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走向共和

　　来源：人物杂志

　　严修：走向共和

　　文/李冬君

　　(一)

　　严修，字范孙，何许人也？

　　周恩来曰：旧社会的一个好人。

　　张季鸾曰：旧时代的一个完人。

　　何以皆以“旧”论先生？二人离先生未远，有隔代感，故以新旧论。

以新旧论，论故人可，论历史人物则不可。百年后，如何论先生？

　　先生早已盖棺，论定谈何容易！入土易，入史难，何以先生难入史家法眼？曾几何时，“革命”二字统治史学，改良主义“胡适之”？

　　就让我们从晚清新政谈起……

　　晚清新政，有一位关键人物袁世凯。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练新军，他亲手办，另一件是兴学校，他请了创办南开学校的严修来办，自称听严先生指挥。

　　后来，朝廷预备立宪，召袁氏进京，去总理朝政，袁氏欣然奉命。同时，亦请严修去主理学部。戊戌变法以后，严修对朝廷早已意冷，应了袁氏之邀主持直隶学政，一来因袁氏心诚，二来自己毕竟是乡绅，要为地方尽一份责任。

　　可此次，是去朝廷赴任，他颇费踌躇，辞之再三，还是去了。

　　一来，还是因为袁氏心诚，二来他的老师张之洞也在朝廷主政，两人一请，于情于理，他都不好再推辞了。还有一点，也许最重要，那就是朝廷表示预备立宪，他想起了那位还在受难的青春皇帝，一咬牙，就同意了。

　　他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而他的新私学才刚开了头，便将南开学校托付给他最信任的张伯苓等人，将家务事交代给子侄们，进京了。

　　那时新设立的学部，亦按满汉复职制老例，以满人荣庆为学部尚书，领衔而已，而以严修为学部侍郎，实际主持，好在两人相洽，君子怡怡。

　　严修主理学部，使学部成为新政发动机。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就是君权与民权合一。以经学立君权，以西学立民权，孔孟之道，实与民主相通。

　　差别在于，一个是理想化的“道”，一个是现实性的“制”。而宪政的目标，就是要将“道”转变为“制”，这几乎成了他在学部工作的目标。

　　经学的“道”，虽时时强调，却无需他来推动，可西学的“制”，要一一建立，则要靠他来执行。建制之前，先要立定方针，明确教育宗旨。

　　他拟就学部关于教育宗旨的奏折，该折以上谕形式公布。

　　他指出，各国学制，其大别有二：曰专门，曰普通。而“普通”，即是普及教育，他说，教育目标，不在培养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国民。使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

　　因此，还要立法，实施义务教育，他称之为“强迫”。

　　而教育宗旨方面，他认为，中国政教所固有而应发扬者有二：曰忠君，曰尊孔。中国民质所最缺而以提倡者有三：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

　　这似乎是中国人最早论及国民性的，受了日本人的影响。

　　关于忠君，他说，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接着就举了德国和日本的例子——近世崛起之国，德与日本称最矣。

　　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国统一；日之教育，维护皇统而已。

　　关于尊孔，他将明治维新归功于中国圣贤之学。指出，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能并驾欧美，还用吾国圣贤之言而训导之，况孔子生于中国乎？

　　在实学这一点上，西学本与汉儒实事求是、宋儒即物穷理相通。

　　学贵实用，历代理学名臣如王守仁、曾国藩，都能发为事功。对于高谈性命，崇尚虚无，他斥之无用，而章句之儒，泥于记诵，则更等而下之。

　　以实学求实业，乃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

　　他强调“兴学为地方要政，实与钱谷、刑名并重”，要求各省考察官员，要由过去的藩司会同臬司考察，改为由藩、学、臬三司会同考察。

　　学司参与考察官员，官员的政治前途便与兴学相关联。

　　他知道，调动了官员还不够，还要调动民。政治体制虽是官本位的，但政治文化却是民本位的。成事虽然在官府，而做事却要靠民间。

　　于是，奏定《各省普设教育会章程》，以教育会“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并励士绅助官兴学或立私学，达成“教育之道，普及为先”。

