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的海棠花

　　来源：人物杂志

记忆深处的海棠花

周恩来埋头写字

　　记忆深处的海棠花

　　——听西花厅最后四位秘书诠释周恩来精神

　　文/泠 风

　　自从周恩来诞辰百年之际党中央提出学习周恩来精神以来，对周恩来精神的探讨就成为人们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种独特形式。

　　作为日理万机的共和国第一代“大管家”，周总理“在位”26年零100天，他在西花厅时用过许多秘书，然而，到1974年6月他最后一次离开家门住院之时，西花厅里只留下四位秘书——他们分别是周恩来的秘书赵茂峰、钱嘉东、纪东和职务为邓颖超秘书但也兼管周总理值班室工作的赵炜。

　　这四位秘书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多年如一日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也见证了一代伟人夫妇平凡而朴素的日常生活；他们更是坚守在西花厅一直为周总理服务到总理生命终结的人。因此，他们对周恩来精神的理解也比寻常人更广更深。

　　能够同时采访西花厅的最后四位秘书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听他们诠释周恩来精神受到的鞭策与引起的思索更多……

　　周恩来精神内涵十分丰富，但忠诚始终是周恩来精神的精髓。对信仰的忠诚、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贯穿了周恩来一生，而这种精神基础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赵炜是四位秘书中的唯一女性，论进西花厅的时间也数她最长。1955年1月，她从国务院秘书厅调到西花厅工作，从此与西花厅和周恩来夫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周恩来的祝福下，她在西花厅结婚；在邓颖超的呵护下，她在西花厅孕育了一对儿女。在西花厅，她从一个干事成长为邓颖超的秘书；在动荡岁月，她被周恩来点名重回总理值班室。她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时光，在周恩来信任的目光中接受了“你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的嘱托。她把周恩来的遗体送到北京医院，又为撒掉他的骨灰选择最适合的地点……

　　赵炜说：“提到西花厅就感到自豪，认为那里就是自己的家，因为多少年来都是在那里工作生活的。”

　　周恩来总理对信仰的忠诚是有据可查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为寻求革命真理而奔波，随之“主意已定”；当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信仰而无怨无悔地奋斗。令人感动的是，就连在选择生活伴侣时，周恩来也把信仰放在第一位，为此在法国留学时他离开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而相中了邓颖超。从此，他把生命、生活与信仰融为一体，让有限的生命升华出无限的人格魅力。

　　提到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赵炜脑海中就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往事。她清楚地记得，1958年第一次走进周总理办公室时，就看到总理的办公桌上的一部红色的电话，那是一部保密电话，由周总理提议或做出的许多重大国家决策最初就是通过这部电话上传下达。“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是赵炜和周总理接触中常听他说的一句话，而这句简短的言语恰是周恩来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忠诚的浓缩。

　　赵炜记得，虽然居住和办公都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周总理对他办公室的门看得很严，他办公时，除了秘书有事可以进去，一般人根本不能进，连邓颖超大姐也很少进他的办公室。平时，周总理的文件都是由值班的同志来拆，但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信件秘书一定不要拆，如果有误拆的情况也必须当时就封好，同时要在信封上注明是由某某失手误拆，以后一定注意的字样。

　　周恩来总理对秘书要求严，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遇上机密性很强的信件，他都是亲自写信封和封信，注明由某某同志专送给中央某位领导亲启。有时信写好了又要添加些内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

　　工作认真，是周恩来精神中“忠诚”的又一处体现。平时，周恩来总理要求秘书汇报工作时，一要准确，二要及时，三要简明扼要。因此，西花厅的秘书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时从来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的无确切时间概念的含糊词，说话也不能嗦，更不能拖拖拉拉。

　　作为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时能到医院去的唯一秘书，1975年秋冬经历的几件事在赵炜脑海里烙下了深刻印迹。

　　9月20日，周恩来总理要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但他打了麻醉药却不肯进手术室，特地等着赵炜把关于“伍豪事件”的文件送到医院——“文革”中有人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总理，这是1972年周恩来就此事在中央召开的整风汇报会上做的“真相”报告。但是，材料在办公室里已经放了好几年，周恩来一直没在上面签字。那天，就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周恩来在推车上垫着一块木板用颤抖的手在报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同时还注明了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几天以后，周恩来让赵炜把《国际歌》的歌片儿带到医院，重病中的他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些天，周恩来总理好像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又过了几天，他让赵炜拿来纸笔，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他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提出要听报纸，担心邓小平同志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

　　那一幕幕，令赵炜终生难以忘怀。

　　周恩来去世后，赵炜又在西花厅里陪着邓颖超度过了16年时光，直到最后送走邓大姐。事实上，赵炜是在西花厅工作年限最长的一位，也是最后离开这个院子的西花厅秘书。走出西花厅，赵炜在全国政协工作多年，并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职务。卸任休息后，赵炜担任了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的顾问。

　　周恩来精神是由无私凝聚的，实事求是则是这一精神的基础。许多年来，周恩来对待权力的态度令中外政治家钦佩，他把自己所掌控的权力应用全部融入为祖国人民服务的宗旨中。

　　赵茂峰是1950年被分配到政务院(后来的国务院)机要处的，几年后他和赵炜谈上恋爱，随之两人被先后调往西花厅。不过赵茂峰刚去时是“过渡”，直到1956年才正式调到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组。赵茂峰在西花厅跟着周恩来工作了整整20年，无论是“精简”还是正常调动都没有他的份儿，甚至就连“文革”中他“支左”患病后也依然回到西花厅休养。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赵茂峰经常随周恩来出差，周恩来还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茂峰是我们西花厅里的土秀才。”

　　赵茂峰说：“虽然西花厅的两位老人家都不在了，但他们在我心里的位置依旧最高。”

　　给周恩来当秘书，赵茂峰主要负责文卫体和统战方面的工作，周总理对待工作和权力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文革”开始后，总理办公室的人少了，文件也少了许多，但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却一点没见少。那时，他经常到丰泽园去谈工作，而知识渊博的毛泽东常常会在谈话中引用一些古诗或典故。每次，周恩来回来后都把记下的古诗、典故交给赵茂峰让他去查出处，而后自己又认真记下。那些年，周恩来总理交给赵茂峰查证的小条子很多，每张条子都呈现出周恩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让赵茂峰记忆最深的还有几件事，体现出周恩来总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文革”初期，周恩来经常出去开会或者接见红卫兵，开始每次都是赵茂峰整理好文件跟着去。那时候，江青正在处心积虑地找周恩来的碴，但她毕竟不敢在周恩来面前公开施威，就屡屡把气出在赵茂峰身上。有一次，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就“支左”工作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汇报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后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问这条子还给不给江青看？当时周恩来说：“已经过时了，不看也罢。”事情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江青因为此事怪罪下来，对着周恩来直报怨，这让赵茂峰感到很内疚。这时周恩来很平和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让不让她看文件是我的事，你一个秘书能决定吗？”周恩来实事求是的两句话，既摆脱了赵茂峰的尴尬，也让江青一下子无话可说。

　　不久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要开碰头会，周恩来告诉赵茂峰时间、地点，让他写个通知通过中办发下去。通知依惯例发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手中，没有发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但是此时的办公室主任正是江青的女儿李讷，于是江青借此事又闹了一气。“你不放手，你的秘书也不放手，通知为什么不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恩来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说：“那好哇，让赵茂峰给李讷写个检讨，说他发通知有疏漏……”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江青又闹不起来了。

　　回到西花厅，周恩来很诚恳地对赵茂峰说：“这件事是我让你办的，还让你写检讨，真是对不起。”

