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30年城市现代化变革之路

1983年开工兴建的上海宾馆，是当时“黄浦江畔第一高楼”

上海，陕西南路上的文化广场曾是群众集会场所，一度成为股票营业厅

上海的苏州河边，新老街区“身高”悬殊

上海外滩附近。据说这种“老虎天窗”的称呼，源于西语东渐

　　上海30年城市现代化变革之路

　　这是一个宏大叙事的主题。30年里“现代化”热情蒸腾，“城市化”浪潮澎湃，冲刷中国的地貌，时时改画国人的愿景。

　　变，几乎是每一座城市最响亮的旋律。在北京，上海，广州……更不要说从渔村开始发育的深圳，旧貌新颜更替之快，简直让人又爱又恨。此地叙述的虽是上海故事，却不时有中国城市居民的通感。

　　学者周振华在《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中写道，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多循“单核心”至“多中心”的路径。

从更广义的角度理解，多元而和谐，正是城市生活的魅力之源。从空间重塑，到建筑美学；从生活方式，到治理结构……城市如海，这里的文字，只是一瓢。

　　上海天空下

　　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建筑空间，将“家”安放于人生之中心的心理图式，以住宅和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方式：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三位一体，上海的城市空间的重组，或者换一个说法，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性生产，真是非常成功。

　　撰稿·王晓明 摄影·潘文龙

　　我是上海人，从出生到现在，除了少年时代断断续续到郊区劳动过一年多，中年以后去国外长长短短居住过两三年，我一直没有长时间离开过上海。对上海的大街小巷、中城远郊，我是积累了一肚子的记忆的。因此，和那些惊叹：“哇，这么多高楼！”的外来者不同，我一面强烈地感觉城市各处的新的景观，一面却常要想起这些地方的原来的样子。正是这记忆不断地将我引向这样的问题：上海的哪一些空间，在最近的日子里是被缩小、改造甚至差不多完全消灭了？取而代之的，又是怎样的新空间﹖

　　消失的空间

　　第一个大面积缩小的空间，是工业空间。1950年以后的30多年间，上海新建了大量的工厂、仓库和码头。它们不但聚集在郊区，更有许多直接就分布在市中心，甚至挤进弄堂里。除了厂房，那些在工厂密集的地方建造起来的工人新村，也是工业建筑的一部分。这些数量庞大、新旧杂陈的工业建筑，和在其中展开的从早到晚的规律的生活，一起组成了上海的社会主义的工业空间。不用说，1949年以后的40年里，它是这座城市中扩展得最快的一种空间。

　　如今这些空间已经十不存一。内环高架路以内，原有的工厂差不多悉数关闭或者迁往异地了。当上海的浦东和北面的昆山、苏州等地，大大小小的美国式工业园区迅速铺开的同时，上海市区内外的工业空间，却同样迅速地萎缩了。

　　另一个明显萎缩的空间，是公共政治的空间。1949年后的新社会对城市空间的一大要求，就是要方便组织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和游行。因此，1950-60年代上海新造的城市建筑，除了工业建筑之外，最醒目的就是广场和一系列大型的会场：人民广场，中苏友好大厦、文化广场……不仅如此，各级政府机关和工厂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改造戏院到新建礼堂，形成了无数大小不一的政治集会的场所。但如今，这一切都似过眼烟云，不但在人们的记忆中日渐褪色，更在城市的建筑空间中几乎被抹得一丝不剩。中苏友好大厦早已改名为“上海展览中心”。人民广场历经多次分割，大部分地面被新建筑——从气势轩昂的大剧院、博物馆，到下沉式的商业街、停车库——圈占，只留下狭长的一条供车辆通行。文化广场，则先是被改成一处巨型的花卉市场，接着又被拆得只剩一个边角，为一座新的“音乐广场”腾出地方。随着群众性集会越来越彻底地退出上海市民的生活，其他那些大大小小的礼堂、会场，绝大多数都挪作他用。当然还有别的大型聚会：演唱会、表演赛……人们也会激情投入、如狂如醉，但那已经与公共政治无关，你甚至可以说，体育场里的歌迷的尖叫，正是公共政治空间——从建筑的到心灵的——大面积缩小的征兆之一。

