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亿造“中华圣城”遭疑 联络处悄然撤离北京

　　300亿造个“中华圣城”？

　　■本刊记者/汤涌　实习记者/陈璇

　　听说“中华文化标志城”要花300亿，而且由中央出钱时，响起一片反对声

　　“我是纳税人，我反对用我的钱去盖这样的东西，借文化名义大兴土木！”来自安徽省的全国政协委员侯露也许没有想到，她在3月9日喊出的是“两会”上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第一声反对意见。

　　当时她刚刚听到全国政协委员孙淑义的发言《加快推进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打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孙淑义是山东省政协主席，他在发言中提到山东省济宁市要建设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

　　在这一计划的相关报告中，侯露发现整个建设的预算在300亿左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甚至认为：“300亿远远不够。”因为那是2004年时专家评估出的数字。

　　在中国许多落后地区，50万元是一所希望小学的造价，300亿相当于6万所希望小学的价格。尽管山东省在中国内地各省份中GDP排名第二，一省仍然无法独立负担这样庞大的工程。山东省希望国家能够为这个计划投资。

　　“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城就是我们的首都北京，何必再大兴土木人为地建设一个所谓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的内容还要拿到大会发言上去提，我反对。”侯露当时在会场上赶写提案，支持她的其他政协委员也来帮忙。

　　侯露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质疑并非出于来自另一省政协委员对山东的嫉妒。相反，这位安徽戏剧界委员的家乡是山东高密。

　　山东省立刻陷入了一个尴尬局面，在此之前，这个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的伟大计划一直高调进行，从2001年“69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名倡议”开始，计划几乎没有受过任何质疑。山东省和济宁市已经投入了两三年的时间、精力和一笔可观的活动经费。

　　2008年3月10日，已经有108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建“中华文化标志城”。有委员明确指出，这是“利用会场为地方争取资金。”

　　3月12日，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对全国政协委员的反对表态：“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

　　联络处悄然撤离北京

　　3月9日，侯露提出反对意见的同一天，山东省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为“建设办”）北京联络处悄然撤离了北京人定湖畔的凤凰台饭店，向世界公开的800电话号码也被撤消。

　　凤凰台饭店被许多人称为北京“最有文化气息的饭店”，中国孔子基金会也在这里办公。“他们是3月9日走的，只呆了一个多星期。”饭店工作人员查阅了登记簿后告诉《新世纪周刊》。

　　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官方网站的计划上，这个联络处本来打算从3月1日一直保留到6月1日，在此期间，这个联络处负责北京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设计方案征集活动”。

　　登记簿上写的名字是“高延冰”，正是建设办公室的联系人。这个联络处负责给那些愿意做规划的设计师或者爱好者们发放《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应征须知》、《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征集报名表》、《中华文化标志城创意规划方案知识产权确认书》等征集文件。

　　3月12日，“建设办”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充分肯定了联络处和官方网站的工作成绩：“目前已有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海外近万名热心参与者，通过各种形式包括来电、来函、网络等途径报名或咨询有关情况，或直接到我们设在北京、济南的征集联络处领取报名表并咨询情况，或直接到选址地进行现场考察，表现出了很高的支持参与热情。”

　　尽管建设办转述有些热心的参与者的话说：“完全不是为了钱，也不是想得奖”，“建设办”仍然开出了总额为890万元的奖金悬红，以征集各种“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方案。除了经济奖励之外，获奖者还将分享政治荣誉：“特等奖1个，奖励人民币200万元；一等奖3个，各奖励人民币100万元；二等奖6个，各奖励人民币50万元；三等奖9个，各奖励人民币10万元。全部评选工作完成后，征集方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颁奖大会，隆重表彰入围和获奖者。”

　　和这笔巨额奖金相比，在一所准四星级酒店（豪华程度达标，客房数量不足）设立联络处每天所支付的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凤凰台饭店的最低价房间是688元一晚。

　　这个大规模的规划方案征集活动将到今年9月正式结束。

　　“建设办”并非没有规划方案，他们早已经邀请过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华建景观设计公司、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和山东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做过大量的前期论证，形成了一个初步规划总方案，但继续有奖征集，可以扩大影响力。

