在外面有男女关系的事把你抓起来斗争了。而国家在政策方面也有所改变，在1981年颁布《婚姻法》之前，没有说感情不和可以离婚的。《婚姻法》就有了“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可以离婚”的条款。

　　一种独身现象在许多城市里开始主动或被动地流行。自己跟自己玩得爽的，我们叫他们“单身贵族”，要是孤独地呆着很难过的，我们叫他们“剩男剩女”。与独身主义大致同步的是“丁克家庭”和“同居一族”。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有1000万人过着同居的生活。而2008年《社会蓝皮书》揭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婚姻现象：中国每年的登记结婚对数在减少，而离婚率在迅速上升。离婚对数正从1985年的45.8万对，扶摇直上到2005年的178.5万对。

　　种种迹象表明，社会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影响人们家庭生活的重要力量。看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自由恋爱、婚前同居，协议离婚，独身主义，丁克家庭，包二奶，婚外情……总之什么新鲜，就来什么形态。法国文豪加缪说，通奸和读报是现代人的两大特征。如此看来，中国目前社会婚恋观念和行为上的改变，不是正预示着中国在某些方面正朝着现代社会大步前进吗？虽然中国的家庭结构在小型化，虽然他们越来越趋于不稳定。

　　国家要培训医生治疗婚姻

　　记者 彭晓芸 实习生 古松柏

　　访谈嘉宾：陈一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

　　四堵围墙的倒掉

　　南都周刊：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的婚恋观念、婚姻状况对比改革开放之前可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这一代人婚前同居现象普遍，结婚年龄推迟，离婚率升高等等，在您看来，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陈一筠：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社会改革中的进步和成就，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转型中的困难和矛盾。

　　1949年到1979年的情况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社会不同：首先是经济贫困，夫妻结婚后就要相依为命，应该说夫妻就组成了经济合作社式的家庭。一个经济合作社要分家是很困难的，生存温饱是相互依存的。其次，就是那30年基本上人们保持着一个高生育的状况。古今中外，孩子比较多的时候，婚姻也就比较稳定。第三，传承下来的观念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不太容易改变。譬如说“白头偕老”，“离婚没好人，好人不离婚”等，总体就是这么一个观念：那就是好也罢坏也罢，都得从一而终。最后，中国50年代到8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婚姻也造成约束。如果说夫妻没有政治问题，那么是不能离婚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一旦结婚，便被禁锢四堵围墙里，一个是经济围墙，二是血缘关系的围墙，三是传统观念的围墙，四是政治关系的围墙。

　　1979年以后的那一代人开始，维持婚姻的四个外在的纽带都松绑了。外部的环境宽松了，纽带松绑了，夫妻之间要靠什么来维持？那就要靠感情。相比于过去现在人们更重视婚姻内在的质量。但现代人们对婚姻的期望这么高，就会变得挑剔。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动不动就不满，因为它达不到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一种水平，很多人结婚之前都做着一个春秋大梦希望通过结婚来找到真命天子，并且春秋大梦多半是在感情上，特别是城市有文化的人，在感情上，心理上，文化上，性的满足上都有极高的要求，但实际上没有这么一个真命天子能满足这个春秋大梦的愿望的。

　　中年男人为何走俏

　　南都周刊：而今白领群体中，出现了很多“剩男”“剩女”，是否也跟这有关？

　　陈一筠：现在社会，人们渴望爱情和美好的婚姻，却又不肯为爱情和美好的婚姻下功夫。时间、精力、金钱的投入，在事业和婚姻上完全不成比例。于是我们看到，某些人在事业上踌躇满志，而在婚姻上却迷茫徘徊困顿，许多年轻人看到那么多人离婚就不敢结婚了。但不结婚怎么办呢？毕竟还有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于是选择最省事的办法——同居。但同居关系越长，人们对婚姻的兴趣就越淡。

　　出现“剩男剩女”还有另一种原因，那就是人口性别比结构性的失调，破坏了一夫一妻的人口前提。现在我国，低层次上男的剩下来的多，在高层次上女的剩下来的多。现在城市一些年纪相对大点的白领女性，在择偶观念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像小女人找成功的男人等。我们就男女分为甲乙丙丁，丁女跟丙男，丙女跟乙男，乙女跟甲男，那么这样子高层次的女性就更有可能成为别人的情妇，性伴侣等，较高层次的未婚男人不够分配，已婚的男人参与分配。所以现在40至50岁的男人，非常走俏，而他们又是结了婚带了小孩的。竞争激烈，较高层次素质的白领去投资四五十岁的有妇之夫，导致很多中年妇女下岗。