　　还有一种空间也明显缩小了，就是以弄堂口、老虎灶、烟杂店和小马路为中心的闲站和聊天的地域。1950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上海人的居住条件十分局促，低下收入者只有在住处附近开辟免费“休闲”的空间。太平无事的时候，这些空间里多半尽是三姑六婆、东家长西家短，但一有风吹草动，那就什么天大的事情，都首先在这里传布、变形。广播和报纸越是千篇一律，弄堂口和小马路边的流言就越动人，无权无势的升斗小民，除了这些地方，又有何处可以觅取自己相信的消息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在区、街道和里弄以各种行政计划和组织活动，逐渐将上海人的业余生活严密地覆盖和管制起来的同时，这些引聚闲人、滋生流言的弄堂口、老虎灶、烟杂店……却自发地形成了一种非组织的社区公共交往的空间。

　　现在不同了。老虎灶已经绝迹。烟杂店正快速地被各种连锁便利店取代。弄堂，虽是老上海民居的特色之一，也被拆得日渐稀少。那些弯曲狭窄的小马路，不是被改了道，就是被拉直、拓宽，两边原有的简陋住房也随之消失，车水马龙，废气噪声�熚羧盏脑勇摇�安静、“公”“私”交错、街谈巷议……差不多一扫而空。

　　新崛起的空间

　　与此同时，又是哪一些新空间冒了出来、或者快速膨胀起来了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各种快速干道：地面的、地下的、高架的……它们上下交叉，互相纠结。其次是商业空间。商铺、购物中心、“大卖场”、“写字楼”、宾馆……不但面积巨大扩展，样式也愈益整齐。第三个，就是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的办公空间，它的扩展非常特别，主要不是表现为占地面积的扩大——虽然这方面也很可观，而是表现为建筑样式的豪华升级。

　　不过，扩展得最快、规模也最大的，还要算住宅空间。倘从飞机上俯瞰上海，你会发现它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晒砖场，密密麻麻排列着直立砖坯式的住宅楼。住宅空间的扩展不仅是住宅数量的剧增、市区面积的扩大，它更造出了一种新的空间形式，一种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空间的形式。

　　什么叫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空间？你从市中心往西南、北面和浦东方向走，到那些新的大型住宅区看看就知道了：整个地区的规划，完全是以住宅为中心的，其他所有的项目：地铁站、公交车站、超市、学校、餐馆、诊所……都成了住宅楼的随从。

　　当然，新的组合空间并非只在市区边缘铺开，它也在市中心持续扩展。或者把老房子成片地拆掉，像在浦东新区一样大刀阔斧地建设；或者见缝插针，先造两幢昂贵的公寓楼，然后一家一家地改造周边环境：迁移工厂、关闭仓库、推走小店、翻造商铺……这些年来，市中心的许多街区，变得越来越干净、越来越“休闲”，满眼是别致的咖啡馆、小巧的专卖店，连花店的花卉都比别处鲜亮而多姿。

　　住宅空间“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清楚地改变了自身的涵义：它不再只是“居住”的空间，同时还关乎餐饮、交通、医疗、教育……几乎所有的城市生活。因此，住宅不再只是影响上海人的居住状况，它同时还影响整个的城市空间：这条轻轨线为什么要从这里走，那座“大卖场”为什么选址在那里，这幢办公楼为什么造这么高，这一些大学为什么搬迁到远郊…… 在几乎所有重大的空间改造的背后，你都能看到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空间形式的深刻影响。