　　普及教育，尤重女学，曰：中国女学，本于经训，先王化民，以妇学为先务。故开办女学，在时政为必要之图，在古制亦实有吻合之据。

　　一套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制及行政机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教育改革为新政先导，令朝野人士刮目。连太后也来召见他了，“垂问数十句”，便将他从学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严修恳请收回成命，上谕：着毋庸议。

　　公务之暇，严修办《学部官报》，编白话教育歌。

　　还与人在天津合办《醒俗画报》，普及教育和立宪知识。

　　而直隶总督袁氏，则对君主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格外热衷。他害怕光绪帝复出跟他算账，所以鼓吹君主立宪以制之，想扩大权力，就鼓吹地方自治。

　　除了编撰《立宪纲要》做理论和舆论准备，他还通过商会，推动清廷立宪和天津自治。预备立宪前，他就建立了市政议会，请商绅议政。

　　他还利用盐商税款和捐赠，建立了天津府自治局和自治研究所，该所为研究地方自治的学术机构，并成为训导省内商绅、培训自治人才的基地。

　　不久，便出台了天津自治临时章程。章程规定，居民凡年满24岁者，只要不靠救济为生，能写自己的名字、年龄、住址和职业，都有资格参选。

　　但候选人资格有严格规定，必须是受过教育有小学文化以上者，致仕官员或有功名身份者，生员及经过地方官鉴定有著作者，或为殷富之家，财产在2000元以上或经营价值在5000元以上者，以及担任地方公益职务的绅士等。

　　紧接着，成立了“自治期成研究会”，以起草自治章程。

　　这些活动，严修和他的朋友们都参与了。他在天津与人合办《醒俗画报》，后来又办《醒俗报》，就是为了配合这些活动，进行宣传。

　　可袁氏过于热衷，竟下令一个月内建立地方议会和董事会。

　　开了19次会议，天津县自治机构通过一份仿效日本两院制的章程，要求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除知县兼任董事会议长，其他代表均由选举产生。

　　严修以为，天津自治运动已有效验，应迅速推广，勿议之不休。

　　清廷遂拟于天津进行司法独立的实验，但遭到多方攻击。严修力排众议说：司法独立之说，颇遭攻击，不去实行，哪能拿出标准来说服人。

　　天津地方自治选举终于有了结果，许多被选的代表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商人。在首届天津县议事会30名代表中，“李善人家”的李士铭被选为议长。

　　其时，立宪与革命，看起来各行其是，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形成了近代化合力。以一维的革命的眼光来看严修，严修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可用多维的近代化眼光来看严修，严修的历史作用超越了许多所谓革命先行者。

　　革命救国固然可泣，而普及教育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在致友人信中叹曰：每念立宪根基，系于教育，以全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欲图普及，不知从何处着手？为此，他彷徨中夜，刻不自安。

　　更何况自治兴起以后，自治机构与地方政府矛盾重重，因为地方政府已挪用了全部财政收入，不给自治机关一分一文，自治一开始就难以生存。

　　天津议会曾奢望本地征收的土地税或其他捐纳能自主地用于地方自治，但地方官不予理睬。议会只好威胁说要将此问题呈交北京督察院解决。

　　可清廷出尔反尔，下诏禁各省商绅、士绅干预政事，命订政治结社条规，又下诏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联名纠众立会、演说、发电等。

　　据当时《申报》载，苏省绅士致外务部、袁世凯电：

　　苏省商民因苏杭甬路借款事，惶急走告，人人以为东南大局，将尽入英人范围，不胜激愤，最终引起全国性学潮，并导致各省绅商自办路矿运动。

　　清廷以苏杭甬铁路借款，舆情未洽，请筹变通办法，下部议之。

　　反对立宪者立即以宪政为靶子，认为宪政导致动乱。而主张宪政者则反驳说，立宪各国并非如此，而是由于有学务之责者宽纵所致。学部压力甚大。

　　而严修坦然处之，只管办学，学校越办越多，学潮越来越猛，兴学带来了学潮。严修的态度影响到南开中学，使南开中学成了学潮发源地。

　　学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已成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对于无意中成了学潮“第一推动者”的严修，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几乎只字未提。