　　“写检讨没关系，这个我能理解。”赵茂峰回答。

　　看到赵茂峰如此善解人意，周恩来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后来，他亲自审阅了赵茂峰的检讨，还把里面两个错别字改过来。

　　1975年夏天，周恩来病重再次住院，这时为了让他不再为国家大事操心，秘书们不能再去医院，所有文件都由邓大姐带过去。那段时期，为了利于周总理减轻痛苦，专家提出可以让他看一些名画分散精力。这时，赵茂峰就承担了到故宫借画的任务，他也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多次去医院服务。那段日子，赵茂峰隔三差五就去故宫借几幅明清画作送到305医院，每次都认真地填好签收单。大幅长轴在病房没法挂，赵茂峰想出个主意，在病房的门上装了一个滑轮，周恩来要欣赏画时可以前后调整距离。为了避免这些借出来的国宝有闪失，周恩来特意吩咐305医院给赵茂峰安排了一个带保险柜的房间。可惜的是，周恩来的病越来越重，后来连欣赏画都很困难了。

　　1975年12月31日，赵茂峰和钱嘉东、纪东三人最后一次见到清醒中的周恩来总理，他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的同志好。”这14个字，然后就渐渐陷入昏迷之中。

　　“我累了……”是周恩来生命临危时刻的真诚表述，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无私奉献的最后总结。

　　周恩来逝世后，赵茂峰本已调任国家计生委党委副书记，但邓颖超大姐说：“茂峰，你得给我当志愿兵，什么时候需要你就得来。还有，咱们现在改变一下，男的要到‘女家’住了。”邓大姐指的“需要”是说赵炜如果生病就让赵茂峰顶替，平时8小时之外也让他搭把手，而‘女家’就是指西花厅。就这样，赵茂峰又在西花厅住了许多年，邓颖超在人大、政协任职时的许多发言稿都出自这个“志愿兵”之手，1982年他还顶替病中的赵炜给邓颖超当了三个月秘书。赵茂峰20世纪末离休，现在家静养病躯。

　　周恩来精神是通过勤政来践行的，而勤政是一个好干部必须的条件。当总理26年，周恩来是中国披星戴月最多的人，如果中国的干部都像他一样鞠躬尽瘁，小康社会将来得更快。

周恩来与家人及工作人员合影

周恩来与工作人员合影

　　周恩来告诫秘书：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搞特殊

　　钱嘉东是个会多国外语的才子，这使得原本学理科的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事工作者。他第一次进西花厅不久恰赶上精简，10个月后又重返这所院落。从此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后驻守西花厅12年。钱嘉东随着周恩来出访过几十个国家，亲眼目睹了为人称道的周恩来外交风采，并且在以后的外交官生涯中受益匪浅。

　　钱嘉东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就是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人生有这样一段经历足矣！”

　　钱嘉东是最后四个秘书中唯一两进西花厅的一个，他1964年从外交部调至总理办公室，但还没等全部熟悉西花厅的一切，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那年，据说是由于某位领导的秘书一次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精简秘书。这次精简的直接结果，是使得钱嘉东兴高采烈地来，莫明其妙地走。

　　第一次离开西花厅的情景钱嘉东还记得。那是1965年的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要在前厅请办公室的所有同志吃午饭。那天的饭很简单，依旧是四菜一汤，其中一道是周总理最喜欢吃的狮子头，每人一个。吃完饭，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主动同大家一起合影，而后，“大家就散伙了”，钱嘉东被调到国务院外办。

　　恰是那一年，国际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周总理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特别多。秋冬之际，领导找原在西花厅工作的钱嘉东和马列谈话，言简意赅，只有两句：“马列留下，钱嘉东你回去。”

　　这次回来，钱嘉东成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也让他亲身感受到周恩来的勤政精神。在钱嘉东眼里，周恩来工作起来就是个拼命三郎，他一天除了有六七个小时睡眠外，其他的时间基本都用在工作上。因为作息时间的不同，周恩来通常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就寝，中午时分起床，起来后一睁眼就要把秘书叫到身边——这时他最需要了解的是在他睡眠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边穿着衣服边开始听秘书的汇报；边刮着胡子边在脑海里调整好当天日程；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他开始交办需要处理的事宜；吃着“早饭”他静心听秘书念当日参考……西花厅的秘书们把周恩来的卧室称为“一办”，把厕所称为“二办”，而他真正的办公室却委屈地成了“三办”。

　　除了“三个办公室”，车上和飞机上也是周恩来经常办公的地方，钱嘉东不管是陪着他接见外宾还是出访，总是要在车上读电报、谈事情或者给他讲解外国风俗礼仪。跟了周恩来12年，钱嘉东去的国家不少，但是有很多国家他都是随着总理谈完事就走，连那些城市的街道建筑都没看清。

　　周恩来勤政的表现之一是他在工作上的创新，让钱嘉东特别难忘的是乒乓外交时周总理处理难题时的睿智。那一次，为了打开中美封闭多年的大门，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但是来华的乒乓球队并非美国一支，单请他们不请别国代表团肯定会引起国外舆论喧嚣，怎么能和美国代表团畅所欲言，又让加拿大、英国等其他国家代表团满意，这成了让中国外交家们伤脑筋的大事。后来，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圆圈排位方式——他让各个代表团围成一个大圆圈落座，在每个代表团团长前空出一个座位。然后周恩来就沿着圆圈到各个代表团跟前坐一坐，谈一谈，而唯有到美国代表团跟前他停留的时间最长……

　　随着创新的圆圈排位，周恩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橄榄枝递到美国乒乓球队手中，从此打通了大洋两岸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通道。而周恩来的勤政与创新，也成为钱嘉东外交生涯中永远的楷模。

　　钱嘉东在周恩来的最后四位秘书中年龄最大，1976年离开西花厅时已经56岁。根据邓颖超“哪里来的就回哪儿吧”的建议，他重返离开多年的外交部，而后出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如今，84岁高龄的钱嘉东因眼疾已经难以辨人，但是周恩来的形象却永远活在他的记忆中。

　　周恩来精神是通过自律得以体现的，勇于自我批评是伟人的伟大之巅。周恩来长期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别人做到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从不允许家属和身边干部走“后门”。

　　纪东1961年从西安当兵进“8341”部队，7年后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连职副指导员。一次，他因为五分钟的精彩讲演被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相中，从此调入西花厅，一干就是8年。纪东陪着周恩来度过了“9.11事件”后难忘的6小时，亲眼见到林彪坠机后共和国总理从眉头紧皱到神情舒展。他还目睹了周恩来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务院会议，见证了动荡之后新国务院成立的历史画面。

　　纪东说：“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他无需走下圣坛，他本来就在我们中间，在人民中间。”

　　论年龄，纪东在四人中最年轻；论资历，他是西花厅的小字辈儿。但是因为他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8年中留下了不少令人震撼的回忆。

　　纪东原名纪相才，但是到了西花厅后好几次打电话时别人都误认为这里是“气象台”。因为怕因为误会耽误工作，纪东向领导打报告后改了名字，却没有及时告诉周恩来。有一天，纪东在给总理的电话记录上署了自己的新名，结果很快被周恩来唤进办公室。