　　尽管只有十多年的历史，新的组合空间还远没有覆盖整个上海，但是它正日益成为新上海的一种主要的空间形式。房地产开发商顺理成章地跃跃欲试，要充任整个新都市空间的第一设计师。

　　房产广告里的城市

　　到这里，我说的都是建筑空间的变化，可是，“空间”并不只是物质的，它还是心理的和想象的。几乎与上海住宅空间的大规模扩展同步，一系列描绘、阐释和引导这个扩展的图像和文字活动，也铺天盖地地展开了。这些图像和文字活动中，最活跃的是住宅房地产广告。

　　房产广告往往构图稳定，色彩清晰平衡，常取小角度的仰视视角，以彰显居豪宅者在物理空间——以及由此暗示的社会阶层空间——中占据的高阶位。画面里常常出现这样的景象：住宅区里波纹不起的清浅的水面，房子外面的静静垂下的树枝，冬日午后从窗外射入的阳光，平平整整的米色桌布或窗帘……凡此种种，用力的方向都是一个，就是要配合住宅作为一种“不动产”的特性，营造一种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视觉氛围，引观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这样的感觉：我看到的这一切——即新住宅和它所代表的一切，都是安稳、可靠、不会翻倒的，足可放心购买、长久倚赖的。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广告的相当一部分，并不在画面中突出住宅本身的样式、面积和尺寸，房子往往只占画面的一角，甚至根本不出现。它们要凸显什么呢？

　　首先是异国风味：“北美风情”、“真正的澳大利亚”海滩、考拉和棕榈树、“英伦小镇”上维多利亚式的优雅、“原味再版西班牙”、“后现代法式花园”和“追享经典欧洲的美好时光”……其次是1930年代上海的富人生活：“幽幽的梧桐树”，“贵族式的浪漫与优雅”……然后是美满的家庭生活：通常是一家三口，或者在小区的浅水池边嬉戏，或者在林阴道上漫步……再就是对现代都市的完整享受：或者高高在上地俯视繁华都市的霓虹灯，或者穿行在住宅区内的密集的商店街，甚至会有一列高速电车停靠在小区里，象征着交通的快捷，人生的捷足先登……再往下，就是各种附加价值了：从“独立时代”、“自由也现代”、“后上海主义生活”，一直到海德格尔式的“人，诗意地居住”；从住宅周边的广阔空间、到其他阶层的由衷的羡慕……应该佩服广告商们的心思，他们不去渲染钢筋水泥的新住宅的物质功能，却花大力气锻造新住宅和各种抽象价值乃至更神圣伟大的事物之间的关联，不，不仅是关联，就是等同：所有的视觉安排都是要引发这样的强烈的联想：只要买下房子，你就拥有了这一切。

　　这些广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或许也可以说是中国广告的特色：标语口号式的粗黑的大字常常在画面中占有醒目的位置。武宁南路长寿路口曾有一幅树了至少半年的大型(约10×5米)彩色广告，它描绘了新住宅区里的河流、两边的楼房、树木，但最醒目的却是横贯下方的五个大字：“自由也现代”，毫不掩饰地将1980年代以来最能打动中国人的两个价值目标，与“住在这里”画了等号。

　　几乎所有的房产广告中的粗体大字，都是在画这样的等号：“太阳都市花园：成就第一代的尊贵”，这是在买房与当富豪之间画等号；“自然、人与建筑相得益彰”，则是在买房与健康、自然之间画等号；“建德南郊别墅：国际生活承诺”，是说买房就等于过上了外国成功人士的生活；至于“一个精致女人的看房记”，就更有趣了，说买房就等于当上了一个精致的女人！

　　这些点题式的文字不只属于广告，它们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成了新楼盘的名字。有趣的是，从1990年代初的“富豪园”、“总统公寓”和“太子广场”，到1990年代中期的“罗马花园”、“维也纳”和“美丽苑”，再到2000年前后的“康桥”、“英伦小镇”和“祥和花园”，乃至2005年以来的“怡园”、“水云间”和“大唐人家”：单从这些新楼盘的名称的变化，你也能看出广告图像的着力点，是如何随着社会时尚的变化，而随时转移方向。

