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中产之税

面对各种压力，工薪阶层及小企业主渴望减税

消费要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的驱动力，有赖于民众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新预算案将使全香港一大批中产人士获益匪浅

　　激辩中产之税

　　民生是2008年“两会”的重中之重。

　　2008年的民生问题有两个经济背景：其一，物价继续走高；其二，去年财政收入突破5万亿元，创出历史新高。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财产性收入”，建设“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雄厚的财政收入使政府分担群众的生活压力成为可能。虽然政府已不断提高可支配财政中的民生开支，低收入家庭依然期待更多补贴，工薪阶层依然渴望继续减税，而中小企业主也不断呼吁降低税率。

“两会”的代表委员已将期待“分红”、激辩“降税”的声音带到了会场。

　　政府如何花钱，是一门学问，一种艺术，也是对施政理念的一项考验。(汪 伟)

　　花钱的困境

　　撰稿·汪伟(记者) 衣薇

　　前些日子，小齐收到了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寄给他的个人所得税税单。一个薄薄的信封，拆开一看，他忍不住嘀咕了一声： “这么多？”

　　3年来，这是小齐头一回收到税单。上海税务机关开始给纳税人寄税单，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2007年之前，小齐一直经营自己的小公司，会计就是齐太太，他们自己给自己开工资，每个月从来没有超出过个税起征点——小齐自己也不讳言，这是为了避税。二人世界的日常开支，统统算进公司成本，夫妻俩因此从来没有见过个税的税单。

　　公司存在一天，小齐夫妻就不用交个税。到了2007年年初，勉力维持了几年的公司还是关了张，小齐找了一份工作，重新穿上西装，上班去了。一年后，税单如期而至，小齐撕开信封，翻看着那个数字，又新鲜，又心痛。

　　信封里头就一张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下面用粗粗的隶书打着一行字：感谢您为祖国繁荣昌盛做出的贡献。

　　以前小齐也要缴税。每月一次，到税务局缴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计算方式很简便，税率是根据行业和企业规模核定好的，乘以主营业务收入也就是开出去的发票上的数字，就是他应缴的税款。

　　但个税征收是通过代扣代缴的方式进行的。除了得到这一纸通知，除了那个颇为可观的数字，纳税全程的细节，小齐一无所知。

　　“这就完了？”交出去的钱，仿佛也是泼出去的水，税单上的数字再大，似乎也和纳税人没有关系了。然而，税单上的数字还是让小齐念念不忘。回家忍不住跟齐太太抱怨，说，现如今物价上涨，百物昂贵，什么时候能有退税就好啦。

　　在外企当会计的齐太太逗着他们几个月大的儿子，说，你还不知道么？个税起征点上调到2000元啦。

　　小齐的税痛

　　收到税单后，像小齐这样看在眼里、痛在心头的大有人在。他们是工薪阶层中的收入较高的一群人，常常被称作“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者”这个词很新，很正式，刚刚出现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里。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中说，要建设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

　　“税痛”和“心痛”一样，对小齐这样的中等收入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当物价持续上涨的时候，这种痛苦变得剧烈了。但是，常常把“税痛”挂在嘴边的经济学家，随着行业收入普遍上升，“税痛”反而从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实际经验中消失了。这正如研究物价的经济学家往往对物价上涨没有切肤之痛一样。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来说，物价上涨和个税税单带来的，毋宁是一种抽象的和学术层面的“痛苦”：物价、税收、财政收支、宏观调控、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复杂的问题纠结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困难重重的局面。

　　他的谈话是围绕着这几个关键词汇展开的。而作为目前经济形势下的阶段性的结论，韦森说了四个字：

　　“应当减税”。

　　退税与减税

　　不止一个人在谈减税和退税，因为CPI升幅正在吞噬大多数人的税后收入。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2007年突破了5万亿元大关。

　　2007年全年CPI增幅达到4.8%，2008年头两个月的CPI升幅又连续创下10多年来的新高，通胀对国民福利的损害，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1月24日，有人向上海市政协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提案，提案说，国家应该考虑向每个国民发放1000元钱，作为通货膨胀时期的补贴，也让国民分享中国财政高速增长的成果。此人名叫邢普，是上海市政协第十和第十一届委员，也是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经理，一位学习经济学的“海归”。他的提案很短，只有1559个字，摆事实，讲道理，证明向每个国民发一个1000元的大红包并非他一时的心血来潮，相反，可以作为一项多目标的经济政策，进行严肃的研究。

　　在接通邢普的电话之前，不少人听说要找他，都说这人异想天开。这是一般人对邢普的提案的评价。很多人听说了他那个“人均发放1000元”的观点，觉得不可思议；说得难听一点的，就指斥他“炒作”，或者“哗众取宠”。然而，读过提案全文的人少之又少。其实，如果将提案中的两段话拎出来发表，也许邢普会得到更多的是掌声，而不是奚落。他说，