　　“你原来那个名字挺好的，何必改呢？”周恩来认真地说。虽然纪东改名令他流露出一些不解，可是并没有对此多说。大概在周恩来看来，改名字是属于“个人问题”，没必要干涉。但是，因为周恩来那句真挚的话，令纪东对改名字的事一直后悔，现在想起来，甚至会激起心里的阵阵隐痛。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纪东对总理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承担责任的工作态度十分钦佩。1970年，周恩来批准过一个试验项目，但是后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对此事的态度，国防科委准备关停这个项目。可是，碍于这个项目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国防科委的同志在汇报时绕来绕去也不明确说出停止的意见。后来，还是纪东揣摩出了那几位的矛盾心理，他凑在周恩来耳边悄悄地说：“那个试验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的。”周恩来一听，明白了汇报者的意思，他马上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我批准的，不对也可以改嘛。”一个令国防科委领导为难的问题就这样简单解决了，周恩来严于律己勇于纠错的行为令大家都很受教育。

　　“文革”期间，一些外国专家受到不公平、不礼貌的待遇，他们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些想法。纪东清楚地记得，1973年他陪周总理参加庆祝“三八”招待会，周恩来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场向外国专家赔礼道歉：“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随后还向在场的一些专家个别道歉，其情真意切的话语温暖了外国专家们受伤的心，令他们十分感动。

　　周恩来的平易待人有口皆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也偶有发脾气的时候，而这种发脾气往往是对手下人严格要求的一种形式。抗美援越期间，有一次纪东接到一个电话后写成记录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没想到周恩来起床后到了“三办”马上把他叫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他指着电话记录问纪东。

　　“为什么不到卫生间去报告，你知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周恩来继续斥责纪东，手都有点颤抖。批评了纪东一通，周恩来缓和下来，“跟你们这些没打过仗的人共事真难！”而后他低声嘀咕着。

　　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这是周恩来为人的一个宗旨。他要求值班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毛泽东办公室来了电话，哪怕是刚刚睡着都要叫醒他，绝不能误事。

　　周恩来对秘书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搞特殊，更不要认为在这里工作就高人一等，也不要用我的名字去压人。”

　　离开西花厅的时候纪东只有33岁，他先是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8年后因工作需要再次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数年后又被调到武警总部。纪东最后的职务是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警衔为少将。2002年纪东退休，现为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

大家联名写信要总理注意身体

周恩来总理参与中日谈判

　　周恩来总理与中日关系

　　文/钱嘉东 王效贤

　　200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2008年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此时此刻，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二者联系起来，回忆起周总理生前为发展中日关系所做的大量工作和不朽贡献。

　　高瞻远瞩着眼未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一成立，即向全世界宣告：我国愿与一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与我国建交的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少数刚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而获得独立的亚洲邻国。西方国家中，除几个西北欧国家与我国建交外，绝大多数都拒不承认我国。特别是美国对我国采取孤立、封锁、禁运，企图扼杀新中国的敌对态度，直至22年后迫于内外形势才不得不承认现实，前来叩敲新中国的大门。

　　至于日本，当时还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不能不听命于美国，1951年在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上签字，次年又同台湾当局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了非法的和约。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自然不具备正常化的条件。

　　但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我国对于日本这个一衣带水并在历史上素有交往的近邻始终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我们并不期待在短期内有所突破，而是高瞻远瞩，着眼于未来，相信两国关系最终是要正常化的。

　　我国的对日政策中，有两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是严格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这是说，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二是正确对待两千年与50年的关系。这是说，中国人民一方面应牢记1895—1945年这50年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中日两国人民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史。

　　周恩来总理是上述政策的制定者，更是贯彻执行的典范。20世纪50年代初，当他开始有机会接见来自日本的朋友时，就反复向他们阐述我们的政策。

　　1953年9月，在第一次会见日本朋友、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周总理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罪行，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我相信，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以免日本重新蒙受比过去和现在更加深重的灾难。中国愿意恢复与日本的正常关系，但是，如果日本政府仍然继续执行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政策，并继续保持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外交关系，日本就会成为太平洋上不安定的因素，从而阻碍日本与新中国缔结和约，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周总理还说：“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有广阔的前途。”周总理的话通俗易懂，含义深刻，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善意和诚意：从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确处理中日关系。

　　周总理也经常以这些政策教育我们自己的同志。在外交部成立时，原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后改任为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同志，在他1989年写的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50年代初，日本政府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开始了民间贸易，但障碍很多，进展不大。当时总理教导我们，对日本既要正视60年(编者注：原文如此，但总理经常说的是50年)，但也要考虑两千年。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长达60年，中国受到了无可估计的损害；另一方面，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和日本打交道，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中国老百姓不答应；太勉强，日本政府也办不到。所以总理提出了“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方针。

　　由此可见，从那时起周总理就以他的远见卓识，勾画出了中日关系发展进程的蓝图。虽然一时还无法建立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但在我国的主动努力下，还是做了两件实质上属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大事：中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送回了战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侨民；释放了全部在华日本战犯。

　　在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以后，有大批日本人来到中国大陆，至抗日战争结束时，约有130万日侨留居中国。除大批日侨在1948年前已回国外，新中国成立后留下来的还有约3万人。1950年冬，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出席在摩纳哥召开的国际红十字会会议时，周总理指示她主动同日本赤十字社社长岛津忠承接触。1952年底，中国发表了在华日侨情况，表示对于愿意回国的日侨，中国政府将予协助，日本可派团前来同中国红十字会协商。1953年1月，日本赤十字社、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简称“三团体”)首次持日本政府签发的护照来华谈判日侨回国问题，双方商定由日本政府派船接侨，中方负责日侨从住地到乘船前的一切费用，并为他们携带物品、兑换外币提供方便。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应前述“三团体”的邀请回访日本时，周总理特别指示李德全团长，将全部日本战犯名单交给日方。之后经过双方的磋商，1062名日本战犯中有1017人于1956年6月至9月分批由日本政府派船接运回国，只有45名罪行严重的，被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这些战犯回国时或再访问中国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还会见过他们，并鼓励他们向前看，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被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为中国的人道主义所感动，每个人都表示要以致力于日中友好的行动，表达将功赎罪之心。时至今日，他们的子女还在继承着父辈的遗志，为日中友好出力。

　　以上这两件事留下的影响，深深扎根在老一辈日本人民的心里，在一定意义上，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在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民间的往来往往与政府的态度分不开，政府态度好，民间往来就容易些，政府态度不好，民间往来就较困难。

　　那么为什么在中日关系难以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可以从民间着手呢？这主要是因为，与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政府的态度相反，在日本民间存在着对中国友好、希望与中国交流往来的巨大积极性。日本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顺应历史潮流，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贸易往来，认为这才是日本的出路。所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日本就相继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日中友好协会和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等一系列对华友好组织。1953年日本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决议”。日本社会各界、各阶层，包括社会党、日共等革新政党，以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相继投入到了促进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的行列，甚至在执政的保守党内，也有开明有识之士，主张和支持发展中日关系。

　　面对这一形势，为了挫败美日政府的反华行径，打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航道，周总理审时度势，从现实可能出发，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方针，这实际上成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

　　开展中日民间关系，无疑首先要从经济方面着手，特别是“贸易先行”，这最符合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下面就让我们看一看，周总理是怎样指导和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1952年4月，周总理指示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正副团长南汉宸和雷任民，邀请三位出席会议的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女)、帆足计和宫腰喜助访华。三位议员不顾日本政府的限制，从莫斯科直接来到中国。中日双方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金额不大意义却非同一般，正是这三位日本朋友的勇敢行动，打开了中日友好的大门。

　　三位议员访华的消息立即轰动了日本。人民急切地期待从他们那里听到有关新中国的第一手情况。但当时的日本政府却以“违反护照法”为名，限制他们组织群众集会并扬言要惩处他们。高良富到外务省门前静坐，要让群众评个谁是谁非，从而挫败了日本政府的阴谋。