　　新住宅是结实稳固、物有所值的；它不仅是一套公寓、一幢房子，更是一种生活，一种富足、高雅、表现了居者身份、令人羡慕的生活；“成功”并非遥不可及，买房就是一条现成的捷径：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广告对近年来住宅建筑空间变化的强力解读。

　　随着这类图形的不断重复和扩张，一种以住宅为基本视角的观看和认知模式逐渐放大：它引导你从住宅的角度看生活世界，怂恿你进一步将住宅看成这个世界的中心。

　　住宅：通往成功的捷径

　　住宅房地产广告绝非孤军独战。它对物质空间变化的图像式的解读，也在其他商业广告——汽车、建筑装潢、家用电器、家具、化妆品，等等——的画面中，获得越来越普遍的应和。

　　这是上海最受欢迎的IKEA——它被巧妙地翻译为“宜家”——商场的家具广告：一只半满的葡萄酒杯，一本打开的书，一只随意甩下的高跟鞋，散放在红色的长沙发周围；翻开《新民晚报》，是瑞士TITONI手表的广告：挺拔英俊的白人男女，西装、晚礼裙，挽着手步下通往客厅的楼梯；LG电视液晶屏的广告：清晰的图像如此有趣，年轻家庭的一家三口乐得从沙发上倒翻下来；地铁车厢的广告屏幕上，柔和的床头灯光，妻子关切地询问丈夫：“咳嗽了？”画面随即换成清朗的早晨，这对夫妻亲热地靠着大床对望——“美伪麻溶片”；水星家纺的MTV里，白色的软床，香港女影星惬意地拥紧枕头，画面跳出一行字：“恋一张床，爱一个家”……这些画面物象不同、情节各异，却都在重复同一件事：以住宅或住宅里的器物为中心，组织和放大室内性的生活图景。

　　越是进入商品生产的“丰裕”阶段，就越需要制造和渲染商品的符号价值，其他商业广告纷纷应和住宅广告，更大规模地绘制各种将具体售卖物与“美好人生”等同起来的生活效果图，正是有几分必然。今日上海，大至越野吉普车，小到半根手指长的口红，只要是可售之物，似乎都已经被广告采用，在这一类效果图里充当过道具了。当住宅房地产广告将“住宅”推出来充当通向“成功”人生的捷径的时候，这“住宅”多少还显得有点空荡荡，但现在，有了这么多屋里屋外的大小器物的填充和映照，这条捷径是清晰、真切多了。

　　新空间的意识形态

　　当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空间大面积地改造和覆盖新上海的时候，上面这样的视觉符号不但诠释、而且参与了新空间的形式构造，成为这构造的核心元素之一。在什么都是匆匆一瞥的快餐文化风气的帮助下，如此构造起来的新的空间环境，正持续地培养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住宅”和“家”的热爱和崇拜。

　　从我前面的粗略介绍可以看出，1950至1970年代上海建筑空间的变化，是在不知不觉间，以“革命工作”来定义了“人的生活”。那些宽阔的包罗万象的厂区，那高悬着领袖像和旗帜的礼堂，每天都在告诉你：人生的意义不在别处，就在工作，在生产劳动，在政治和思想的革命。在如此定义“人的生活”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整齐划一的“公共”空间，从无到有，迅速膨胀，最终挤占各种私人空间。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空间的又一次改变，和它对人的生活的再一次定义。1990年代以来，一种意味不同、却同样越来越整齐划一的“私人”空间，迅速膨胀，挤夺这城市的其他空间。

　　随着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空间的快速扩展，上海呈现出了一副它过去从未有过的新面孔。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全力推动广告、媒体、读物、流行音乐甚至学术和理论活动来营造新的社会风尚，重新定义人和人的生活：富裕舒适的生活是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它的最佳落点是“家”，“家”的首要形式，是一座令人羡慕的新住宅……今日上海，谁能说自己能远离这有形无形、无处不在的教诲？

