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小姑娘”非法集资被判死刑再引死刑争论

　　邱兴隆:对死刑采取“慢性死亡法”

　　⊙本报记者 肖山

　　本期焦点

　　1. 废除死刑问题在中国学界达成了共识，但这种共识并不认为现在就应该废除死刑。

　　2．逐步废除死刑，让民众觉得并没有因此感觉不安全，就能引导民众慢慢接受废除死刑。

　　3月22日，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对非法集资7亿元的“小姑娘”杜益敏判处死刑。被告没有任何暴力行为，仅仅因为高息集资，就要面对死刑，这一案例，引起了各界的广泛议论。

　　而在一周前，广东《新快报》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仁文的观点说，中国的法律界对废止死刑的意义和可行性已形成共识，但制约决策的关键因素是民意。官方愿意废除死刑，只是老百姓不答应。在死刑问题上，民意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差距很大。

　　纯粹的财产犯罪有必要判死刑吗？学界是否就废除死刑问题达成了共识？仅仅是因为民意反对才无法废除死刑吗？中国废除死刑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在死刑废除问题上，是民意决定还是另外的因素决定？

　　带着上述问题，《法制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著名刑法学家、有着“死刑研究第一专家”之称的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邱兴隆，他的观点颇为超前，代表了法律理论界的一家之言。

　　短期内废除死刑并无共识

　　提到学界就废除死刑问题达成的“共识”，邱兴隆教授说，“这个提法比较含混。” 他说，从长远来看，中国将来肯定应当废除死刑，这符合世界潮流，也在中国学界达成了共识，但这种共识并不认为现在就应该废除死刑。

　　“至于中国需要多久才能全面废除死刑，20年？50年？还是100年？这个现在不好说。实际上，主张现在就废除死刑的学者，在中国还是极少数。”邱教授表示，他本人就是这极少数中的一员，他主张立即全面废除死刑。

　　不过，邱教授也知道自己的主张很难真正被实施，因此，他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种折中方案——对死刑采取“慢性死亡法”。

　　他说，“慢性死亡法”就是在废除死刑问题上实行分步走，逐步取消各类死刑，直至最终全面废除死刑。(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主张首先尽快废止“非暴力犯罪”领域的死刑。

　　邱教授解释说，非暴力犯罪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犯罪、财产犯罪、道德犯罪。经济犯罪典型的情形就是贪污贿赂和非法集资，财产犯罪则包括盗窃、诈骗等，道德犯罪中的典型情况就有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比如涉及卖淫类的犯罪。

　　这位教授相信，“对那些只要不是直接导致有人身死亡结果发生的犯罪废除死刑，民众还是能接受的。”

　　他以盗窃罪举例说，本来，中国自古就有说法：“贼无死罪。”但1997年修改刑法之前，中国长期以来对盗窃罪实行死刑，以至于民众也认为对财产犯罪要适用死刑，但刑法修改之后，对普通盗窃罪废除了死刑，现在人们也没见得有多少反对意见。

　　引导民意最为关键

　　提到民意对死刑废除的影响，邱教授认为，应当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民意虽然对此有影响，但中国废除死刑，关键的一点是需要“政治家的勇气和胸怀”。

　　在这位教授看来，1980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实施后，对大量的经济犯罪都规定死刑，历次严打则扩大了死刑适用范围，这种刑事政策给民众传达了一种信号，即“重典治国”，使民众普遍形成了对重刑的迷信，强化了死刑意识，这种社会心理效应现在是“积重难返”，现在突然说要废除，民众一下子肯定接受不了。

　　邱教授认为，法律和民众意识有双向互动作用，一方面法律要顺应民意，另一方面法律还可以并且应当引导民意。逐步废除死刑，让民众觉得并没有因此感觉不安全，就能引导民众慢慢接受废除死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要做一个事就能做成，比如30年前的改革开放就突破了那么多的思想禁区和条条框框。”邱兴隆说，在废除死刑问题上同样如此，只要决策层愿意做，是办得到的。“现在的政治家们在价值取舍上，更多地趋向尊重个人权利，废除死刑，需要政治家的勇气和宽容度。”

