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央视的暗访镜头对准了分众传媒，一个垃圾短信制造大户的罪责一览无余。然而，就在被垃圾短信烦扰多年的手机用户将怨愤的指责对准这家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时，却成为部分移动运营商和sp公司树立正面形象的公关良机。
“收到垃圾短信可以投诉！用户举报免费！”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外宣称，近期加大了对垃圾短信的治理力度，用户收到垃圾短信可以立即投诉。甚至，广东省适时推出申请屏蔽sp号码业务，用户可通过拨打运营商客户服务热线的方式，终止该号码对自身的骚扰。
同样都在制造垃圾短信，被曝光了的分众传媒犹如过街老鼠，总裁江南春灰头土脸地承认这个曾经创造广告业神话的上市公司存在道德过失。然而，同样从垃圾短信中分得杯羹的移动运营商，却大摇大摆地利用了这一事件，以“救世主”的姿态向公众炫耀自己所谓为客户服务的宗旨。冰火两重天的境遇，恐怕分众传媒和移动运营商各自内心都很复杂吧。
对于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民营广告公司来说，形象毁誉有时可能关乎生死。但是，对于拥有5亿庞大客户群的中国移动运营商来说，几乎垄断的市场地位，公司形象的好坏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趋利性让两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同时选择了非道德的利益，而又因为不同的市场地位，在面对指责时表现出了不同的姿态。在这一问题上，运营商的罪过远远大于这个自称只占全国垃圾短信2％市场利益的广告公司。
长期以来，关于垃圾短信的问题，媒体给予了诸多报道和评论。早在3年前的2005年，垃圾短信的制造过程、利益链条就曾被媒体曝光，但面对质疑，移动运营商总是以监管技术达不到为由，将所有罪过推向无数藏在暗处的垃圾短信制造者。就在3月20日，在央视的穷追猛打之下，中国移动的相关负责人才第一次明确表示，“作为移动运营商，我们也有不可推卸的治理垃圾短信的责任”。
移动运营商的这一迟来的责任表态，我们更愿意理解为无可奈何与迫不得已，因为他们只字未提如何从技术角度为自己的客户屏蔽垃圾短信。在一个普通的手机用户看来，这种技术角度的屏蔽或许的确需要一定的技术。但对于一个业内人士来说，如何屏蔽恐怕早已不是太大的问题。如若不信，不妨看看那位移动运营商身份的董事长代表在刚刚结束的人代会上的提议，“为限制垃圾短信，应对一次性群发100条以上内容相同短信的用户进行实名制管理”。这位代表同时透露一组统计数字，“垃圾信息发送号的日平均发送量达927条，最高可达10851条，且这些号码在网时间短（平均不足3个月），欠费比率高（欠费用户率41%）”。
由此看来，运营商完全可以对自己的客户实行流量监管，只不过在垃圾短信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左右下，变得对令用户愤懑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乐得坐收渔利。如果不是这些“大客户”欠费率太高，让预想中的相当一部分利益无法真正兑现，移动运营商的内部人员还会自曝家丑吗？这是很多公众心中一个不解的问号。
在根治垃圾短信的问题上，包括移动运营商在内的方方面面都将矛头指向了法律条文的缺失。然而，即便在现有的法律状态下，难道就真的无法治理垃圾短信吗？5亿手机用户每月按时买单，移动运营商就应该保护绝大部分客户的利益，而不该以损害客户利益赚取那些所谓“sp大客户”的非道德利益。如今，运营商纷纷推出所谓的“治理”措施，却大多将治理的过多责任推向受骚扰用户自身，要么麻烦用户举报，要么麻烦用户申请屏蔽，这种不告不理的守株待兔之姿态，是不是显示出几分无为？无为中是不是还掺杂着对非道德利益的眷恋？
尤记分众传媒刚被曝光那天，众多手机用户难得地享受了一天清静。风头还没过，第二天垃圾短信照例光临。这就是弱势的手机用户的无奈！俗语说，打蛇打七寸，尽管治理垃圾短信可能是个复杂的工程，但也有它自己的七寸。相关部门从治理运营商开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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