　　这样的教诲似乎非常投合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这是一个没有公众集会的时代。这是一个所有劳动者都单独一个人面对“老板”、时刻担心被别人取代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断让人觉得现实很强大、自己很渺小的时代……这还是一个刺激人们紧盯住自己的利益，对别的事情越来越丧失兴趣的时代。山西矿难？这种事每天都有，真惨，别去想它了；巴勒斯坦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更是一个让人不敢相信陌生人、尤其不敢相信笑嘻嘻地凑上来的陌生人的时代，似乎只有锁上家门才觉得安全，到卧室里甩掉皮鞋才能够真正放松。这样的现实感受，引导人们沉默地接受——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积极去参与和享受城市空间的变化。因此，新空间的扩展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我们很快就习惯了将大部分的收入和注意力投放到住宅上面。

　　每一个新家——特别是年轻人的——都收拾得那么漂亮、豪华、一尘不染，尽管跨出房门一步的地方，就可能积着灰垢、污水流淌。是这个“家”让我们过上了“现代”的生活：进门换拖鞋，打开热水器洗澡，坐上长方形的餐桌喝汤，陷入摆成马蹄形的沙发看碟，披着睡衣踱进卧室，在围着白色塑钢窗的阳台里，对着20米远的公寓楼，打一个大哈欠……也是这个“家”让我们重新拥有了“社会”：左邻右舍大多和自己差不多，都能拿出这么一笔钱来买房子，也都选中了同样的建筑风格；每家的房产证内容相似，利益上的共同感油然而生。

　　因为是这么一个“家”，我们愿意承受生活的重负、任劳任怨；也因为这么一个“家”，我们更小心地观察老板和官长的脸色，努力在职场“拼搏”。我们的生活态度，也是一天天“居家”化了，只有在家里才能感觉到自我，也只有像家的地方，我们才觉得亲切和舒服。我们越来越习惯按居家的标准来制定人生理想：不但是妻子儿女、冰箱彩电，更是轻松、娱乐、软绵绵的依赖，窗外风狂雨暴、险象环生，我自蒙头睡得香……一种以住宅和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方式，日益普遍。

　　以住宅为中心的组合建筑空间，将“家”安放于人生之中心的心理图式，以住宅和居家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方式：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三位一体，上海的城市空间的重组，或者换一个说法，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性生产，真是非常成功。

　　但是，它能一直这样成功下去么？-

　　酒店改变我们的空间

　　所谓的多样化，从未真正存在，1980年代对多样性的个人的生活空间或者生活方式的想象，最终被全球化的想象所替代。

　　撰稿·蔡 翔 摄影·潘文龙

　　30多年前，我们几乎没有“酒店”这样的概念，甚至很少使用“宾馆”、“旅馆”类似的名称，而常常以“招待所”名之。一方面，它昭示着一种命名的平等性，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语境中，又处处炫耀着差异性——身份、地位、职业甚至等级。在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里，当年，同样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类招待所，而招待所与招待所之间，通常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一一对应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30多年前，招待所承担着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象征功能，一种异己的生活想象。但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那种异己的生活想象开始对更多的人发出召唤，某种新的差异性，比如经济的差异性，开始要求替代原有的权力的差异性。而在这样的替代过程中，某种记忆也开始被悄悄唤醒。

　　我们实际上，从未真正地与过去决裂，在命名问题上，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招待所的普及化，另一方面，某些名称，比如“国际饭店”，仍然顽强地被延续下来，甚至成为城市的某种象征。许多的外地人，在论及上海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国际饭店”，涉及“二十四层楼”这样的话题。酒店以及它们的高度，对一座城市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酒店地标