　　可外国人识货，那时李提摩太、高葆真在上海主持广学会，正编辑世界名人图册。他们致函严修，告知已将其纳入世界名人谱中。

　　严修复函，自谓滥竽，厕身于伟人谱里，聊以充数而已。

　　(二)

　　某日，夜，天骤明，一流星自西北来，向东南流逝。

　　初见时，光极强，如水月电灯，仿佛元宵灯火中金盘托月，将灭时有黄线一道，此其平生未见之奇也。乃宪政之流光，帝星之将殒耶？

　　不久前，严修觐见光绪帝，帝既瘦且黑，不胜忧悸。果不其然，不数日，闻悉，皇帝和太后先后去世。小皇帝溥仪即位了，其父载沣监国。

　　载沣——光绪帝弟，一上台，便向袁世凯开刀。不过，这一刀没有砍在头上，而是砍在脚上，诏曰：不意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

　　于是，袁氏仓皇出都，旧识齐喑，独严修作狮子吼：请明示功罪！疏上，留中不发，没人理睬他。严修去送行，与袁氏相视无语，揖别而已。

　　可载沣还不罢休，恨及严修，遂召见之。严修入宫，先到兵部报房小坐。随后，入乾清门，出月华门，入遵义门。门内北房三间，东门军机大臣先在，于西门少候。军机下，乃入。先向御座一跪，次入东暖阁，肃立。

　　一见面，载沣就说：论学务者大都揣摩迎合，本王实不为所动云云。其言甚长，唠唠叨叨。而严修等奏对约刻许，他就说没事了。

　　两日后，张之洞告诉他，是因为他提出小学课本要与立宪相合，惹了载沣。闻之，乃叹曰：朝廷言立宪，而政府不做，将来如何结局！

　　不久，载沣又命张之洞传谕严修，责其“礼仪生疏”。严修问，张说，摄政王只是连连说“严修于礼生疏”，迭语重复“生疏”二字。

　　严修带领引见游学生，完毕，即奉上谕：本日学部带领引见，侍郎严修、宝熙奏对错误，殊乖体制，均着交部察议。袁氏离京时，宝熙亦去送行，故也难逃干系。一周后，吏部察议下来，两人居然被罚俸半年。

　　人心惶惶，张之洞、宝熙俱告假，严修亦萌退意。

　　他游宦京城，本不为官，又不图钱，开销用度均以家财贴补。他以自家盐业作抵押贷款，应付京城开销，成为家族经济的一大包袱。

　　任职学部，为立宪而来，立宪无望，不如归去！

　　他决定辞职了，辞职前，他还要办一件事，与外务部会奏“赴美留学办法折”，设游美学务处，于北京西郊清华园旧址建肄业馆，即清华学校。

　　招收第一批留美学生，630人报考，连考2天，发榜时，仅录取了47人，其中有两人，金邦正、梅贻琦，为南开中学毕业生。他很欣慰。

　　然后，严修以回乡扫墓为名，向荣庆尚书请假。荣庆明白他苦衷，“请假修墓折”一奏即准。严修从此诀别旧朝廷，去了一块心病。

　　回到天津，严修即赴账房查阅账目，发现自己欠公账之款银2万两，银圆1万元，方知自己在京任学部侍郎期间，亏空竟如此之大。

　　所谓公账，即严修与其兄香孙两房共有之款项。

　　不久，严修向交通银行借银3万两偿还账房，以八厘五年息，借款分一年半偿清。从此绝意仕进，不复官场应酬，还清债务，优游自娱。

　　幸亏他回来了，不必再亏下去，更何况南开学潮又起。

　　严修闻讯，立即与南开中学通电话，问罢课情形。直隶总督陈夔龙，亦请严修开导学生。严修认为，开导学生不难，但朝廷宜从根本着手。他指出，此次风潮，因请愿开国会而导致，国会一开，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暂时不能开，也要向学生讲清楚，究竟何时开。他向陈夔龙建议，电请成立责任内阁期限。他没有去开导学生，反而去开导陈夔龙。

