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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真理标准一文的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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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接受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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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介书生”到“过河小卒”,胡福明个人命运的变化与国家命运的转折紧紧相连——
真理标准观点不新,
我只是把它写出来了
1978年5月,南京的天有些闷热,南京大学哲学系楼前人影稀疏,看起来空荡荡的。胡福明和好友姚诚埋头走上楼前的台阶,两人都显得心事重重。
姚诚对胡福明说:“你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话语间不无悲壮之感。引发两人不安的是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福明正是该文的作者。“文章写好后,此生不得安宁了。”胡福明自己也是这样说。
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之中,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
直至今日,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仍然活跃在各地的讲台之上,演讲的题目多和“解放思想”相关。
背景——
“两个凡是”逼出来的思考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老师,每天固定上下班,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
“不是我们没想法,是现实不允许我们有所想法。”南大商学院退休教授姚诚当时和胡一起在哲学系任教。据姚介绍,文革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思想禁锢得非常厉害。老师讲课,讲稿上很少用自己的话,它被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尽管小心谨慎,但“文革”开始后,这帮年轻教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份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批斗、游街、扫厕所等,胡福明吃尽苦头。
“一个少年时代就入党的党员,不知道自己正面临怎样的风雨、怎样的世面以及怎样的明天。”著名学者、时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葛林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他们那时一帮根正苗红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集体困惑。
现实逼迫他们开始独立思考。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在南大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又是第一个站出发言。从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四人帮”一阵穷追猛打。
据姚诚的回忆,当时南大还有个叫舒海青的青年教师,带着学生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在一列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上,用沥青刷标语,内容是“打倒四人帮”、“建设新生活”之类,引起全国反响。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对新生活的企盼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这波热潮很快降温。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中国前景再蒙阴影。
写作——
医院中构思疗救中国的长文
“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本性,让他想得更多。”姚诚这样评价彼时的好友胡福明。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路口,“(未来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坚持‘文革’路线,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人民将陷入苦难深渊,中国真的要万劫不复了;要么改弦更辙,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胡福明理所当然地选择争取第二条路,“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也没有一个报刊能公开发表。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天才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导师都如此,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不能例外。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检查出肿瘤,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要住院手术。
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就这样,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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