　　今天，酒店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的标志物，坐上出租车，我们只要报出波特曼、喜来登或者任何一座四星级以上的酒店名称，司机都会准确无误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酒店正在或者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酒店还在引领着这个城市的时尚，甚至引领着一种建筑美学——摩天玻璃大厦正是这种美学的建筑载体。

　　哲学家德里克曾经分析过陆家嘴建筑的“离地美学”。在所谓的“离地美学”中，高度正是其突出的美学标记。他说，“陆家嘴的摩天大楼似乎已考量着，替代原本那些象征‘东西交会’的建筑物，这些摩天大楼合法化了上海作为全球都会的候选资格。这个‘龙头’不单带领扬子江地区，更会带领全中国，迈向全球性的长征。而事实上，上海滩的建筑(这些上海历史和身份的象征受到历史文物法保护)也渐渐改变成商业和娱乐的中心，好使它们能跟全球性的愿景相一致，也为了符合那批空降上海这个‘高度发展’的新区域的外国企业家不知厌足的大胃口”。

　　这一全球化的过程，当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正是在那个时代，“高度”开始成为一种美学象征或者一种美学炫耀。

　　高度隐喻

　　1983年1月1日的《文汇报》报道了当时正在破土兴建的上海宾馆：“本市目前最高的大楼——上海宾馆，昨天全部完成土建施工……这幢坐落在华山路乌鲁木齐路附近的宾馆，总建筑面积四万四千五百平方米。主楼地下一层，地上二十九层，总高度为九十一米。四至二十二层是客房层，设有客房六百套，每间客房有十件中国式家具……上海宾馆内外装饰十分讲究。大楼外墙面全部用优质材料饰面，楼内除乳胶漆平顶、墙布、墙纸、腊克木门、彩色水磨石地坪、硬木地板外，宴会厅及餐厅内还有大量的仿古木雕、沥粉贴金画面和各种精致灯具……”。

　　4月22日这一报道继续深化，高度被精确到“九十一点五米”，关键是比“上海国际饭店高五点五米”，因此这一后续报道很自然地以“黄浦江畔第一高楼”为其标题。“俯瞰”的功能一再被强调，“我们到设在二十三层楼的中西餐厅‘望海楼’、‘观云阁’和日本式餐厅樱花厅观看，通过外凸形折线窗，放眼望去，上海全城鳞次栉比的楼房，纵横交错的街道，全在视野之中。在晴朗的天气，客人在‘望海楼’用餐，还可以远眺浩瀚的东海呢”。有意思的是，在文章的结尾，上海宾馆还被赋予了某种深刻的意识形态涵义：“望海楼餐厅挂有明朝徐文长的对联：‘八百里山河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灯火尽归此处楼台’。读着这副对联，使人联想到上海从7世纪的渔村和盐场，发展到今日现代化的大都市所经历的巨大变迁，而宾馆的建成不正显示着祖国的强盛和我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吗”。

　　1983年，上海宾馆似乎成为我们这个城市一件很重要的事，从1月到8月，报纸给予了多次报道，也许，它蕴涵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政治无意识，或者，它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性的深刻隐喻。

　　这一隐喻表达出1980年代中国急需改变自己的迫切愿望，因此，对“雄伟壮观”的追求便很自然地压倒了对“小桥流水”的欣赏。整个城市都在向更高攀登，相继开工的华亭宾馆层高90米，虹桥宾馆则高达103米，可是，这仍然不够，1984年11月2日的《文汇报》以图片报道的形式向我们宣示：“日前刚刚开业的广州花园酒店主楼高190米”，它暗示着上海的落后以及迎头赶上的决心。

　　正是在1980年代，对现代化的急迫追求，深刻地表达出中国企图融入世界的愿望，因此，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中国”只能成为一个元素而被镶嵌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中，正如1983年的上海宾馆，在豪华的现代设置中，每间房间尚有“十件中国家具”。