　　提及民意和官方、学界在死刑问题上的态度差别，邱兴隆认为，这涉及到精英意识和大众意识的关系问题，“民众和学界的观点不同，这是很正常的，关键看怎么引导。”

　　他认为，一项好的决策，需要由思想界先提出来，经过宣传、引导和讨论，使民众认识其必要性和价值，从而在内心认可，最终接受精英层的观点。“学界和官方必须让广大民众意识到，废除死刑，是尊重全体民众人权的必然选择。”

　　这位专家承认，公民广泛强烈反对废除死刑，正是我国长期以来重刑政策对民众形成的强化意识。(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现在的问题是，决策者究竟是应当一味跟着民众意识跑，还是以一种理性的、负责任的态度引导民意，让民众逐步理解和顺应精英层的呼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后者是必然。”

　　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专访时，邱兴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他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肯定要以增加犯罪为代价，经济发展和犯罪增加是成正比的，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肯定也是犯罪最发达的国家。

　　因此，邱兴隆教授呼吁，民众要认识到犯罪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要以平常心看待犯罪，犯罪的有无及其严重程度，与是否实行死刑没有必然关系，犯罪不是靠死刑能弹压下去的。因此，民众大可不必害怕废除死刑。

　　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呼声日高

　　⊙陈杰人

　　浙江丽水人杜益敏因为非法集资7亿元，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在中国死刑正被严格限制适用，死刑实际执行数大幅度减少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判决让人们不得不关注。我们需要重新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非暴力犯罪，究竟是否应当适用死刑。

　　毫无疑问，杜益敏的集资诈骗行为会让很多人血本无归，由此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这的确可恨。而从法律的规定来看，对杜的一审判决也并无不当。

　　但问题是，以非法集资等为典型情况的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不合理性。

　　从犯罪的过程来看，集资诈骗的受害人存在一定过错，他们明知高息违法还参与集资，是犯罪得逞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犯罪的手段来看，集资诈骗毕竟不是暴力犯罪，并无人身危险性，不会直接导致伤亡的发生；从社会后果来看，虽然这种犯罪会冲击金融秩序，影响社会稳定，但这并非犯罪者的目的和意愿，同时，这种结果也是多方因素造成，如果一个国家法治健全，即便有人受骗，也不至于影响社会稳定，而是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

　　对非法集资犯罪适用死刑，仅仅是我国死刑制度不尽合理的一个缩影，仅就经济和财产犯罪而言，贪污贿赂、盗窃、诈骗、走私等犯罪的最高刑都是死刑。(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这一方面不符合世界上的大趋势，因为人的生命无价，不能以财产犯罪为基础进行剥夺，同时，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死刑也不能真正遏制这种犯罪的存在。

　　1997年刑法修改时废除普通盗窃罪的死刑，当时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和担忧，但10年的实践表明，取消普通盗窃罪的死刑，并没有使盗窃罪增加和泛滥。这一经验，应当成为中国废除经济类和财产类犯罪死刑的契机和实证，以此为基础，继而全面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民众最难接受的可能是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很多人认为，当前腐败横行，不用重典难以遏制。尽管这种重刑威慑犯罪的观念早就被100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证伪，但笔者依然理解民众的呼声。因此，可以考虑两种方式来实施：一是仅对贪污贿赂犯罪保留死刑，而废除其他所有财产和经济犯罪死刑；二是全面废除经济和财产类犯罪死刑，但提高有期徒刑上限至50年并规定不许保释制度，让贪官因为害怕一辈子失去自由而不敢贪腐。

 　　总的来说，废除死刑是世界潮流。在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的确很难做到近年内全面废除死刑，但在这一问题上，中国需要走出实质性的步伐。