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金斯谈中国城市化速度及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人民网北京3月22日专电　（记者　庄红韬）：“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今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就“中国城市化速度及对住房需求的影响”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我想谈一下中国在今后20年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以及它对于住房需求的影响。

　　大家谈论了很多住房需求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方面的内容。现在政府还没有采取一些足够的措施来解决这个住房的问题，尤其是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第一，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我认为刚才数据还不够快，肯定今后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会比这个数字发展的要快得多。我的分析基本上基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其它三个经济体的城市化进程，因为它们的进程是十分类似的。即年均增长率7—8%，而且在过去20、30年时间，出现经济的腾飞；日本是50年代到1975年出现了经济腾飞。台湾地区是1965年到80年代；韩国是到60年代到80年代出现了城市化的进程。

　　我们不应该只看城市化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还不十分精确，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包括农业，还是不应该包括农业，中国是否应该把流通人口包括在内？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52—53页英文版的两个表：第一个就是农业就业人口的数字在不断下降，从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中国台湾也在不断下降。中国是在改革初期有70%的人口从事农业。另外一个有趣的数据，如果你们把这些同样表格放在一块，把这些线放在一块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最近重新对购买力平价进行了一个对比，中国购买力平价比这些国家少。

　　很多人认为，现在亚行想要重新计算购买力平价，因为他们之前只用城市的数据，所以出现误差。世行数据是人均6000美元，亚行是人均3000美元，中行是人均3500美元，我们把这几个数字结合在一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短线说明中国至少从一开始，同其他的地方和国家有着类似的增长的趋势，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农业人口从50%降到10%，这是一个就业的结构巨大变化的时期。伴随而来的是，城市人口增长到40—70%。

　　下面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遵循这样一个规律？我认为至少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多年以来，中国基本上控制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因为它有一个户口制度，这个户口制度正在很快的消失。我们看到一些问题，很多城市的政府仍然限制户口制度。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会改变一个事实，就是在今后20年时间，中国面临着每年有超过一千万的人，甚至两千万的人将会进入城市。最近中国农村地区提供各种各样的补助，而且这种补助的水平非常高，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好，但是事实上，城市人口的收入比农村的人口收入高，而且增长更快。

　　补贴方面，当你有3.6亿人口或者2.6亿的人口在农村耕作的时候，这些补贴不可能让他们富裕起来。因此，对于中国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包括农村人口的家庭移入城市，在今后20年时间里，将有4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现在大家研究一下流动人口的居住地区，他们是在郊区租房子或者做保姆，或者他们自己建造一些住房。不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政府似乎没有为流动人口提供住房，除非是工厂员工的宿舍，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一个公共住房计划，使得流动人口家庭有地方可以住。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必须自己找房子住才行，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共住房计划给他们。

　　为四亿人口提供住房的成本是什么？表一中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用的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也就是是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数字。假设现在的农村人均单位家庭人口和城市是一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要提供这些资金的话，是非常高的，比2007年全国GDP还高，达到27万亿。但是，这个数字以美元来比较的话，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高。按照现在汇率来算，每年只需要两百亿美元。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吗？

　　大规模的住房计划模式出现在香港和新加坡，香港将山坡上贫民窟里的人移到一些简陋的公共住房当中，我那时候住在香港，我可以证实在住房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加坡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可能你们会说新加坡和香港比较富裕，但是那时他们并不是很富裕，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三千至四千美元，和中国现在差不多。你可以说，新加坡和香港规模较小，同中国没有办法相比，但是这样的话，谁都没有办法和中国比了，因为中国的规模比谁都大，但是政府的确采取了很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