　　速度崇拜

　　1980年代的酒店高度，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是一种直观的对速度的崇拜和追求。速度正是现代性的核心涵义之一，它意味着科学、技术、制度、管理、信心、思想、热情，甚至意识形态。1980年代的所谓的“深圳速度”正是以“建筑”的形式而被加以诠释。同样，在上海，因为“引进新的建筑技术，采用新的建筑方法”而“九十天建成一座六层楼”的“锦江饭店又一外商办公楼落成”成为《解放日报》1984年5月21日的正面报道的题目。而华亭宾馆则受到了批评，因为“这一宾馆自1979年国务院批准建造以来，至今已有五年之久，但目前在工地上还不到一点巍峨楼房的影子，只是刚刚开始在进行地下室的施工。而与它同时由国务院批准，规模差不多的南京金陵饭店、广州白天鹅宾馆，相继建成开业已有一两年，还有北京的长城饭店，最近也已完工”。

　　正如一首广告歌曲中所唱的那样，“我和这个城市一起长高”，长高的城市意味着“速度”的胜利，也更深刻地也是更直观地昭示着“新时期”的开始(“比上海国际饭店高五点五米”)，因此，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国家政治的视角。

　　这种国家政治的视角通过“俯瞰”这一形式而生动地表现出来，几乎在上海所有的酒店，其最高层都设置着这样的观光餐厅或者咖啡厅、酒吧等等。当我们登上这样的高度，整个城市都在我们的俯瞰之下，我们拥有的正是一种征服感，或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神秘”共享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在1980年代的早期，上海几乎所有宾馆的大门，都对市民紧紧关闭。对当时的上海市民来说，宾馆是神秘的，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生活，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世界。显然，这种规定延续了招待所的传统——当时，在东湖路、瑞金路或者其他一些幽静的马路上，常常在绿树掩映中，坐落着一些神秘的建筑，那都是一些具有相当级别的“内部招待所”。这种传统在1980年代已经显得严重滞后。人们普遍要求的是对现代化的共享。正是在这种共享的要求下，传统的权力等级秩序受到了知识界的激烈批评。

　　在1984年8月15日的《文汇报》上，一篇署名“林兰”的文章《宾馆之门不妨开大一点》对此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出差到广州，有一点印象特别深，无论是东方宾馆、白天鹅宾馆，还是流花宾馆、中国大酒店，大门统统敞开。不管你是华侨、外宾还是普通市民，也不管你是持兑换券还是人民币，总之，欢迎一切顾客。当我走进这些高级宾馆时，既无外国人特别高贵的感觉，也不因手中没有兑换券而难堪。我倒为开放后的祖国骄傲：有这么多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高级宾馆，引来了这么多的中外友人。

　　“回到上海，和同事一谈，大家不免对上海的宾馆有点抱怨。你看，从南京路上的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到茂名路上的锦江饭店，从苏州河畔的上海大厦到毗邻上海动物园的龙柏饭店，试问有几家是对一切顾客开放的？

　　“宾馆大门能不能开得大一点呢？”

　　在这篇短论中要求的平等，不仅是上下的平等，亦是中外的平等。这也正是1980年代中国企图融入世界的某种情绪性的反映，它要求的是一种对现代化的共享方式。

　　家居横仿

　　宾馆大门终于开得大了一点，随之而来的，是酒店客房从被观看到被模仿，一度导引了这个城市家居的装饰潮流。

　　首先引起注意的，是所谓的洗手间，过去，我们称之为“厕所”或者“马桶间”。名称的变化，显示了这一空间的功能性的扩展，如厕只是其中的一项功能。现在，它成了浴室、化妆间，或者，还兼具其他的功能。而其装饰的精致——大理石台面、壁砖、地砖、铸铁浴缸、花洒……，给人提供的是优雅的想象空间。这一空间的变化，或许可以称之为一场“卫生革命”，这一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身体在这一空间所获得的充分的舒展。