　　在新加坡，广大人民直接从政府获得金钱，分享国家财富增长的成果。香港也有通过退税让人民直接分享经济高速增长的事例。而美国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多运用退税直接刺激经济。

　　另一段文字则说：

　　通货膨胀最大的害处之一，在于改变分配，使底层百姓受到伤害。但给每个国民发放1000元的计划，将舒缓这种道义压力。而且可以形成制度，根据CPI值，定期发放补助。

　　实际上，在邢普的提案前后，通胀压力已经使得普通人和专业人士关于补贴、减税和退税的提议越来越多。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王一江认为，个人所得税实行退税合情合理合法，技术简便可行，好处也很明显：至少，可以避免“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中等收入者”因为通胀而人数缩水。

　　政府收上来的税款又退还给纳税人，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发生过，让很多人担心退税的连锁效应。王一江说，不用杞人忧天，“美国退税的项目无穷多，政府仍然运作良好，没有破产”。

　　财政专家把减免税收当作政府在通胀时期的责任。由于政府掌握了发行货币的权力，一旦货币因为发行过多而贬值，引起通货膨胀，“等于是变相提高了税率”，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说，通胀时期理应减税——尤其是减免个人所得税。

　　2007年12月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调整的主要原因，还是炙热的物价因素。

　　“上调个税起征点，就是减税。”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刘剑文教授说。

　　2005年，个税起征点从执行了25年的800元调整为1600元，媒体上激起了马拉松式的辩论。这次辩论使得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功能和弊端都为人所知，几乎成了一堂纳税人权利的启蒙课。这次起征点意外地从1600元上调到2000元，要求减税的呼声仍然没有因此而停止。

　　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柳传志和宗庆后说，应该把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以抵消通胀对国民收入的影响。

　　通胀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但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也开始嫌个税税负太重，提出了减税的要求。德意志银行�熤泄��犛邢薰�司董事长张红力和“女首富”张茵这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提交提案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过高，高收入人群税负过重，建议修改税制，降低税负，以吸引人才。

　　个人所得税被称作是“劫富济贫”的税种，采取累进税制，也就是说，收入越高，边际税率越高，税负越重。在现行税制下，最高边际税率可以达到45%。

　　与两位人大代表提高起征点的呼声博得掌声不同，“为富人减税”的提案引起了争议。3月8日的大会发言中，即有政协委员提出，应该强化累进，提高边际税率，向富人征更多的税，以调节社会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双方针锋相对，分歧严重。

　　“有争议不奇怪”，蒋洪说，“争议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不仅现在有，过去就有。”作为财政和税法方面的专家，蒋洪与刘剑文认为，当务之急不是降低税率，而是建立与CPI联动的税收机制，让起征点根据物价变化，实时做出调整。

　　退税还是限价

　　通胀带来了纳税人要求减税和退税的呼声。而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禁给人一种合理的预期：中国政府有能力(当然也有义务)弥补通胀给国民带来的损失。

　　中央政府的确提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了控制物价，甚至还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比如说限价。但是，到底哪种手段应该成为政府面对通胀时的优选项，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

　　从春节前开始实施的临时限价措施并没有解除，一些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仍然处在中央政府的管制或者密切关注之下。随着限价政策实施时间越拖越长，这一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开始让人感到担忧。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认为，限价可能导致未来的物价上涨更多。因为限价政策会导致供应不足，只要需求不变，当供应越来越少，物价上涨的压力就越来越大；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消失，充其量只是往后推迟罢了。以石油为例，由于发改委限制汽油涨价，等于鼓励石油消费，长期看来必然会压制供应，将导致供求关系进一步失衡，最后推动油价上涨。

　　和退税相比，限价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政策。蒋洪认为，下调税率会使得所有纳税人受益，但限价却使特定行业的投资者和企业不得不蒙受损失。

　　对王一江和陈志武要求退税和降低税率的坚定立场，有些国内学者并不赞同。刘剑文教授认为，由于已经降低了利息税，并且上调了个税起征点，中国没有必要继续减税。

　　2005年全国人大就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举行听证会的时候，刘剑文曾是公众陈述人之一。他当时提出以1600元作为个税起征点，认为这个数字已经足以满足三口之家一个月的基本生活所需，还有一定的余钱可以留作机动所需。

　　刘剑文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并不高，纳税人之所以普遍感到“税痛”，主要是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所致。

　　刘剑文认为，现阶段中央政府有必要继续掌握强大的财政。他也因此反对邢普的方案：“每人发放1000元，意味着国家要拿出1万多个亿。这笔钱能干多少事啊！”