　　于是，3000多名学生游行，王贤宾等自治运动的先驱们都加入了游行队伍前往总督衙门，向总督陈夔龙递交公众请愿书，请陈代为转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场金融风波，将严家卷入其中。

　　1910年7月，上海发生因橡胶股票投机引起钱庄倒闭的风潮。

　　因上海多家外资银行如麦加利、汇丰、花旗等，均主动承接橡胶股票押款，使股票价格节节上涨。一时上海许多钱庄、商人及市民踊购该股。

　　直到股价超过发行价20多倍，上海滩人人都为该股而疯狂。

　　操纵者乘机全部脱手，便溜之大吉回国了，从此杳无音讯。

　　在沪各外商银行立即停止受押橡胶股票，并追索股票抵押放款！骗局大白，股价跳水，股票变为废纸！清廷命上海海关道维持上海市面。

　　金融风暴终于冲击到严家，导火索是上海海关道蔡乃煌。

　　严家为弥补因受骗而欠下的巨额贷款，曾以在南京的房地产做抵押，向蔡借贷了120万两。可蔡却在办理救市款项时，因贪污受贿被革职。

　　蔡被迫从源丰润钱庄撤出存款，致使在全国拥有17家分号的上海严家源丰润银号宣告倒闭。源丰润素为中外所信用，其倒闭，引发全国震动。

　　首先震动天津金融界。上海严家致电严修，请他出面挽救。

　　严修以商人自治运动以来的觉悟与经验，开始自救。他请王贤宾以天津商会接管严家在天津的源丰润和新泰钱庄的库存和账目，使天津债权人和存户取得了严家的房地产和股票做补偿。不过，严家的盐业和珠宝店还是维持了下来。

　　橡胶风潮以后，严家元气大伤，停止了对南开中学的捐款。

　　不仅所办公益事业多已停顿，每月依赖严家接济为生者，亦不得不裁减。被裁减者，不明真情，往往哀求，颇费周旋，严修心情日益沉重。

　　而此时，长芦盐业也遭致命一击。有人提出，外国银行通过给盐商贷款攫取盐业专卖权。这一说法引起朝廷重视，因而关注盐商贷款问题。

　　盐税是朝廷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财政对于长芦盐商的利用和依赖，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外资搅翻了上海，又来搅动直隶？要查到底！

　　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名义，暗伏政治杀机，一刀杀向自治。

　　当年袁氏搞自治，主要依靠盐商，朝廷下令逮捕王贤宾等，还没收了10位盐商的土地和家产以及铁路股票和债券等，显然要继续打击袁氏。

　　因为当年盐商向外国银行贷款，为盐商作担保的乃是袁氏。

　　好在严修早已做了产业转型的准备，从盐业转向工业，还与宋则久合作，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公司开办时，注册资本为银元5000元，可公司发展很快，不久后，资本额已扩充至20万元，在天津民族工业中，位居第三。

　　在近代天津，包括外资在内的一百家知名企业中，造胰公司排在第21位，而在民族工业中却排在第一位，显然，它已成了严家的产业支柱。

　　严修庆幸自己及时回家了，跟着旧朝廷走下去，难免要国破家亡。远的且不论，就眼下的金融危机和产业自救来说，他若不在家，谁来救他？

　　他诀别了旧朝廷，可朝廷却又想起了他。托张伯苓，婉转游说严修与严复为溥仪授读帝师。严修早就领教了摄政王的权术，避之唯恐不及，况且他再也不愿与旧朝廷搅在一起了，若被擢为帝师，如骑虎背，其势难下矣。