　　莫斯科经济会议后，中日双方先后成立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是这时成立的。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时，周总理让廖承志参加了中国代表团，这不仅出于侨务工作的需要，也是着眼于同日本代表团接触。因为廖承志熟悉日本情况，有不少日本朋友。日本代表团团长是当时鸠山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高达之助，此人在日本侵华时曾任“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周总理同高的会谈正是经过廖承志同志安排的。会谈从日本当时的处境、开展中日贸易的必要性和步骤，一直谈到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和双方面临的困难等等，彼此推心置腹，使高受到很大的触动。60年代初，高连续两次应周总理邀请访华，为打开岸信介内阁造成的中日关系僵局做出了贡献，并同松村谦三一起成为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创始人。中日民间贸易关系开始后，连续签订了四次民间协议，双方还互办了商品展览会，提出了民间协议、政府支持、官方挂钩的设想。

　　然而，以民促官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曲折起伏的。

　　正在两国民间交往蓬勃发展的时候，岸信介于1957年2月上台执政。他一改鸠山、石桥内阁的积极对华政策，进一步亲美反华，甚至声称支持蒋介石“收复大陆”。他无视已谈妥的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拒不批准互设享有外交特权的商务代表机构，企图搞“政经分离”，只捞取经济实惠。在后来发生的“长崎国旗事件”中，岸信介政府不仅不严惩暴徒，反称“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构不成刑事案件”，罚款500日元了事。此事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陈毅外长发表谈话，谴责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破坏协议。为了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中方宣布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不再延长民间渔业协定，中日贸易一时陷于中断状态，其他方面当然也不能不受影响。

　　针对岸信介政府阻挠与破坏中日关系发展的恶劣行径，周总理提出了要继续中日贸易和友好关系，日本政府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第一，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统称政治三原则。同时还提出了“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指出不讲政治，只讲经济是行不通的；一面对中国抱着露骨的敌意，一面想从中日贸易中捞一把，是肯定办不到的。

　　中日贸易中断后，一部分靠进口中国的中草药和农副产品维持生计的日本中小企业濒临破产。日本社会党总书记浅沼稻次郎(1960年因主张中日友好被右翼杀害)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事务局长岩井章来华，反映中小企业的困难；曾在万隆会议上见过周总理的高达之助也托人给周总理带信说情。按照政治三原则，本来必须日本政府先改变对华政策，才能恢复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从中日友好出发，特别是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实际困难，周总理决定开辟“照顾物资”的途径，绕开双方的外贸单位，两国工会作为联系渠道，继续同中小企业开展贸易，也称“个别照顾”。

　　1960年8月，周总理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时，进一步提出了“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周总理向铃木解释说：过去我们想通过民间协议发展贸易关系，但岸信介政府不但不承认民间协议，不保证民间协议的实施，反而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破坏协议。我们不能容忍，只好将中日贸易往来停了两年多，决定今后一切协定必须由两国政府缔结，因为民间协议没有保证。但是没有政府协定不等于两国之间就不能做买卖。双方可以在企业、公司之间签订民间合同。合同履行得好，两国政治环境又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长期合同。中日贸易中断后，日本中小企业有困难，中国提出了“个别照顾”的办法，叫做“照顾物资”，今后还可以继续下去。根据需要，数量也可以扩大。

　　周总理相继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原则，既体现了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也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的原则，从而打击了亲美反华势力，支持了对华友好力量，调动了包括部分上层人士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了以民促官，并使中日关系进入了半官半民的备忘录贸易阶段。所谓半官半民，就是民间协议得到政府的同意。

　　中日贸易中断期间，西欧国家抢占中国市场，中欧贸易迅猛增加。日本经济界担心失去中国市场，要求继岸信介之后上台的池田内阁及早采取行动，改善中日关系。自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如前首相石桥湛山、曾任农林大臣和文部大臣的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以及高达之助等人相继访华，同周总理会谈，探讨打开僵局,发展中日关系的途径。周总理根据日本国内形势变化及时提出，中日不仅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相互友好，改善关系，还要逐渐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并着重阐述了我国在台湾问题上坚定不移的立场。

　　松村、高回国后，迫使池田内阁于1962年5月做出了不受美国制约，自主开展对华贸易的决定，同意通过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并默许松村、高负责开展这一工作。1962年10月中日双方签署了长期、综合性贸易文件，称之为《备忘录》，以示同以往民间协议的区别。备忘录的内容是经过两国政府同意的，实际上已接近政府间协定的性质。所以说，从1962年起，中日关系向前跨出半步，进入了半官半民时期。1964年双方互设了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并互派了常驻记者。双方提出以积累渐进方式改善中日关系，即：不仅是贸易关系，也要面向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在备忘录贸易会谈中，特别加入了政治会谈，主要是推动日方接受我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逐步排除在这方面的干扰和困难。1971年2月举行备忘录贸易会谈时，中美关系已见解冻迹象，谈判因而比较顺利。日方在会谈公报中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任何形式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阴谋都是不能容许的；日蒋“条约”本来就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日方一直借口日蒋条约是1952年以来日本外交依据的基础，不敢碰它。这时首次同意将其列入公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接着公明党访华时，又在上述三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恢复日中邦交的五项原则。社会党、民社党、日中议联代表团也相继在同中日友协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支持中方这一原则立场。后来，周总理把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归纳为中日复交三原则。在当时的条件下，尽管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尚未成熟，但随着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实际上已被提了出来，双方进行了探索并为以后的成功解决打好了基础。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经济方面民间往来日益扩大的同时，中日之间在文化、艺术、体育、卫生乃至政界、工会等各个方面的民间往来，或半官半民的往来也日益发展。1955年、1959年两位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和石桥湛山分别访华，主要都是为了探讨发展中日关系问题。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后藤钾二访华。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他访华目的是邀请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双方在商谈会谈纪要的内容上发生激烈争执，我方人员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而且要求把政治三原则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连顺序都不能变，谈判因而陷入僵局。周总理得悉后，立即把有关人员找去开会，批评他们的做法太“左”了。周总理指示，会谈要看对象，看要性质，原则也不能一概照搬，强人所难。后藤先生明确提出“要根据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简称‘国际乒联’)章程，整顿亚洲乒乓球联合会”，就是要从国际乒联中把台湾赶出去，恢复我们在国际乒联中的地位，这就是在体育界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由于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及时纠正，才使双方圆满达成协议，我乒乓球队参加了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从而促成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推动了中日、中美建交。这是周总理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又一范例。

　　据一位专门研究周总理与中日民间外交的学者统计，从1953年7月1日至1972年9月23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周总理共会见日本客人287次，323个代表团次(或批量客人)。在周总理会见的外国客人中，日本客人一直占首位。周总理经常教育我们：“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周总理会见的日本客人中既有各界要人、知名人士，也有满手老茧的普通农民，以及稚气未退的青年学生。

周恩来与日本青年在一起

周恩来与日本领导人握手

　　抓住时机促中日关系水到渠成

　　20年深入、细致、锲而不舍的工作积累，到了1972年终于水到渠成。中日正式结束了战争状态，恢复了邦交，两国关系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从大环境来说，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美国22年敌视、孤立中国的政策破产，被迫承认新中国的存在，改变了对华政策。继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访华，终止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状态，这对日本不啻是当头一棒，被称为“越顶外交”。日本国内环境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直到最后一刻仍在死心塌地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被迫于1972年6月提前下台。要求同中国复交的呼声在整个日本已深入人心。田中角荣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执政的，就任伊始，1972年7月7日，立即提出“在外交上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