　　韦森的看法与刘剑文相反。他担心强大的财政不仅对解决通胀没有帮助，反而会使通胀的局面更加复杂。他援引一份材料说，2007年各级政府财政收入与其他收入相加，总量达到9万亿元，再加上政府发行债券10万亿，一共19万亿，大都用于政府投资和开支——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很可能助长了通胀。

　　花钱的困境

　　财政收入激增和物价高企同时发生，一笔钱，要么由政府用于投资或其他开支，要么退还给纳税人。但不管怎么花，都可能助长通货膨胀。应该如何选择？

　　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显露无遗：如果两种选择处于非合作状态，那很难避免损害的发生。而每个选择都对应着一种价值倾向。如果选择不可避免，最终的政策意味着给这些价值排序。

　　韦森的第一选择是补贴低收入家庭。绳从细处断，通胀一旦发生，低收入家庭抵御通胀的能力最弱，福利受损最厉害，因此补贴给他们的钱所能发挥的边际效益也最高。

　　第二选择是退税。征收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一个措施，但这个措施也有误区。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其二是地区间收入差异，个税征收的主要对象是中等收入者，属于工薪阶层，在韦森看来，社会贫富分化不是由这一部分人的收入过高造成的，导致个税的手段与目标不完全匹配。通胀增加了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针对生活成本上升而向他们退税，有助于维持这个阶层的信心和生活方式，稳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

　　给全民派红包，在邢普本人看来，也只是“大胆的假设”。除了改善民生的愿望之外，邢普还有更复杂的设想，比如，以此举改变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抵制热钱流入——实质上是通过人民币贬值抵制热钱。这无异于以通胀抵制通胀，自相矛盾，属于自残战术，没有虑及国民财富长远可能遭受的损失，实不可取。

　　作为金融专家，陈志武担心退税和“派红包”都会对通胀局势产生火上浇油的效应。他认为症结在于政府目前收税太多，财政过于庞大——这庞大的财政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虽然增长迅速，但长远看来，却未必健康。他因此力主减税，提倡釜底抽薪。

　　韦森赞成减税。在通胀时期，多数经济学人把目光集中在个税上，但韦森却呼吁要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

　　“由于人民币升值和税负过重，中小企业尤其是从事制造加工的中小企业，已经面临艰难局面。”韦森说，珠三角制造企业出现了外流，这是一个危险的迹象，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出口引擎在减速。

　　在发达国家，经济萧条的标志是经济负增长，但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主导的中国经济来说，要保证国民财富增长，必须让GDP维持在高位运行。韦森估计，如果中国GDP增长低于7%，就会出现大量失业，农民收入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情况会变得危险。

　　中国的中小企业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且培育了一个中小企业主阶层。王一江认为，中小企业主和高技能劳动者将是中国“中等收入者”的主要成分，因此，降低个税与降低企业税率，才真正有可能实现中共“十七大”的设想，把中国建成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

　　五问财政

　　撰稿·汪伟(记者) 衣薇

　　中国财政收入自2003年突破2万亿元之后，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突破4万亿元，2007年又突破5万亿大关，平均年增速30%左右，远远高于10%的同期GDP平均增速。强大的财政不仅使政府手中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也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历年两会期间，皆有人大代表表示，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收支信息公开的力度。中国财政到底为何激增，支出有何特点，强大的财政对未来将产生什么影响，又如何监管，《新民周刊》约请五位专家共话财政。

　　问题一：中国财政收入激增如何实现？

　　刘剑文：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世界最快，税源随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收入高速增长是正常的；第二，社会对税收法制的认知增强，纳税意识增强；第三，相关部门加强了征管。

　　蒋洪：一些政策发挥了杠杆作用导致财政增长快于GDP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企业有税收优惠，这些优惠逐渐取消了；一些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取消了，一些税种如印花税的增长很快，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应该还会有较大和较快的增长。

　　问题二：中国财政支出有何特点？

　　蒋洪：总的趋势是重投资，轻消费；重经营性领域，轻非经营性领域。

　　王一江：2005年国家抚恤和福利支出的总和为716亿元，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1%，加上政府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1817亿元和各种价格补贴收入不足1000亿元，三项支出的总额约为3530亿元，占当年整个财政支出33930亿元的10.4%。同年，国家的经济建设费为9317亿元，国家行政管理费�熂凑�府为维持自身运作所花的钱�犖�6512亿元。从1993至2005年，国家的抚恤和福利这项支出增加了9.5倍，同期行政管理费支出则增加了10.26倍。

　　陈志武：按照财政部长谢旭人的介绍的话，去年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社会福利民生项目上，总的开支是6000亿元人民币，只占去年5.1万亿人民币税收差不多1／6左右，占中国的GDP2.4%。这个数字比美国要低10个百分点。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预算、钱是怎样花的，往往讨论不够充分。