　　闻伯苓言，他一口就推辞了。此时，他的抱负，已在教育与实业中，不在帝王学中。袁氏亦以儿子教育相托，他没有推辞，一一安排后，复信袁氏，言祸至无日，欲待后来毕业之人才，挽今日垂危之世运，必无及矣。

　　垂危的是旧朝廷，而非世运，此两者严修未能分清，他培养的那些“后来毕业之人才”，其实是旧朝廷的掘墓人，如同袁氏练的新军。

　　教育能救国，却不能救清王朝，国与朝廷其实并不一致。

　　(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

　　北洋新军惟袁氏马首是瞻，惟袁氏之命是从。

　　严修关照好袁家子弟，便赶火车，匆匆赴京。

　　行至前门火车站，姻亲华氏派车来接，乘车至内阁铸印局，华璧臣等在此等候。问及朝廷近日情况，华氏认为，朝廷启用袁氏系真心。

　　于是，返津，火车上便听说清廷任命袁氏为内阁总理大臣，“皇族内阁”解体。上谕袁氏迅速来京，推行君主立宪，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

　　可时过境迁，现在连立宪党人也对立宪嗤之以鼻了。

　　当时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清廷退位，此乃天下共识。

　　有人劝袁氏取清而代之，但袁审时度势，以为有五不可：

　　其一，袁氏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其二，旧臣尚多，其势仍在；其三，北洋军将领无此思想准备；其四，清廷禅让，袁氏只能得半壁江山，而长江以南则难以问津；其五，南方民意尚不清楚，需以议和投石问路。

　　因此，袁氏所定的步骤是，先维持清室，次行君主立宪，再论民主共和，以民主共和逼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终由稳着走民国一途”。

　　汪精卫、李石曾来访严修，一番深谈之后，三人当晚进京。

　　先见杨度，再由杨度引见袁氏。罗瘿公致梁启超书云：

　　汪兆铭自共济会后，时来往京津之间，先由严修介绍见袁。

　　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论这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

　　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

　　于是，“国事共济会”应运而生，主张南北停战议和。

　　与汪会谈后，袁氏新内阁便出台了，在新内阁中，袁氏任命严修为度支大臣，相当于后来财政总长一职，严修不受命，面谒袁氏，坚辞之。

　　袁氏又专差送来急函告知严修，朝廷委其为全权大臣，赴南方讨论大局。严修立刻复函，申明自己不任官差，决不受命。于是，改派唐绍仪。

　　次日，凌晨四点，又接来电，请他与杨士琦任和谈参赞。

　　其时，袁氏欲与南方谈判，此事本由严修中介，故严修是他心目中最合适的议和大臣人选。而严修已绝意仕途，又辞，袁氏亦无奈。

　　当时，“非袁莫属”论流行，不仅立宪派和北洋军这样认为，连革命党人也如是观。黄兴表示，如袁赞成共和，决举其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汪精卫也认为，袁氏雄视天下，元首非其莫属。孙中山则断言：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辛亥革命成功，其因素有三，同盟会居其一，立宪运动居其一，新军起义居其一。三大因素中，袁氏有其二，而孙中山居其一。

　　其实，真正了解袁氏的是严修。李石曾主共和，以为袁氏为共和总统亦未尝不可，而严修主立宪，以为袁只适合为总理，不可为总统。

　　严修说，若袁氏为共和总统，将有害于己，亦有害于国。

　　后来发生的袁氏复辟帝制的事实，证明了严修所言确为先见。袁氏本无共和思想，而甘为共和总统，是欲以共和之名，谋清禅让之实。

　　袁氏先举起立宪的旗帜，以责任内阁逼摄政王载沣退位。再打着共和的旗帜，以南北和谈逼清帝退位。袁氏为总统，又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