　　看到这一消息后，周总理判定，时机已经成熟，关键看能否抓住。周总理立即指示外交部研究如何表态。当晚总理把有关同志从上到下全部找去汇报。大家说来说去没有摆脱对田中内阁的一般分析和评价，说不到点子上去。午夜过后，总理请大家回去休息，他自己写成书面报告请示毛主席。7月9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宴会讲话中，周总理针对田中首相的表态，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值得欢迎的”。就是这七个字，在自民党内仍有不少阻力，田中首相心中仍无完全把握的时候，坚定了田中与反对派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对中日关系的重大突破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天晚上，周总理又召集有关同志开会研究问题。总理说，我所以说田中首相的表态值得欢迎，是因为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当时在座的日本处长陈抗同志第二天将随农业代表团访日，总理当场指示陈转告正在日本的孙平化和肖向前，要求他们二人一定要把田中访华一事落实好，特别强调了“落实”二字。7月22日，孙、肖会见大平外相，转达了中方欢迎田中访华直接同周总理会谈。随后，田中委托和自己有私交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来华摸底，周总理会见竹入，让竹入把我方想法带回去。8月11日大平再次会见孙、肖，正式向我转达了田中访华的决定。

　　接到前方这一报告后，总理当晚又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并决定授权姬鹏飞外长发表声明，欢迎田中访华。8月12日，姬鹏飞外交部长受权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谈判并解决”这五个字是总理要求明确写上的，意思是说，田中要来，就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8月15日，田中会见孙、肖，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说他已决定访华，只是还要处理好党内各种意见，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暂不宜过早公布具体时间。9月9日，古井喜实受大平外相委托，带来了日方的意见，周总理会见了他。9月14日，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代表团访华。该协议会成员多数还举棋不定，日方派该团来访是希望我配合工作。周总理两次会见该团，对代表团访华给予高度评价，同时，针对自民党副总裁推名悦三郎作为特使访台，宣称“日台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将原封不动保持下去”的说法，给予严肃批评，指出中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绝无改变余地，打消了日方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幻想。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通过两国首脑会谈，使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日中关系正常化，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日本政府这一表态，像当初周总理呼应田中一样，明确地回应了中方的要求，表达了田中解决问题的决心。

　　从7月7日田中上台，表示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到9月29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两国建立正常关系，总共用了84天。在那一段时间里，周总理几乎天天召集大家分析形势，提出对策。

　　田中到达北京后，也并非一切问题都能一蹴而就。矛盾集中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又一次展示了周总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高度统一的外交艺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战争责任问题。日方最初的提法是：“过去几十年中，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周总理严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半个世纪的对华侵略，使千百万中国人民伤亡。只用“添了很大麻烦”来轻描淡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希日方再作考虑。最后，落实到联合声明中的表述是，“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二、结束战争状态问题。中方主张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日起，宣告战争状态的结束，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日方却要将“宣告”改为“确认”。周总理明确指出，这样写可以被认为从旧金山条约以后，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我们并不是该条约的当事者，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最后，改为“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而在声明前言中加上一句：“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这样用“不正常状态”代替了“战争状态”，又把二者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三、战争赔偿问题。日方条约局长高岛益郎竟然在外长会议上提出，“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中日联合声明不必再提及。”周总理专门在首脑会谈中严厉驳斥了这种论点。总理说，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可是你们的条约局长不领情，说蒋介石已经宣布放弃，这次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这是对中国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权利放弃赔偿，他这是慷他人之慨。最后，田中表示感谢我方好意，在声明正文中明确写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四、台湾问题。田中虽已表示“充分理解”我复交三原则，却摆脱不了旧金山条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台湾而不提台湾归还中国)和日蒋条约的束缚。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三条原则分别处理。

　　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原封不动地写入联合声明正文。对第二条台湾归属问题采用了双方分述的方式，即：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然后由大平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有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时宣告，“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台湾和日本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将不能维持，在台湾的日本大使馆将不得不关闭。”关于第三条，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也由大平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这样就开创了由外相宣布与台湾废约、断交的“日本方式”。在最后一次首脑会议上，周总理称赞日方说，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中国古语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说完，将这六个字写在纸上交给田中。田中回答说，日本也有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这应该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础。说完也写下来，郑重地交给周总理，表达了他信守诺言的决心。

　　在谈判基本达成协议的9月27日晚，毛主席会见了田中首相和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刚一入座，毛主席就风趣地问：“怎么样？吵架了吗？”田中回答说：“吵是吵了一些，但已经解决了问题。”毛主席接着又说，“吵出结果就不吵了嘛，天下没有不吵的。”这里所说的吵架，指的就是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小时认真、友好的谈话，从中日关系到国际形势，说古论今，内容丰富多彩。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终于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两国人民二十余年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更是两国领导人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顺应潮流，高瞻远瞩做出的伟大决断。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两国领导人的决断是正确的。中日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两国带来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对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离不开日本，日本也离不开中国，只有友好合作，才能共同发展，这已成为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

　　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然而周总理的眼光并不停留于此，他想得更远，又提出了两个理念。

　　一是“饮水不忘掘井人”。这是周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会见老朋友冈崎嘉平太和古井喜实时提出的，他表示我们不会因为有了官方就忘记民间。他对他们以及多年来为推动中日关系做出宝贵贡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日本朋友表示敬意。在内部，周总理也一再用这句话告诫工作人员，要我们“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周总理在历史关键时刻适时地提出这一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理念，不仅使日本友人深受感动，中国人民也深受教育。

　　二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邦交正常化从法理上给中日之间过去那段不幸历史画上句号，但这不是就此抹掉了那段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抹不掉的。中日双方都应该记住它，目的不是为了算旧账，而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以免不幸历史的重演。周总理1972年在欢迎田中首相访华的宴会讲话中就是这样说的：“自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

　　事实证明，周总理的深谋远虑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逝世后，一位日本朋友称周总理为自己“人生之师”，他生前将周总理的照片时刻藏在自己身边，临终时他的妻子还将周总理的照片与他的遗体一起安放在棺木中。这是何等的深情！

　　周恩来总理为开展中日关系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机场

　　1964年随周总理访苏

　　文/阎明复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给日益恶化的中苏关系带来一线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访苏，同苏共新领导接触，试探有无改善关系的可能。这是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我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随团担任翻译工作。每当回想起那次令人难忘的出访，我总是感慨万端。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从此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公开论战，到1964年，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这场论战也随之愈演愈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苏联报刊上就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这年2月，苏共还召开了有6000人参加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反华决议；并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信函，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从1963年9月开始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文章，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到1964年10月已发表了“九评”。

　　期间，苏共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另一方面却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我们理所当然不能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建议”，断然拒绝停止公开反驳苏共对我们的攻击。接着，苏共中央又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则主张经充分准备，召开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的国际会议，决不参加苏共的分裂会议。对此，苏共中央答复，起草委员会一定要在1964年年内召开，12月15日之前就要报到；并表示无论哪个党缺席，委员会也要开始工作。中共中央在答复信中谴责了苏共中央这种破坏协商一致原则的独裁主义，重申绝不参加分裂会议的立场。

　　在中苏两党的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每一件函件除提供了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了俄文译本。而由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我们的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联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的工作，都是我们中办翻译组承担。随着双方论战的日趋激烈，我们在翻译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准确无误，避免翻译中的用词不当造成“节外生枝”。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前面提到1964年2月苏共中央给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了一封谴责中共的信，这封信并没有发给中共，但很快这封信的内容就被中共中央所获悉。于是，中共中央于1964年2月20日给苏共中央发去一封短信，痛斥“苏共领导一方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争论；一方面又背着中国共产党策动新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指出，“你们说攻就攻，叫停就得停，这种唯我独尊、蛮横无理的态度，充分暴露了你们的顽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恶习。”这封信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我们……翻译中，我和翻译组的几位同事在翻译“要求”一词时，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颇费了一番脑筋。“требовать”和“viiросить”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是用前者还是用后者意见不一致。最后是用了“требовать”这个语气强硬的词。第二天即2月22日，苏共中央很快就答复了。显然，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使苏共领导大怒，他们语气尖刻，并特别指出我们居然不是“vii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甚至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这是根据什么权利呢?”