　　南都周刊：美国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之后，付出了代价，如今美国人开始有回归传统、回归家庭的现象。

　　陈一筠：当一种社会现象或者思潮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的后果人们并没有看清楚。当这些代价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这些代价确实比较昂贵。

　　现在国外有很多专家学者，警告中国人不要犯美国人曾经犯的错误。美国11年前掀起了“健康婚姻运动”，克林顿和布什政府都有资金投入这个活动。从我的角度看，家庭不能保护它的成员，所以全部推向社会，社会就不堪重负，引起各种社会问题。

　　在密西根大学专攻生态学的刘建国博士与他的同事们最近在美国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项引起广泛关注的研究报告，阐明离婚对全球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从1985年到2000年的十多年里，全球的家庭户数增长速度实际上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无论每户有多少人口，显而易见的是，每增一个住户，自然就要增加资源和空间的占用量，从燃气到冷暖空调及冰箱用电等。离婚率的攀升使住户数激增，而每户的人口减少，其结果是对居住空间、能源、水资源的需求大增。所以美国经济今日的萧条，从深层次的根本原因看，从人的因素看，他们在六十年前就埋下了病根。

　　国家可设立家庭事务部

　　南都周刊：那么，社会该怎样去维护家庭的稳固呢？

　　陈一筠：我们现在讨论所有社会政策，社会问题的时候都缺少家庭的视角。我们讲青少年犯罪，就说增加多少个青少年法庭，少管所，说到心理问题就增加多少个医疗所、戒毒所，但却没有从婚姻健康、家庭稳定的角度来讨论。不健康的婚姻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夫妻和健康的孩子，这些就需要大量的心理医生、治疗所，难道这不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吗？这不是整个生活质量的下降吗？这不是人权状况的恶化吗？总是去应对问题的结果而不去应对问题的原因是行不通的。

　　首先是加强必要的法规，现在的《婚姻法》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在国外假如有未满18岁孩子的夫妻离异都有很长的等待期，我们国家现在离婚证书立等可取，我觉得这不是单位管不管的问题，而是法律上最起码应该有个要求，离婚的时候实际上不单是夫妻双方还包括了孩子，但孩子却没有权利。要处理好这些问题，立法、执法上面应该更加严格，我觉得婚姻法还有修改的必要。

　　第二是教育。现在为家庭婚姻的教育、为人的一生幸福的教育没有投入。现在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不做这一方面。现在人离婚还是糊里糊涂的，比较盲目的。所以我认为教育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我们现在的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没有提供经营婚姻的技能教育，没有教人们如何做夫妻和做父母。现代人为得到一个合适的职业可以不惜余力地去读书上大学考博士，但为了我们一生最长久的事业即做夫妻或做父母，人们投入了什么呢？现在美国又兴起一个“父亲角色运动”。就是父亲要学会怎样去做一个父亲。此外，在中国，意识到婚姻学习的重要性的人还不多，而婚姻家庭幸福才是一辈子的事业，所以我们要多呼吁社会改变这个观念。

　　第三，婚姻是一个过程，需要婚姻辅导。结婚跟离婚，同居跟分手之间都有一段过程，整个过程需要婚姻辅导。我们现在需要爱情、婚姻辅导师，相关的机构提供信息，让人们了解婚姻，进行婚姻前的教育和了解。婚姻辅导师现在的需要是比较迫切的，而且这由劳工部来培养也是不合适的，我觉得这个高级的职业应该由宣传部、人事部来作评审。要请各领域的专家，包括国外专家进行认证，培养一批婚姻辅导师来帮助人们。

　　还有是婚姻家庭的科学咨询和社会救疗的建立。正如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几十年中要得很多病，我们会去医院治疗，但是一个人从结婚到最后一方死亡婚姻自然解体差不多要经历六七十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不生病的婚姻。可惜我们没有治疗婚姻的医院，于是我们就有许多冤死的婚姻，这是我们将要做的关于婚姻对策方面的新的探索和思考。

　　南都周刊：但有人认为，婚姻是私人的事情，离婚是个人的决定。

　　陈一筠：我国13亿人口，组成了几亿个家庭，如果这些家庭不能发挥它的职能，在分裂瓦解、各行其道，那我想我们就没有办法讨论我们今天的文明。中国就没有家庭事务部，在英国有家庭事务部，美国有家庭与儿童福利部。这次两会，讲国家大事，讲经济发展，但是我觉得国家也要注意家庭这个社会的元单位，没有家庭的和谐，就没有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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