　　袁氏这回一而再再而三来请，严修便找了个借口，带着袁家诸公子到欧洲去办理留学事宜了。对于袁氏，他国事不参与，家事则尽力。

　　袁氏以共和国总统的名义，发布《尊孔祀孔令》。孔子代表帝王道统，袁氏尊孔，可谓别有深意，他为将来复辟帝制，留了一条后路。

　　而严修则以为共和已至，帝统难续，袁氏不应脚踏两只船。

　　他在欧洲，暂时避开了袁氏，而注意到市政问题，指出市政应与教育并重，主张中国仿行外国市政——“欲行市政，当自天津始。”

　　他批评国内言时事者，最喜以法兰西革命与中国并论，对于法兰西市政却视而不见，只讲革命，不讲市政，只有党争，没有城建。

　　此番欧游，严修思想由以日本为中介，转趋西学本体，其政治立场，亦由君主立宪渐进于民主共和。此种转趋，在严修实属自发。

　　他在欧洲漫游，袁氏派人多次来电，催其回国就职。

　　躲不掉，只好回国面辞。他本是“面软”之人，可在此问题上，他的原则性强得几乎不近人情，这使他与袁氏“搞共和”划清了界线。

　　袁氏“搞共和”得寸进尺，先是将内阁制搞成了总统制，然后，又将自己搞成了终身总统。这还不够，他还要改变国体，将民主搞成君主。

　　梁启超匆匆来津，约会严修、张伯苓，告诉他们，前些天，袁氏父子约他于京郊汤山会面，杨度作陪。当言及共和制不适于中国国情时，袁克定即向梁征求变更国体意见。梁吞吐道：我平生研究政体，很少涉猎国体。

　　第二天，梁便偕一家老小来天津租界了。袁克定送走梁启超后，仍在汤山接见梁士诒。他直问梁士诒，是否肯助他行帝制。梁士诒不敢异议。

　　梁士诒当即召开交通系会议，声明：赞成帝制则不要脸，反对则不要头，何去何从？全体表决后，一边倒向袁克定— —要头不要脸。

　　可一向不问袁氏“国事”的严修，这回不要头了！他进言：

　　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

　　而那些想改国体的人，则欲以无信立国，以无耻导人。

　　进言后，袁氏无回音，严修决定进京，当面谏阻。家人惶骇，恐有不测。他坦然曰：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告。生死无惧矣！

　　严修见袁氏，果然话不投机：余论筹安会，总统意不谓然。

　　严修旗帜鲜明：若行帝制，则信誉为妄语，节义为虚言；为之则各派人士，相率解体矣。袁氏根本听不进去，暗示严修应该退隐。严修亦不妥协，遂断袍绝交而去，与袁家不复通问。他以传统士人气节，捍卫自由民主尊严。

　　梁启超也发言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斯文一出，各报转载，世人传诵。严修大为感动。于是致函梁启超，称该文，“为中国第一人文字”。

　　他语重心长，劝梁启超戒赌救国，曰：闻先生有打麻将赌博之好，修窃以为不可……袁氏做了83天皇帝，帝制招牌尚未挂起来便结束了。

　　严修阅报，知袁氏已宣布取消帝制。于是，一大早就起来，乘火车前往北京，至前门，他儿子智崇接站，引至北海，袁氏昆弟五人俱在此恭迎。

　　次日，严修往中南海见袁氏，劝袁氏为国家计、为个人计，都应辞去总统一职。他一向认为袁氏不宜于做总统，不如就此交了总统的差。

　　但袁氏仍抱有幻想，以为取消帝制，还能继续做总统。他宣布恢复责任内阁制，还想着大总统做不成，做个小总统也行。可为时已晚，他已无讨价还价资格，越贪位，就越被人看不起。连他的老部下也觉得他丢人现眼。

　　冯国璋劝袁氏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令袁绝望。袁于是口述遗嘱：总统应该是黎元洪。我就是病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可回去的却是他的灵柩。严修等由北京赴河南彰德，送灵柩入穴，行三鞠躬礼。一代枭雄，悄然入土，惟二三知己，于风尘中吊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