　　身体的要求进一步延伸到卧室——地毯(在家庭则被硬木地板替代)替代了坚硬的水泥地坪；席梦斯替代了木绷或者棕绷，墙壁不再停留在石灰水阶段，而是壁纸或者乳胶漆；日光灯逐步退出这一空间，取而代之的则是吊灯或者吸顶灯，灯光显得昏暗，隐含的是白天(国家的、公共的、政治的、等等)因为这一区隔而无法继续延伸到夜晚(私人的、生活的，等等)；电视柜占据了房间的一个重要位置，它对应的正是电视在家庭的重要地位，对媒介信息的依赖将取代对现实生活的真正个人性的观察和思考；电话搁在床头柜上，这一细节后来被无数家庭模仿。

　　在1980年代，“家”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一种社会意识的转换。于光远曾这样回忆：“‘文革’前我的观念是：无事不可对党组织讲，而只要涉及党的机密就从不向家人透露。‘文革’中，‘组织’把我视作坏人……我真不知如何去‘浓化’以他们为代表的组织观念。那时候有什么闷和愁，有什么苦与痛，只有对家人诉说，有什么困难只有同家人一起克服，有什么乐趣也就只有同家人分享。说实在的……经过六年‘文革’，我的家庭观念变得真够浓的。”

　　我们学习布置自己的家，以此作为从整齐划一的政治生活中退出的第一步。而我们学习的样本正是酒店的房间布置。殊不知，酒店房间只是一种“标准客房”，它是依据某种标准而进行的“复制”，也因此，酒店提供的，仍然是一种“标准”的、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

　　这一“标准”现在仍在“复制”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打开任何一家装潢公司的广告，我们所能看到的正是这一“标准”化的生产程序。无法不如此，因为“标准的”同时也就是“阶层的”，它构成了一种“标准”的中产阶层的生活模式。即使在家居的装潢中，所谓的个人性并不曾真正体现。我们从阶级话语中退身而出，却在途中遭遇另一种阶层的话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自我认同。

　　娱乐联想

　　酒店还与娱乐业的重新萌生相联系。

　　1984年7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则报道引起了我的某种想象，这则报道说：“上海宾馆‘芳园’餐厅七月十二日起对外举办音乐茶座，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二时半至四时半，每位收费二元五角，其中包括饮料和西点。晚上还将播放彩色投影电视。”

　　我读到报道的时候，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有关上海娱乐业的治理和整顿，一直是1949年以后这个城市重要的改造主题之一。咖啡厅，这个曾经被视为“浪漫、悠闲、品位”等等的空间，在1949年以后所剩寥寥无几，而且常常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符号而被批判。这一现象在1980年代以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在1980年代乃至而后的各种叙事中，首先浮现的是“老上海”的生活形态。而且是被精心挑选过“老上海”的生活形态，不是“棚户区”，而是曾被排斥在“革命话语”之外的“百乐门”舞厅、黑社会、豪华公寓，等等。在这一意义上，1984年上海宾馆“芳园”餐厅音乐茶座的悄然开放，可以视为某种社会的“征兆”。

　　饶有意味的是，当年的“芳园”餐厅茶座已不复存在，它已转化为所有酒店大堂咖啡吧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我们并没有多大可能领略所谓“老上海”的风情，比如那种咖啡厅的浪漫或者品位的小资情调。我们感觉更多的，可能只是一种会谈式的商务氛围。严格地说，所谓“西方”，在我们今天的想象中，已经分裂为两个“西方”，一个是欧洲的“西方”，它存在于某种传统的知识叙事中，并且常常依存于“老上海”的再现活动之中，而另一个则是活跃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化的“西方”，是权力和财富的观念混合，这一个“西方”才是我们今天主要的想象对象，甚至是主要的想象动力。

　　所谓的多样化，从未真正存在，1980年代对多样性的个人的生活空间或者生活方式的想象，最终被全球化的想象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