　　对这封信，中共中央于2月27日给予了答复。信中除了继续驳斥苏共领导以外，还专门写道，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说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2月12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是为至盼。

　　至于“要求”一词应该怎样用俄文表达为妥，是否由于译成“требовать”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留给专家们去考究吧。只是从上述这个小插曲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中苏两党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什么程度。

　　1964年秋，正值中苏论战难解难分时，从苏联方面突然传来了赫鲁晓夫被撤职的消息。10月5日深夜，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约见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受权在住所会见了他。契尔沃年科通报了苏共中央于10月14日召开全会，决定满足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提出辞去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并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推荐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消息传来，毛主席连续几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苏联局势和我们的对策。当时苏联政局还不明朗，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也不清楚，苏联新领导人对华政策究竟如何也有待澄清。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认为，赫鲁晓夫被撤职毕竟是件好事，我们应该表示欢迎；要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同时，要观察一段时期，而且在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的反对，该弃权的弃权。为此，党中央决定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以便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

　　首先，10月16日，根据毛主席的决定，周总理指示外交部草拟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的名义给勃列日涅夫、米高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的贺电，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苏共和苏联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并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这份电报当天就送给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当晚广播，并于第二天(10月17日)见报。

　　第二，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派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同苏联领导接触；并倡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苏联，以便进行接触，交换意见。

　　根据中央的决定，周总理亲自会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把中共中央的建议通知他们。10月28日，周总理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请他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建议派团去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并同苏联领导同志进行接触。10月29日，周总理再次接见苏联大使，说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周总理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以便进行接触；并建议苏联邀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去莫斯科。

　　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立场，周总理于10月29日首先接见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古巴五国的使节，向他们通报了中共中央的倡议，说明这一倡议的目的是寻求团结。当时苏联同阿尔巴尼亚已经断交，所以，周总理还特别向阿尔巴尼亚大使解释中共中央倡议的意图，并分析了可能产生的结果。阿大使说，他将报告阿党中央，但他相信阿党中央不会派人去苏联。对此，周总理表示理解。

　　10月30日，周总理又接见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和民主德国的驻华大使。次日，苏联大使转告周总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

　　第三，中央决定在北京破格扩大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的规模。11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领导人发出了节日贺电。11月6日，首都各界举行了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协副主席刘宁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11月7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彭真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即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8日的报纸还登载了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11月5日，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副团长为贺龙，团员有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等，顾问有姚臻、王力、余湛等。我和王钢华、邢书钢等作为翻译随团前往。同机前往的还有以范文同为团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11月6日，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先后会见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周总理表示，我们这次来访，除了参加庆祝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我们希望这会为今后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出访前，在国内已经准备好了周总理在十月革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周总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希望能在大会上致词，勃列日涅夫以大会没有安排外国代表团讲话为托词婉拒。当天下午，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我党政代表团其他同志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大会，勃列日涅夫作了报告。

　　11月7日，我代表团在红场观礼。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站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和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阅兵式及群众游行队伍。莫斯科市民的游行队伍走过来了，游行的人群看见观礼台上的周总理和贺龙，都高高地举起小旗帜欢呼着向中国代表致敬。

　　这天晚上，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举行酒会。大厅的主席台上放着一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为主宾桌。苏共中央领导和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沿长桌站着。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康生站在主桌旁，我和王钢华、邢书钢分别给他们作翻译。大厅的两边离主桌约10米处，分别摆了很多餐桌。苏联其他党、政、军及社会各界的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分别站在这些餐桌旁边。主席台左边的第一个餐桌旁站着苏军的高级将领们。周总理、贺龙副总理和他们中间的罗科索夫斯基、崔可夫等都认识。酒会开始后，勃列日涅夫致词。过了片刻，勃列日涅夫把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找来，把麦克风拉到他身边，让他祝酒。马林诺夫斯基讲话冗长，其中还抨击了美国的政策等等。不少外国记者走到前面来录下了他的讲话。

　　马林诺夫斯基的祝酒词结束后，周总理建议贺龙一起去看看苏军的老朋友们。周总理走到苏军将领们的餐桌旁，我紧随在他身后。苏军元帅和将军们看见周总理走过来，纷纷和他握手，十分热情。大家为中苏传统友谊碰杯。

　　贺龙副总理走到主席台旁，王钢华跟着去作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看见贺龙副总理，一开始就有意挑衅。他说：“我们的元帅服太浮华，我喜欢战士的短袄。我们的元帅服是斯大林胡造的，而你们的是毛(指毛主席，下同)胡造的。”

　　贺龙说：“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说完，他就转身走向周恩来和其他苏军将领们那边去。马林诺夫斯基跟着走过来，嘴里不住地嚷嚷着，“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不要耍政治魔术，不要让任何毛、任何‘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

　　我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翻译给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周总理听了大怒，推开马林诺夫斯基，同贺龙一起向勃列日涅夫走去。马林诺夫斯基仍在后边嚷着“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而你们要把毛搞掉(ybpatbmao)”。

　　我听到前半句，立即翻译给总理听，却没有听清后半句。王钢华听到这句话，正要翻译给总理，我驻苏使馆翻译张大可赶过来，对王钢华讲，潘自力大使要他转告周总理，在场的美国记者在录音。这样就把后半句漏译了。

　　这时，有几位苏军元帅大声地说，“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

　　而扎哈罗夫元帅则接着说，“每种蔬菜都有自己成熟的时候。”

　　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说，马林诺夫斯基是喝醉了。周总理说，酒后吐真言嘛!总理要求对方道歉。说完，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

　　代表团来到我驻苏使馆，连夜给中央起草电文，报告发生的严重事件。

　　为了把事情搞准确，总理还要我们几个翻译到一起，反复核对事情的经过。当我们讨论到扎哈罗夫说的“每种蔬菜都有自己成熟的时候”这句话怎么理解时，王钢华说，他是接着马林诺夫斯基“你们要把毛搞掉”的话说的。这时才发现当时我们漏译了马林诺夫斯基这句话。于是，我们立即向周总理报告了漏译的经过。总理叫我们把整个过程写出来。我和王钢华连夜赶写，并在书面材料上签了字，交给总理和代表团。

　　返回别墅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

　　11月8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等到中国代表团住所拜访时，周总理又向他们追问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周总理说，苏共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周总理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勃列日涅夫辩解说，他们事后得知，感到不安和愤怒。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经受到中央委员会谴责。现在我们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你们道歉。我们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线，等等。周总理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个人行动，而是反映了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