　　“副都”还是“圣城”

　　300亿的庞大预算除引发两会代表委员和民众争议之外，这个“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定位也引发了许多知识界人士的批评。首先被卷入争论漩涡的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设计首席专家。

　　媒体人于德清在听说了此事之后写下了4篇评论，流传最广的是《宁拿300亿拜鬼，不肯拔一毛利民》。于德清是继侯露之外又一位质疑家乡的山东人，“300亿是可以把山东农村医保体系全建立起来的。”

　　于德清说，他看到300亿之后，晚上没能睡着，深夜爬起来敲出了对此事的评论。“想到了家乡村子里的两位亲戚，2007年患癌相继去世，家里还供着上大学的孩子。”

　　“这是在浪费人民的钱，而且暗箱操作。”于德清同时炮轰了葛剑雄。他写下了《葛剑雄为何如此犬儒》：“这项浩大的形象工程除了挥霍金钱之外，对社会来讲似乎并无多少实际的价值。明明是有些人想立牌坊，而我们的教授竟欣然受命做起了设计师??葛剑雄教授们到底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作为一位有着很高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何以会丧失原则和立场？”

　　“犬儒”这个词汇在今天已经从过去相对正面的“愤世嫉俗”走向了贬义的、充满矫情的玩世不恭。

　　“有的人对我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我没有进行回应，因为他们的指责，可能是搞错了。”葛剑雄对《新世纪周刊》说，“我们的规划是为济宁市做的，他们没有授权我们公开发表。但他们现在公布要做的事并不一定是我们规划中有的，那当然不应该由我负责。”

　　细心的人也许会发现，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和葛剑雄对这座城的表述完全不同：张振川的说法是“圣城”，而葛剑雄的表述是“文化副都”。

　　“一、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不能有一个像耶路撒冷或者麦加那样的‘圣地’。二、文化是多元的，中华文明不等于汉文明，更不仅仅是儒家文明，儒家文明长期以来占了主流地位，但是不能取代中华文明。三、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代表中华文化，没有一个现成的，如果要建的话，只能建一个人造的、新建的城市。”葛剑雄向《新世纪周刊》阐述他的观点。

　　葛剑雄的“副都”设想受到了国外一些国家两个首都的启发，比如南非有立法首都和行政首都，“中国的首都是北京，是宪法规定的，所以要赋予一个城市‘文化副都’地位，也需要通过全国人大的批准。”葛剑雄说，“而且这个副都一定是要国家出资来建，建完之后也不能由地方政府管理，而是由中央来管理。”

　　在山东省方面，无论是省政协主席孙淑义还是济宁市市长张振川描绘这个标志文化城的时候总会突出介绍其儒家文化“圣城”色彩。

　　无论是济宁市还是山东省，在委托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其他设计单位做论证规划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中华文化标志城”可能会建不成。

　　“济宁市政府告诉复旦大学，要建一个‘中华文化标志城’，说是几位（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都有过批示说要建。他们委托了复旦大学和其他几家设计院做规划。而我是项目组当中的一员——被称为项目组的首席专家 。建或者不建，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规划的前提，是还要不要做什么规划。”葛剑雄说。

　　葛剑雄说：“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批评意见，在规划时我们几乎都想到了，并且已体现在规划中。所以如果济宁市同意公布我们的规划，我欢迎大家对规划作批评。但该不该建的问题与我们无关，对那些无中生有的指责我只能置之不理。”

　　葛剑雄表示自己没有拿山东省或者济宁市的任何好处。“还有人说我成了整个项目文化标志城的顾问，2月26日我就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了，到那天为止，我的信箱里还没有接到任何正式通知。”

　　盯紧“财政饭队伍”的钱包

　　“我一再跟山东说，你们要注意，你们是为国家、为中央‘打工’，不是为自己拿项目，如果你们不是这么想的，或者中央没有批准，那就一定要停止。”葛剑雄曾经给过山东这样一个忠告。