　　问题三：强大财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维森：政府手里的钱多了，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可以在公共事业和国民福利上有所作为。经济增长较快，财政增长较快，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机遇。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

　　但目前大量财政是被政府作为投资进入到经营性领域。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呢？有一种观点一直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的，但没有看到这种竞争带来了一种浪费型的、资源消耗型的增长，各地争相在基建、重工业和工业园区中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的速度，内需不振，经济过分依赖政府投资和出口，使得经济结构调整迟迟不能进行。

　　王一江：财政强大，政府投资能力强，要建一个港口，能够迅速筹措几百个亿的资金，社会是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在政府参与经济的初期，经济往往会产生加速度，冲上一个快车道，但这种增长的软肋在于低效率，不能持续。

　　低效率是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是因为政府参与经济用的是别人的钱，它特别敢花钱，容易产生浪费。第二个原因是为了争夺政府资源，全社会展开博弈，博弈本身是有成本的，会消耗大量资源。为了得到政府项目，大家都在信息上大做文章，把成本讲小一点，把收益讲大一点，产生一个歪曲的信息，一旦最后发现信息有问题，大家就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掩盖问题，不使它在自己任期内爆发出来。最后会扭曲整个社会的信息体系。比如我们的银行到底有多少不良贷款，企业有多少不良资产，数字都未必准确。

　　高消耗低效率的经济一开始总是难以置信的形势大好，但可能一夜之间垂直下落。在前苏联、在东欧、在日本都有过这样的情形。

　　陈志武：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从1995年到现在，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大概是年均10.2%左右，财政税收年均增长是16.2%左右，超过GDP增长6%左右。而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只是按照6%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按照8.2%在增长。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比中国GDP增长速度要慢，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问题四：如何监管政府的财政收支？

　　李维森：第一步是税收法定。要把征税和调整税率的权力严格回收到全国人大手上。不能人大授权给国务院，国务院授权给财政部，财政部授权给税务总局，层层授权，最后一个部门就有权决定征税。像突袭式地提高印花税不应该再上演。新税比如环境资源税可不可以征要由人大来讨论，由人大来批准。

　　刘剑文：要加强人大对财政收支的监管。审预算是所有议会机构最重要的功能，在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中，有400多个专门的工作人员，而中国人大里负责预算的只有20多个人。中国人大要强化这一块功能。以前财政部长向人大代表报告预算，都要一项项宣读，现在不读了，这是一个制度的倒退。预算就应该细化，应该逐类逐项地读，逐类逐项地审核。

　　蒋洪：公共财政理的是公众的财富，这个财富一不小心就会被浪费、就无效率地使用，因为离我们太远了，不像在我们家里，什么东西打碎了，立刻就会心疼，公共财富被浪费了，我们往往一无所知。但是作为一个财政学者，我常常感到痛苦，因为我缺乏必需的材料，材料都在政府的口袋里。

　　政府的口袋有三个，分别是行政费用、社保基金和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其中第二和第三个口袋，我们只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数据，第一个口袋也没有完全透明，一些预算外收支我们并不了解。这三个口袋里的内容都应该让公众看见。

　　公布财政信息应该具体，而不是笼统地给你一个数字。比如说预算，不能用一个基本建设的大口袋就把很多项目包括在内，你必须展开告诉我，有哪些项目。交通占多少、工业占多少、农业占多少，然后我再问，交通里面你到用在什么地方，他必须回答我，在四川什么地方修了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多少公里，什么等级，哪里造了一个桥梁……只有这样不断地展开，这个钱用得合理不合理，人们才能作出评估。

　　又比如说，要规范政府转移支付，每年转移支付是多少，哪些项目，选择这些项目的原则是什么，下去之后，转移支付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有没有反馈？都要有具体数字来支撑。

　　我们不能凭一个笼统的数字来评估一件事是否正确。

　　问题五：民富与国强的关系应如何厘定？

　　陈志武：很多人觉得私人利益要服从于国家的利益，但说这话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国家，谁是国家。这需要重新改变理念，要考虑什么是国家，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国家的起源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最终的目的是让社会大众、每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更好，而不是为了这个抽象的“国家”变得更好。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更好，不是反过来的。

　　历史上有过只强调国强国富，不强调民富民生的国家，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以及1920年代之后的苏联。它们曾经一味追求国家的强大，不管老百姓的民生，认为国家强大比个人的生活和幸福更重要，但是它们最后都垮掉了。苏联的经济和科技曾经可以和美国比肩，但是它垮掉之后，回头看它的经济发展，给世界留下了什么，给俄罗斯人民留下了什么？过分强调国强而不注重民富，最终只会留下一个空架子，老百姓能够得到的好处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