　　11月9日、11日和12日，周总理、贺龙副总理等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周总理首先提出，希望苏联领导人说明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勃列日涅夫敷衍搪塞，拒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把话题转到停止公开论战上去。周总理谈到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这也是当时我们同赫鲁晓夫争执不下的问题。我们主张推迟召开，赫鲁晓夫则下命令必须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1965年5月召开大会。周总理说，我们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条件并未成熟；采用兄弟党协商的办法，通过双边和多边协商，开个团结的兄弟党的会议是一回事，而坚持赫鲁晓夫下命令召开的分裂的会议是另一回事。重申我们主张开团结的大会，反对开分裂的大会。而且迄今为止，已经有7个党决定不参加12月15日的会，其中包括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印尼、日本等国的党。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却仍然坚持要在12月15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也不讲什么道理，采取了绝不妥协的态度。在激烈辩论中，米高扬终于忍耐不住，脱口而出说：“在同中共的分歧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不同，甚至没有任何细微的差别。”周总理说，既然你们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分歧上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最后，周总理正式表示了意见。他说，在赫鲁晓夫被解职，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派代表团来苏联祝贺节日的新气氛下，进行接触，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看看是否找到团结反帝的新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全盘计划。现在情况清楚了，既然你们同赫鲁晓夫毫无差别，共同愿望就很难找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挑衅使新气氛没有了。我现在正式表示几点意见：

　　第一，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词和我的书面祝词中所表示的愿望，我们坚持不变。

　　第二，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要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不过，我们要奉劝你们，不要走绝路，要悬崖勒马。

　　第三，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的原则分歧基本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周总理继续说，尽管如此，我们对兄弟党的门还是开着的。按照1960年声明中兄弟党关系准则，创造新的气氛，寻求新的途径来确定共同愿望的办法还是有的，这需要双方努力。如仍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在莫斯科期间，周总理、贺龙副总理还分别同罗马尼亚、波兰、古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的党政代表团多次接触，介绍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周总理谈到，“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这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变化究竟有多大，我们还要观察。”“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关于公开论战，周总理谈到，“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挑起的，并指名侮辱了我们党的领袖。我们现在看不出目前有停止争论的可能。”“苏联新领导是要在没有赫鲁晓夫的领导下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通过这几天的接触，我们发现情况比原来预计的更坏。”

　　10月13日，周总理和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对周总理说，我们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的高级会议：周总理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建议。

　　10月14日，周总理和代表团飞抵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群众代表数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苏联解体后，苏共中央档案陆续公开。1995年，我在莫斯科看到了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苏斯洛夫作的关于赫鲁晓夫所犯错误的报告速记记录，才知道苏斯洛夫在全会上仍然坚持了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并号召“继续同中共斗争下去”。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放肆挑衅的真实背景；这就是米高扬公开表示的“在同中国的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任何细微差别”的含义所在；这就是勃列日涅夫坚持要召开分裂会议的原因所在。回想1964年当时代表团在我驻苏使馆研究情况时，周总理就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对苏联新的领导班子做出了明确结论：苏联新领导虽然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但是，他们仍要继续坚持赫鲁晓夫那一套，即他们要当老子，别人只能当儿子——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政策。历史果然证实了周总理的判断是正确的。

　　作者简介：阎明复，1931年出生，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马恩列斯编译局毛著室翻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社长、副主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正部级)。

周恩来接见梅兰芳等人

　　周恩来与梅兰芳二三事

　　文/屠 珍

　　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诞辰纪念日，也是我们深情缅怀周总理的日子。周总理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日理万机，但他一直从艺术、生活、政治和思想上关心、帮助着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代宗师梅兰芳先生，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梅兰芳先生常对我们晚辈说，周总理是他最敬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46年，梅兰芳住在上海马思南路87号，当时周恩来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主持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工作。马思南路107号人称“周公馆”，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着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周恩来十分关心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也很关心爱护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梅兰芳。他经常让他的堂弟周翕园去看望梅先生，同他谈论国家大事。后来在朋友的安排下，梅兰芳有幸会见了周恩来。当时为了保护梅兰芳不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这次会见是被安排在一位朋友家里进行的。周恩来非常热情而诚恳，他对梅兰芳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离开上海，希望你留在上海，我们欢迎你。”梅兰芳深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他明确表示：“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梅兰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5日，梅兰芳就接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邀请，出席了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座谈会。6月下旬，梅兰芳又接到周恩来邀请，赴北京出席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出发前几天，陈毅市长到梅公馆看望梅先生，对梅兰芳说：“周恩来副主席来电话说，毛泽东主席想请您在文代会期间唱几场戏，不知是否可以？”梅兰芳欣然允诺。6月24日，梅兰芳登上北上的火车，还带了演出服装和几个配角演员一起赴京。

　　7月2日至7月28日，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梅兰芳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梅兰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天他回到招待所兴奋地告诉夫人福芝芳：“今天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对每位代表都十分关怀，和蔼可亲，令人敬佩。周副主席对我说，30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他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就说，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以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副主席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是同行。”文代会期间，梅兰芳演出了他的名作《霸王别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演出结束谢幕时，毛主席、周副主席同大家一起站立鼓掌。那天演出回来，梅兰芳向家人激动地说：“说实在话，这个戏我演了1000多场，都没有今天这样淋漓酣畅。”

　　文代会将闭幕，周恩来接见代表时，特意对梅兰芳说：“您离开北京很多年了，还是搬回北京住吧。梅先生原来住的房子我们会安排腾出来后进行修缮的。希望您能到北京工作。”梅兰芳非常感动，表示“先回上海安置一下即回北京，但回京不能再住原来的房子了，因为那个宅院是我自己在抗战时期就已经卖了，再住进去不妥。政府只要给几间宿舍，能安置下足矣。”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蓄须明志”，坚决辞去一切演出。然而家庭和梨园界同仁们的生计都要靠梅兰芳的演出收入来维持，不演出就没有了收入。梅兰芳就以绘画谋生，但仍难维持生计，他只得让夫人回北京把坐落在无量大人胡同的房子卖掉，以此来养活家人和同行中生活困难的人。他每年还往北京的梨园工会寄钱，让困窘的梨园同业能过个年。这样，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周恩来十分赞赏理解梅兰芳的想法，并嘱咐有关方面做好适当的安排。

　　1949年9月下旬，梅兰芳又与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袁雪芬等一起应周恩来邀请，从上海赴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梅兰芳作了大会发言。10月1日，梅兰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告知梅兰芳，希望他能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两院院长，并说明“这是由我们政务院直接任命，而不是由文化部来任命的”。梅兰芳欣然答应了。

　　1951年3月，梅兰芳奉命到北京筹建中国戏曲研究院。周总理送来了亲笔题词：“重视与改进，团结与教育，二者不可缺一。”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正式成立，梅兰芳被任命为院长，程砚秋、罗合如、马少波为副院长。当天，在北京的大众剧场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成立典礼。不久梅兰芳又被周总理任命为中国京剧院院长。从此，梅兰芳调到北京工作。

　　1951年7月，梅兰芳即到北京赴任，被国家安排至护国寺街甲1号(现梅兰芳纪念馆)居住。这里原是清代王府的马厩，新中国成立前当过兵营，新中国成立后经修葺而改建成住宅，是一座典型的三合院。回京不久，梅兰芳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要完婚，住房就显得有些局促。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找来有关负责人说：“梅兰芳先生来往的客人多，来人拜访连个客厅都没有怎么行？”嘱咐有关部门为梅家加盖了南房等十多间住房，成为典型的四合院，解决了梅兰芳的住房困难。