　　在规划案当中，复旦大学也尽力表现了这个项目的国家色彩，尽量淡化地方色彩。3月10日，葛剑雄向《新世纪周刊》介绍自己当初的设计计划时说：

　　“我建议核心区要有一个国家纪念堂，纪念整个国家历史上需要纪念的人。人民大会堂是开会的，毛主席纪念堂是专用纪念堂，供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纪念1840年以后的英雄，1840年以前呢？国家纪念堂可以建，纪念全国各族的杰出人物，就像法国的先贤祠一样。把过去放在北京的一些纪念活动改在济宁，比如清明节的纪念活动。把将来要建在北京的建筑放到那里去，投资也没有增加。当然进入纪念堂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已经去世超过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人物。”

　　“我们还缺少一个全面理解国家历史的地方，应该做一个国家历史展示馆，让参观者对历史有所了解，还应该有一个中国文物展示馆，原件可以不放在这里，比如仿制品，3D的投影技术，把中华民族的最珍贵文物都展示在这里。”

　　“我们做的规划只是核心区，1平方公里建什么建筑。那个‘300亿计划’我们没有参与。我们的计划里绝对不是仅仅有儒家文化，而是 包括56个民族的各种文化、各种遗产。又比如，现在的党政官员到中央党校学习，如果在那里建个分校，也可以到那里全面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建设办”在3月12日否定了“300亿元”的说法，认为只是个别专家的估算。即使不到300亿，从已有的规划方案来看，“中华文化标志城”仍然是一个要耗费巨额资金的项目。而且根据其建筑内容，必然将长期依靠政府输血，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博物馆能够创造盈利奇迹。

　　在“中华文化标志城”官方网站上公布的复旦大学规划方案中，整个计划的资金来源“采取中央政府拨款、地方政府拨款、企业投资和社会各界捐赠相结合的方式。”

　　这一计划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部分企业分担巨额账单：一堂两馆（国家纪念堂、中国历史展示馆、中国文物展示馆）和神州广场中央政府须全额拨款，专款专用；二期项目国家讲堂、国学研究院、世界孔子学院总部、文明对话中心等争取列入国家部委计划；三期项目，如中华百戏堂、神州万象院、民族家园等，可采用各地方政府拨款和企业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复旦大学还建议一些标志性建筑向海内外华侨华人筹款。

　　复旦大学规划的标志城核心区项目规模大约需要75亿元，每年的收益，则“按年客流量373万人次计，年收益约7.5亿元。”

　　这373万人次的客流量中，有40万人次来自参加国家行政性规定的仪式，128万人次来自行政引导性的各类活动——教师节，中小学教育，学位授予仪式以及全国性的成人仪式。其他的200万客流量则是对海外华人的寻根问祖的人数估计。规划认为，以后每年还能增加10%的客流量。

　　复旦大学对散客流量的估计也许有些过于乐观：香港迪斯尼乐园每年的客流量也不过500万人次左右。

　　尽管如此，只要能够争取下“文化副都“的身份，至少168万人的客流量不成问题。这对济宁地方政府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更何况选址所在的九龙山附近还有煤矿塌陷区，一个大工程可以一次性解决这些问题。

　　吸引高级官员参加仪式以获得客流量的办法并非这一规划的首创，在2006年，河南省的“拜祭黄帝仪式”吸引了全球超过1万名炎黄子孙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及各省市区领导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约5000人应邀出席。

　　在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客流估计当中，复旦大学规划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祭拜先贤的层次和规模将会比之高出很多”。

　　葛剑雄本人曾经反对过拜祭黄帝仪式：“我的观点始终如一，从未改变。大家知道，我公开反对以国家的名义祭祀黄帝、炎帝。在这次政协，我也提案要求规范以国家名义的纪念活动。在我们的方案中，不会搞什么祭孔，只能有在‘国家纪念堂’中举行的国家纪念典礼，纪念的对象是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伟人。”他希望以规范的国家纪念活动来取代过去那种各地进行的“祭祖”。

　　规划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庞大的“财政饭人数”：“中国靠财政供养的人数为3600万，其中公务员数量650万。”这个“财政饭队伍”将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重要消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