　　周恩来总理不仅在生活上、工作上给予梅兰芳极大的帮助和支持，在政治上也十分关心他。

　　50年代时，梅兰芳曾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意愿，但认为自己离入党的条件和资格相差尚远。梅夫人福芝芳在《忆兰芳》一文中曾说：“兰芳参加革命后，曾经对我说，我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但现在还不够条件，要进行思想改造，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1957年兰芳赴西北演出，离京前，他表示，这次巡回演出归来，准备申请入党。回京后，兰芳就积极写入党申请书，写自传。”

　　周恩来、陈毅等领导同志都十分关心梅兰芳的入党问题。周恩来多次和梅兰芳谈心，提高他的思想认识。一次周总理邀请梅兰芳到西花厅吃饭，陈毅副总理也在座。席间，总理对梅兰芳说：“这些年你各方面都走在前面，在文艺界起到了表率作用。我和陈老总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希望你能参加中国共产党。”梅兰芳当场表示：“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演员，还有许多方面不够条件，还需要努力。我不敢再给总理增添负担，我就请我单位的两个书记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吧，请他们平时对我多加帮助和监督。”总理十分赞许，他说：“梅兰芳先生思想境界很高，真是一个好同志。”

　　1959年3月16日，梅兰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时，毛主席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个口号，梅兰芳知道这针对的是京戏改革。梅兰芳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好。过去有些人认为京剧是老大哥，我就觉得不合适。中国有那么多地方戏，都有它们各自的特点，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的方针，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具体到京剧究竟如何改，梅兰芳在1953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移步不换形”。不久就有人针对梅兰芳的这个观点进行批判，并组织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准备在研究院、京剧院和报刊上全面展开大批判。周恩来得知后，立即严厉批评并严令加以制止，保护了梅兰芳。为此梅兰芳一直深记在心。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睦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但两国近60年侵略与反侵略的交恶，加之当时日本统治集团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广大日本人民因为不了解新中国而存在着某些隔阂和误解，中、日关系成为一块难以化解的坚冰。在周恩来总理人民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以文化交流和贸易互惠为前导，增进与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了解，逐步达到建立邦交的目的。为了打破坚冰，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周恩来安排梅兰芳到日本演出。当时梅兰芳思想上有顾虑，说自己为了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登舞台罢演多年，现在反而要去日本演戏，岂不被人耻笑？一时在思想上扭转不过来。周恩来便亲自做工作，请梅兰芳一起吃饭。席间，他特别指出，“发动侵华战争的是一小部分军国主义者，他们是历史的罪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受害的不止是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也受其害。但这次访日演出是唱给日本人民听的，正是为了发展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了，才能防止悲剧再度发生。”周恩来鼓励梅兰芳：“你曾两次去日本都引起轰动，日本人民熟悉你，也十分喜欢你的表演艺术，有很好的基础，只有你去最合适。你这次访问演出一定会再次引起轰动的，这样才能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往来。”听了总理的这一席话，梅兰芳终于心悦诚服了。

　　1956年5月，以梅兰芳为团长的代表团组成，欧阳予倩为第一副团长兼总导演，马少波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刘佳、孙平化任副团长，欧阳山尊任副秘书长，汇集了许多著名演员，除梅兰芳外，有姜妙香、李少春、袁世海等，连同音乐、舞美、工作人员共83人。演出剧目《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奇双会》、《白蛇传》、《三岔口》等25出。这是梅兰芳第三次访日，阵容之强大，剧目之多彩，前所未有。自5月26日至7月17日近两个月的时间，以梅兰芳为首的代表团遍访了东京、大阪、奈良、京都、神户、冈山、广岛、福冈、八幡、爱知、岐阜、名古屋等地。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轰动东瀛。京剧不仅满足了日本观众的艺术享受，而且由于美的感染，陶冶了人们的高尚品性，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到处听到友好的声音：“中日友好！”“东京——北京”！以梅兰芳为首的这个文化、和平使节集体，为后来的中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正如他们回国后周恩来总理所说：“此次访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艺术打开了日本人民的心扉，搭起了中日人民友好的新桥梁！”

　　1961年7月的一个星期天，杜近芳和吴葆桢先生来看望梅兰芳。吃过中饭后，梅兰芳感到胸部不适，吴葆桢急忙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直接送到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抢救。文化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得知后，立刻组织北京几家大医院的专家赶到阜外医院会诊，施行急救。

　　8月4日，正在北戴河开会的周恩来总理闻讯后特地赶回北京，到阜外医院探视梅兰芳。周总理坐在梅兰芳的病床前，紧紧握住梅先生的手，关切地说：“我在北戴河开会，听说你得了心脏急病，住院治疗，特地赶来看你。”梅兰芳说：“这大热天，惊动您，我心里很不安。”周总理边说边给梅兰芳把了脉，他说：“我懂一点中医，你的脉象弱一点，要好好静养。好在你会画画，出院后，可以画画消遣。”但是梅兰芳惦记原定去新疆演出的事，他对周总理说：“这次新疆有一条铁路落成，约我去参加庆祝通车典礼，飞机票都买好了，可是怕走不成了，真是遗憾。”周总理安慰他说：“等你病好了，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国内国外都可以去嘛！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养病，一定要躺在床上。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周总理怕谈话太多累着梅兰芳，便起身告辞。梅兰芳想撑着坐起身子，周总理轻轻按住了他，说：“心脏病，就要躺在床上静养，不要起来。”随后，周总理对医生们说：“你们平时只注意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像梅院长的病，应当早就发现。这次经过抢救，希望能转危为安，你们要用心护理，要尽一切努力挽救梅院长的生命。”周总理临走时又对梅兰芳说：“我明天回北戴河，下次回来再来看你。”

　　在阜外医院，经中西医悉心治疗，并加强护理后，梅兰芳左心衰竭的病情一度略有好转。梅兰芳还想着要去新疆，他原来是与姜妙香约定8月8日乘飞机去乌鲁木齐的。但是，8月8日清晨4时许，梅兰芳因心肌梗塞的范围太大，病况突然恶化，心脏停搏，呼吸停止，虽然全力抢救，终告无效，于清晨5时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周恩来总理闻讯便派陈毅副总理一早赶到医院，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恩来总理慰问家属，并喟然叹道：“梅兰芳先生是一代完人！”

　　周总理亲任梅兰芳治丧委员会主任，并让治丧委员会征求家属意见。梅兰芳夫人福芝芳提出“不解剖，不火葬”，要求葬在自家墓地，说：“兰芳的原配王夫人已在那里等候40年了，我要给他们并葬完愿。”周总理听了梅夫人的要求后，立即指示国务院派专人陪同家属挑选棺木。有一位管理人员介绍说，有一副茵陈木的棺木原是为孙中山先生准备的，因苏联赠送了水晶棺，就没用上，所以一直存放至今。周总理亲自批示，给梅院长安息之用。政府决定为梅兰芳举行国葬，天安门和新华门都降半旗致哀。按照周总理指示，治丧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出梅兰芳舞台艺术纪念邮票；建梅兰芳纪念馆；举办梅兰芳生平展；举行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修缮梅兰芳墓地；梅院长棺柩暂时停灵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待万花山墓地修建完工后再举行安葬仪式；梅夫人的生活费由政府负担，每月400元(当时国家一级演员的工资才330元)等。

　　梅夫人福芝芳得知后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们全家对周恩来总理细致周到的安排非常感激。

　　藉此二三事，以表达我们对周恩来总理永久的怀念。

　　作者简介：屠珍(梅兰芳次子梅绍武的夫人)，1934年3月8日生于北京。1955年北京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毕业。1955—1964年任外贸部英、法语翻译。1964—1997年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教授、研究员。先后担任中国梅兰芳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市第七、八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